按：第六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3日前在香港揭晓，作为华语文坛奖金数仅次于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奖项，红楼梦奖在过去十余年里，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公众视野。在过去的六届里，中国大陆作家四次赢得这一奖项。而今年获奖的阎连科，已经不是第一次入围。

在阎连科获奖次日，界面文化记者曾经致电阎连科，希望他能谈一谈自己与红奖的故事。但阎连科在电话里表示“没什么好讨论的，一点意思都没有”拒绝了采访。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红楼梦奖的召集人、评审之一的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林幸谦教授，请他以见证者的身份，谈谈他眼中的红楼梦奖。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９日下午，第六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揭晓获奖名单，中国大陆作家阎连科凭借小说《日熄》得到首奖。作为本届“红楼梦奖”的召集人、评审之一，亦作为连科的朋友，在揭晓结果的那一刻，我内心是喜悦的。

２００５年，在张大朋先生的赞助下，由浸会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红楼梦奖”创立，这是全港首个为全球所有华文作家设置的奖项。此后每两年举行一届。每至评奖年份，筹委会成员自年初便会投入紧张的遴选工作，从之前两年出版的两千馀本中港台等多地的华文长篇小说中选出约二十至二十五本作品，再由初选委员选出六本入围作品。最后邀请世界著名的文学专家、评论家及作家组成决审委员会，从中选出首奖作品。

２０１１年，我接下了“红奖”的评审工作，迄今已经以召集人的身份主持了三届。对它的情感随着时间的流驶愈加深厚，而能在工作中结识两岸三地文学界、学术界的精英，与他们共同为世界华文文学略尽绵力，更让我感到荣幸。每每置身于热烈的讨论中，看着诸位评委为自己激赏推崇的小说赢得首奖不遗余力地发言，又愿意因为他人的精辟评论而妥协退让时，我的心中都会涌起感动。毕竟，在这个阔步前行的快节奏时代里，能为文学暂时停下脚步，严肃认真地讨论片刻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本届“红奖”的入围结果在２０１６年６月７日揭晓。７月１８日，本届决审委员会的六位成员：白睿文教授（Ｐｒｏｆ．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ｅｒｒｙ，中文小说英语翻译家；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校园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陈思和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图书馆馆长）、陈义芝教授（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副教授）、黄子平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誉教授）、黄碧云女士（小说家）、钟玲教授（小说家及诗人、澳门大学郑裕彤书院院长）在四个多小时的讨论后，得出最终结果：阎连科的《日熄》获得首奖；台湾作家甘耀明的《邦查女孩》、大陆作家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获得决审团奖；台湾作家的《单车失窃记》、香港作家陈冠中的《建丰二年：新中国乌有史》、大陆作家迟子建的《群山之巅》获得专家推荐奖。

回首重看六届“红奖”获首奖作品的作者名单，会发现这场建立于文字之间的争夺战，涉及版图已然覆盖了两岸三地。第一、二届的获奖作品分别是大陆作家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劳》；而第三届获首奖的作品则是台湾作家骆以军的《西夏旅馆》，在那一年的角逐中，骆以军的竞争对手皆是文坛前辈，他的脱颖而出出乎了许多人的预料，毕竟当前的不少文学奖都将资历作为十分重要的衡量标准；不过也在意料之中，这本小说的深远寄託、奇特构思、华丽语言都让它拔得头筹的结果显得理所当然，实至名归。第四届时，大陆女作家王安忆的作品《天香》获得首奖，第五届时，本次“红奖”的决审评委之一、香港女作家黄碧云的《烈佬传》获得首奖。《日熄》的作者阎连科是大陆作家，此前已经获得卡夫卡文学奖等多项国内国际重大文学奖项。

其实，“红楼梦奖”评审委员会早已经关注到这位笔耕不辍，佳作不断的作家，第四届和第五届的评审中，他都先后入围，然而最后都是遗憾地“擦身而过”。有类似遭遇的优秀作家不止阎连科一人。香港作家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时间繁史·哑瓷之光》两次入围决审；2008年，马来西亚留台作家李永平的《大河尽头》甫一出版，便赢得无数好评，在2010年顺利入围第三届“红奖”终审；大陆作家毕飞宇的《推拿》、苏童的《黄雀记》在推出当年都获得内地读者、评论界好评，赢得茅盾文学奖。然而最终，这些优秀作品都和“红奖”失之交臂。其实这种种遗憾自「红奖」确定规则时就在所难免，为了最大程度确保获奖作品的水准，每届“红奖”最多允许六部作品入围决审，而且只评出一部作品获得首奖。于是忍痛割爱时的无可奈何就成为每位评审每次参与“红奖”评选时要经历的心情。

不过，在小说《红楼梦》中，各色人物无论怎样腾转挪移，力图在选择取舍间求得各方周全，最终都难免留下缺憾。这种不得圆满的人生况味，《红楼梦》中诸人，“红楼梦”奖诸评审皆要经受。不过，倘若缺憾产生于精益求精的态度和原则，我认为是值得的，至少那些对文学有热情、有追求的作家们会因此看重“红奖”，将获得首奖看作对自己创作的可喜赞美。所以，当连科在电话採访里表示由衷感谢时，我感受到的欣喜是双重的。身为“红奖”评审，作家对奖项的重视无疑是对我自身的重要肯定；而身为连科的朋友，我也为他能得到“红奖”的肯定感到喜悦。

刚翻开这部小说时，我就产生了见到老友的亲切感觉。连科兄那汪洋咨肆、一旦涌出便仿佛可以源源不断奔流下去的语言，反复出现的经过改造变异的重叠式新词都太有个人风格；而其中人物朴实活泼的乡言俚语、刻意俗化土化的语段，又在表明确认着他河南农民的身份。对于欣赏《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等阎氏小说的我而言，这一切都太熟悉了。

然而，随着阅读的逐步深入，陌生感却取而代之。建立在熟悉感基础上的陌生感更加令人兴奋，它意味着某种固定思维方式的颠覆，使得阅读小说成为走出思考“围城”的尝试与冒险。我猜想，当连科兄决定以十四岁的梦游男孩李念念为叙述者展开写作时，他的心裡会有与我在阅读时产生的殊途同归的新奇与激动，因为写作本身已经成为一次改写日常生活经验的挑战。

《日熄》一开篇，陷入梦游的叙述者便强行将读者拖入他那游离于清醒人和梦游者之间的独特逻辑：“喂——你们都在吗——有谁能来听听我的说刀吗？”既然将叙述人定位为一个梦游男孩，那最恰当的故事进行时间自然是一夜。杜克大学教授罗鹏（Ｃarles Rojas）在序言中已经点明小说在这一层面上与《尤利西斯》的相似性——作者乔伊斯将整个故事浓缩进一天。

在这篇序言中，罗鹏教授还从“梦”之书写这一角度出发，指出《日熄》与《尤利西斯》及鲁迅《呐喊》的相类之处。《尤利西斯》中，主要人物（以及作者的替代人）斯蒂芬·迪达勒斯说他正尝试从一种被视为噩梦的历史中醒过来，以摆脱历史的困扰。而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也曾犹豫不决地自问是否应该将同胞们从睡梦中惊醒。

其实，在阎连科之前的小说创作中，“梦”一直都存在，在很多时候还充当重要角色。讲述爱滋病村里种种有关爱欲生死故事的小说《丁庄梦》就以其为名。卷一十分简短，只描述了“酒政”、“膳长”、“法老”的梦，小说的叙述基调由此确定。相当明确的现实背景使得其中的惨烈事件与社会真相构成难以迴避的对照关系，如堕梦中的破碎叙述笔调却又模糊了虚实界限。而在更早之前的小说《受活》中，由伤残居民构成的受活村为了致富，竟然打算从俄罗斯购买列宁遗体，发展观光业。这种不可理喻的想法及行为又何尝不类似梦游者？然而，彼时对政治领袖的狂热崇拜，此刻经济对政治的消解，这些更深层次的真相何尝不体现于受活人奇怪的想法和行为中？

或许从那个时候（甚至更早），阎连科就在思索着真实和虚幻之间的关系了吧。到《日熄》这本小说，这种思考更加深刻，而且将关注点从政治大背景下的集体转移到具体的个人，对人的精神世界有了深入的探索。在１９日的电话採访中，他反复强调阐述着这种转变。与此同时，他还说起《日熄》的创作其实缘起于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产生的不真实感，他说自己有时候走在街上会想：身边这些为生计、为成功奔忙劳碌的人，究竟是活在现实，还是身处梦境。

所以我更愿意将小说中人物不断的死亡看成是人灵魂的耗损乃至消亡，现代人生命中深层次的真相在此可以得到呈现。绝望和无力感也因此更加深重。然而，这显然不是阎连科希望传达给读者的，在采访中，他说自己希望写黑暗中的光，写人的救赎与重生，所以在小说中写了不少善良的事，而且在结尾处，太阳终究是被造出来了。身为决审委员之一的陈思和教授显然认为阎连科已经得偿所愿，他说自己可以从小说中感受到对普通人的信任，相信人在危机时刻会关注到人的尊严。

（本文由林幸谦口述，经其研究生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