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陈琼烨

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并不在袁博的意料之中。如今已是威雅学校集团董事、副总裁的他，曾一度是公立体制内的“非典型学霸”，没有被“鸡娃”，没有上过补习班，甚至偶尔翘掉擅长的英语课......

回忆起20多年前的高中生涯，他庆幸自己被赋予了足够的自由。高一时遇上新上任的校长，入职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撤销这所公办高中的晚自习。从此，五点半就放学，学生们有了更多时间凑在一起，打球、运动。

2003年，袁博高考，他成为一匹黑马，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回想起来，那年班上发挥稳定的多是平日里一起打球的同学。“大概是打球和比赛练成的平稳心态。”

走上国际教育这条路，更像是误打误撞。他曾两次与出国读书“擦肩而过”。高中时，堂哥堂弟去了美国，于是他也申请了一所西雅图的高中，只是“不想被落下”，最后却卡在了签证上。多年后，他申请MBA，连续被四所顶尖商学院拒绝。他开始思考自己真正想做什么，“二十几岁的年纪，有试错成本，大不了重头再来。”

在经历咨询公司生涯、独自创业不温不火后，袁博和朋友一起做风投，投资了如今被家长熟知的常州威雅学校的雏形，成为了威雅创校核心成员之一。那段时间，他每周开车往返上海、常州两个城市，看着一所学校逐渐成型。

日前，界面教育和袁博聊了聊他本人进入教育行业的历程，对国际教育的观察，以及“浪潮”退却，国际化学校将何去何从等问题。 

以下为采访实录，刊发有所删节。 

界面教育：你本人的教育经历是什么样的？

袁博：我从小在江苏常州长大，一路读的公办学校。高中时想过出国，因为一起长大的堂哥堂弟那段时间基本上都去美国了，我当时也申请了一所美国高中，录取了。后来碰到911，留学生签证紧张，两次都没签下来，我心里也有点不服，就决定不去了，想之后靠自己的本事读研再去。

界面教育：那时候去读美高似乎并不常见。

袁博：挺少的，我们班里就我一个。当时觉得堂哥堂弟都去了，自己也不能被落下。还有一方面是因为从小的生活圈子很小，学校、家里两点一线，到了高中，自己特别想要独立，想要离开家去探索新的环境。

界面教育：学生时代有没有对你影响深刻的老师？

袁博：高中时期的校长。他的思想比较前卫，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消所有的晚自习。以前晚自习上到九点半，现在五点半就放学了，给了我们每天放学后运动的时间，以及更多自主安排学习生活的空间。

还有当时的班主任，也是我的英语老师。她允许我可以不上她的课，去别的教室学别的东西，给了我很大的尊重和自由。反观当时如果我碰到的老师都是强压型的，每天都处于紧绷和被迫的状态下，我可能会“躺平”。

界面教育：你读书那会儿有课外班吗？

袁博：有，但没现在这么普遍。我每周去堂弟家玩的时候，我大妈会给我们两个讲一些有趣的英语知识，用不标准的英文进行简单对话。她是个医生，也完全是出于兴趣爱好，边玩边学的方式也让我和堂弟对英语有了基本兴趣和自信。

当时我们几个一起打球的同学，高考都考的不错，没有一个在课外补习的。但近几年就不一样了，好像身边没有补习的孩子反而少见。

界面教育：从进入教育行业到现在第八年了，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袁博：每年看到在威雅念书的孩子们的成长和变化，包括我的三个孩子，都让我对教育事业的热情有增无减。同时也在琢磨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教育引导他们。

威雅这几年的发展还是超乎我的想象，也反应了家长对于全人教育和多元化教育需求的快速增加。到今年我们已经在香港、常州、南京和杭州有了四个校区。当然，挑战肯定很大，不过回过头来看，还是很有成就感。

界面教育：进入教育行业以来，内地K12国际教育发生了哪些明显变化？

袁博：经历了一个过山车式的变化。2013年左右，我刚接触国际化教育的时候，国际化学校基本上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二三线城市凤毛麟角。那个时候提到国际教育，更多的还是一些公办学校国际部。

2016、2017年井喷式爆发，到处都在新建学校；随后两年到达顶峰，各地基建配套要打造新城，都想引进高端的学校，有国内知名公办学校品牌，也有国际品牌。那个时候处于发展较快、跟国际接轨较火热的阶段。我记得那时跟各个地方打交道，大家对于国际友人、招商引资和海归人才是非常热烈的。

从2019年到现在，又出现了往下走的趋势，主要还是受国际局势以及疫情影响，出现了一个“回潮”。

界面教育：这次“回潮”对国际化学校的办学会带来什么影响？有观点认为，不同学校间的差距会进一步拉大，产生两极分化，你是否认同？

袁博：风暴还没有结束。这几年对国际化学校的挑战非常大，也出现了一些办不下去的情况，最近新闻里也经常看到一些学校停止办学了。

现在处于“退潮”的阶段，我觉得大家要练内功了。民办国际化学校要生存下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具备差异化，尤其是办学理念和学校文化这两个方面，最后能留下来的一定是特色非常鲜明的。

界面教育：外教招聘这几年有点儿难，有双语学校增加双语教师的比例，当下是培养双语教师的好时机吗？

袁博：未来双语教师一定是一个趋势，每个学校都有非常好的双语教师，他们有外教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即跨文化和跨语言的理解能力。特别是有过海外留学经历，或是在海外从事过教育的这种海归人才，他们会在国际化学校里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五年、十年以后，不管是海归回来，还是国内本土培养的双语教师，他们很有可能会占据大半壁江山。

界面教育：有研究报告显示，过去五年间，全球范围内K12国际学校集团入学率增长七成。据你观察，集团化办学趋势是否会持续扩大？

袁博：全球范围内，集团化办学在未来会是一个趋势。它有自身优势，比如资源共享，这是单独办学很难去做到的。另外还有一些可以标准化的东西，如学校的规章制度、流程，后勤运营管理等，走的弯路会少很多。

从行业规律上看，集团化办学的学校是会越来越多的。因为它可调配的资源会更多，但是也取决于政策、市场需求等不确定因素。

界面教育：内地K12阶段的国际教育，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袁博：现在还是有很多办学者坚持“升学率高就是好学校”，被戏称为“国际化学校里的衡水中学”。未来不管是政策、行业还是竞争的压力，我希望所有的教育工作者们都能避免把孩子当作考试的工具，让每一个孩子得到尊重和成长为办学真正的核心价值和目的。

界面教育：进入教育行业这么多年以来，你是否有曾经深信不疑，现在却有所怀疑的事情？

袁博：我曾经深信不疑的是，全球化的进程是不可逆的，社会会愈加开放和交融，国际教育行业前景会越来越好，需求和资源也会越来越多。后面碰上了疫情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对这个行业肯定有冲击。但是你问我对这个行业有没有失去信心和信仰，我觉得没有。 

不管是疫情，还是短暂的国际关系变化，纵观人类历史长河，都是一阵一阵的。反过来，越是因为我们现在身处的的环境，作为国际教育的工作者，我们越要坚持这条路走下去。

我们培养出来的孩子，他们看到的世界跟一个封闭的环境培养出来的孩子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他们未来会成为打破不同国家之间隔阂，把不同的背景和文化的人凝聚起来的领导者。我们做的一点一滴，可能在十年二十年之后，说不定就能够改变未来世界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