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时期的日本作家，如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或受日本新闻机构的派遣，或以个人身份，纷纷到中国考察各地文化、民情。谷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18年、1926年两次旅行中，游历了东北、北京、天津、汉口、九江及江浙等地。学界一般将谷崎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1918年和1926年正是区分这三个时期的关键节点。

日本勉诚出版社将于8月出版《谷崎润一郎：中国体验和物语的力量》一书，探讨谷崎从两次中国之旅中受到的影响，以及他笔下的中国形象。

在来中国之前，谷崎润一郎就偏爱书写中国。1909年刊登在《新潮》上的出道之作《麒麟》，直接取材自《史记·孔子世家》和《论语·雍也篇》，讲述孔子传道途经卫国时，试图说服卫灵公远美色、专心治国而未遂的故事。故事的真正主角却是南夫人，她奉行享乐主义的态度，开启了谷崎不惜因美而废道的极端唯美追求。

不过，很少有日本作家在来到中国之后仍然像谷崎那样，延续对中国的美好想象。在《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中，1921年受大阪每日新闻社之邀踏上中国之旅的芥川，对上海的第一瞥遗憾中掺杂着鄙夷：“说起来，日本人印象中的人力车夫绝不邋遢……但中国的黄包车夫则不同，说他们脏一点也不过分。且环顾四周随意看看，众人皆生怪相。他们一个个扯着脖子，大声吆喝，让刚上岸的日本妇人颇为反感……”

肮脏、污垢、妓女、苦力、乞丐，这些是大正作家如菊池宽、芥川龙之介描述中国常用的关键词，但谷崎润一郎在《恋爱与色情》中回忆起在北京逗留期间，感叹北京胡同的“黑咕隆咚才是真正的夜”。在《都市风情》中，他登上北京的钟楼，“这个大都市的家家户户都掩映在树阴之中，几乎看不见房舎，确实给人一种大国古都之感。要想在东洋寻找这样典雅的街市情趣，恐怕只有去中国不可了。”

中国在谷崎润一郎笔下已经成为寄托浪漫情感的遥远国度，这种情感上的期待在文学中表现为“中国趣味”。这个词第一次被明确地提出来是在1922年，当时《中央公论》刊发了题为《“中国趣味”研究》的特辑共五篇文章，其中包括谷崎的《何为“中国趣味”》。

文中，谷崎说，“面对具有如此魅力的中国情趣，能够感受到一种如同遥望故乡山河时的不可思议的憧憬之情”。谷崎生活在日本急剧西化的年代，中国成为代表古老东方的一种符号，这丝毫不让读者感到意外。他对中国的书写类似对故乡的怀念，周作人在《与友人谈怀乡书》中分析了类似的情感：“因为在外国，与现实较为隔离，容易保存美的印象，或者还有别的原因。”

谷崎如此钟情于中国，或许是由于其少年时期即已受到的汉学熏陶。昭和三十年时，年近古稀的谷崎陆续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回忆录《幼少时代》，其中一篇文章提到他在日本桥区小学时的班主任稻叶清吉，这是位崇尚程朱理学、王阳明学的夫子，引导少年谷崎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领域。年龄稍长后，他又进入龟岛町的秋香私塾研习中文，阅读过的汉学书目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十八史略》《文章规范》《诗经》，这些都为其后来创作中国题材的作品奠定了基础。

这也就是为什么旅中后的谷崎润一郎下笔时有意识地过滤掉了妓女、苦力、乞丐，保留下来的是古典文献中的中国印象。这是对现实中国的回避，也是谷崎润一郎寻找文学理想的一种方法。

除《麒麟》外，谷崎有关中国题材的作品《鲛人》、《魔术师》、《人鱼的叹息》等均写于大正时期，这是日本近代史上最混乱、思想最驳杂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一方面继承了明治维新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大量吸收，另一方面经历了1911年的“大逆事件”（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人被诬私制炸弹，密谋刺杀明治天皇，24人被捕），政府加强了对文化界的思想控制。而在军事上，日本已经在中国关东确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些变化对文艺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些思想进步的文学家不甘于在思想上受政府的控制，也基于对古诗词中的古代中国的向往，为了在中国找到艺术的故乡、心灵的家园，来到中国旅游并创作了大量以中国为素材的作品，形成了日本近代史上的“中国热”。同时，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走向末路，琐碎、客观的描写已经无法排遣作家压抑的情感，适逢象征主义、恶魔主义等世纪末情调在西方勃兴，作家开始退避到纯文学领域，推动了日本唯美主义的蓬勃发展。

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谷崎举家搬迁至京都。他不谈政治，专为艺术，京阪一带秀美的自然景色、纯朴的风土人情、浓郁的古文化氛围成为他后半生写作的背景色，《细雪》、《春琴抄》等巅峰之作就诞生在这里。

这样一个“为艺术”的谷崎君于1926年再次旅中，试图寻找自己在文本中力图表现的未被现实浸染的世界时，在与田汉、郭沫若、欧阳予倩等作家的交流中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现实的一记重击。彼时中国社会刚经历了五卅惨案和北伐战争，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中国作家开始关照现实，再也无法像谷崎润一郎那样可以不顾现实生活中的苦与痛，而进入一种陶醉愉悦、浑然一体的艺术之境。

1955年前后，郭沫若、田汉等人分别向谷崎润一郎发出访华的邀请，这位远离政治的作家以健康状况不良和不愿交际为由婉言谢绝。这位一生只进行过两次海外旅行的文豪再未踏上中国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