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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科尔尼贺晓青:全球资本新动向中,会有两类中国制造业企业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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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科尔尼贺晓青:全球资本新动向中,会有两类中国制造业企业胜出

贺晓青认为,对企业而言,与其担心产业链转移,不如主动走出去,“与浪潮共舞”。

2022年6月15日,上海,航拍开启“满电”生产的特斯拉超级工厂。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丨闫桂花

近日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1-5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3%,折合877.7亿美元,同比增长22.6%。数据还显示,前5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42.7%。同期举行的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吸引了156亿美元的投资额,比上届增长31.4%。

在出口前景不明、产业链转移疑虑持续扩散的大背景下,这些数据是难得的对信心的提振。国际咨询公司科尔尼大中华区总裁贺晓青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依旧很强,尽管背后的因素近些年发生了变化;而近期热议的产业链外移现象对中国而言更多是产业升级的问题,半导体、汽车等一些高附加值的行业产业链仍留在中国,且有强化的迹象。

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关注另一个反向的力量,即后疫情的制造业的“近岸化”(near shore)趋势。根据科尔尼3月开展的美国制造业回流动向调研,越来越多企业正努力把制造生产迁回离美国更近的地方。不过贺晓青认为,转移的产业链中其实也包括不少中资企业。除了政府要积极出台鼓励外资的政策,中国企业还应该主动走出去,“与浪潮共舞”。在墨西哥的中国产业园就是个很好的案例。她认为这可能是目前国内的产业链叙事下被忽视了的一个视角。

以下是采访实录,经过编辑。

界面新闻:科尔尼今年4月份发布了一份外商投资吸引力报告,显示中国今年对外商的吸引力在增强,从去年的第12位上升到第10位。为什么会有这个提升?另外,该报告调研时间是今年1月,没有考虑到近几个月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上述结论还能成立吗?

贺晓青:首先需要指出,我们这个信心指数调研的是企业高管未来三年的看法,属于中期预期。其次,构成这一指数的因素包括一系列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等。

政治因素主要涉及政策的透明度、政府效率、税收、对外资财产的保护等等。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政府效率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案例就是,特斯拉在中国建厂投产只用了12个月时间。从透明度讲,中国在吸引外资、尊重和保护外资方面的做法也一直比较连贯、一致。而印度在2019年前后出台的限制外资在电商、数字化经济方面的政策影响了其在外商投资信心指数上的排名。

当然中国2022年指数提升也跟疫情防控有关。2020年下半年、2021年,中国在成功的疫情管控下的一枝独秀的经济增长可圈可点。今年的疫情管控挑战带来了更多的观望情绪,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决策是一个左右权衡的、中期的过程。中国市场也有一些重要的有利因素。

经济因素方面,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庞大的市场。90年代、本世纪初,成本优势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人力资本低,但现在庞大的国内市场已经是第一要素。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的研究数据显示,2006年外商投资的产出在中国的销售额是800亿美元,出口是5600亿美元;而到了2020年,外商投资在中国的销售额和出口额分别为1.5万亿美元和9000亿美元。本土销售额增长了17倍。

这就是外资向“在中国投资为中国市场”(in China for China)的转变。上述数据在中国可能未必很多人关注到,但一个可见的事实就是,近期很多企业,包括特斯拉、陶氏化学、BP都在增加在中国的投资。

第二,中国的技术竞争力还在稳步提升。中国1-5月高科技相关的外商投资增速为42%,还是非常高的,远高于同期外商投资的平均水平。以半导体为例,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设备的市场。这些都跟技术创新能力有关。对外资来说,这些产业的投资收益率也更高。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高素质、敬业的人才。例如,虽然很多服装企业可能会在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地区设厂,但这些厂子的管理人员都是中国人。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也公开表示,中国的劳动者非常敬业、高效。

所以,其实从近期市场上的信号可以看出,一些跨国企业是非常看好中国的。比如大众刚刚宣布中国是他们最重要的市场。我认为这并不是为了讨好中国政府,而是他们一个真正的商业决策。

界面新闻:能否具体谈一下中国在创新能力方面的优势?刚才也提到了,1-5月份的外商投资数据中,高科技相关的投资增速非常亮眼。

贺晓青:一是总体而言中国创新能力在发展中国家已具备明显优势,比如,包括交通、能源供应、通信等基础设施完善、创新水平领先(中国2020年的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2.4%,是历史最高,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科技人力资源持续增长、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以及包括自贸试验区、国家高薪技术产业开发区等高水平开放平台完备。

具体而言,中国在一些产业,如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半导体和电动车领域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资。中国正在大力发展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疫情加快了各行业数字化赋能的速度。例如,去年ABB电气完成了对上海联桩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收购,进一步拓展在电动交通领域的业务。而戴尔已将先进存储设备的生产产能转移到厦门工厂,未来还会进一步加快数字经济和电子信息产业的投资。绿色低碳在政府和企业的推动下发展迅速、前景广阔,也吸引了很多相关高技术领域投资。例如,空气化工产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工业气体公司),近几年在中国投资建设了200多个生产设施。半导体领域和电动车领域,上文已经提到,包括特斯拉的案例。

界面新闻:日前,商务部、发展改革委等研究修订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强调,该目录将围绕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促进中西部区域协调发展。文件还提到,支持外商投资设立新技术研发中心。接下来,对外商投资的吸引政策是否会有区域性或行业性的转变?

贺晓青:我觉得应该是。关于这个目录最近几个月一直在吹风,不过迄今还没看到目录的细节。关于鼓励外商成立研发中心,其实过去这些年,中国民间也好,政府也好,都在主动进行产业升级,而直接相关研发中心在产业升级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对产业研发,不管是外资还是内资,都会有一些扶持的政策,这是其一。

另外区域发展也是很核心的一点。从今年1-5月份,以及1-4月份的外商投资数据可以看出。1-5月,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6.1%、35.6%和17.9%。

而1-4月,中部增长44%,西部增长27%,东部增长19%。1-4月东部与中部的差别甚至更大,所以,应该跟疫情关系不大,主要还是外资的主动选择。中西部对外商有着独特的吸引力,成本更低,地方政策更积极,比如前两年合肥、安徽对外资汽车企业的成功吸引就是一个例子。

界面新闻:外资的信心对中国经济(尤其是今年5.5%的增长目标很有挑战性的情况下)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贺晓青:外资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按照商务部信息,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5%,不足全国企业总数3%的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约50%的进出口总额、25%以上的工业产值、20%的税收和10%的城镇就业。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1胡润在中国的外资及港澳台企业百强》显示,在华外资百强企业2020中国区销售额共5.9万亿元,相当于中国全年GDP的6%,平均每家企业年销售额590亿元。

另外,利用外资有利于我国经济建设和产业升级,带动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界面新闻:最近关于企业正在分散供应链风险的讨论很多,尤其是很多说法认为,产业链正在加速从中国向印度、越南等地转移。疫情是否是触发这个趋势的主要因素?还有哪些因素产生了影响?

贺晓青:产业链的转移可以分为两轮。第一轮是2008年左右开始的。从19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成本——亚洲低廉的成本吸引欧美企业前来开厂,然后再出口到欧美。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这种成本驱动的全球化。然而这种优势在2008年以后慢慢丧失。很多企业,尤其是鞋服行业,开始向东南亚转移,但这本身是跟中国的产业升级同时发展的,所以不能简单说中国的制造业吸引力更差,其实是一个行业升级的过程。

第二轮始于2018年中美贸易战左右。这一轮转移有两个特点,一是快;二是其中中资转移的比例很大。越南是一个重要的出口替代方,然而我们也发现,越南的出口中很多都是中国过去的加工贸易。一方面,越南向美国的出口中很多来自中方的投资;另一方面,很多产品是在中国加工部分后,到越南完工,然后再运到美国。

这期间,印度等东南亚国家也在积极吸引外资。从2015年开始,包括小米在内很多手机厂商等中资被吸引到了印度,也帮助印度等慢慢建立起来了相关的产业链。最近讨论特别多的苹果在印度建厂一事,也跟这有关。

电器行业,尤其是苹果手机,其附加值还是比较高的,它的转移,对中国来说应该值得关注。

尽管如此,终端安装,比如手机,向外转移的速度会快一些,而其他一些比较高科技的零配件仍留在中国。所以整个行业的产业链里面,相对低端一点的企业在往外转,但相对高附加值的重要部件其实在中国还是成长的。

另外一个例子,中国市场的汽车产业链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汽车产业链非常复杂,往往整车周围都要有这种零部件的制造厂,它的转移更加困难。另外,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特斯拉的例子比较典型。一方面在中国继续增加产能,从去年的50万辆产能基本满负荷生产的情况下,到今年约80万的产能。另一方面,特斯拉的出口比例在去年1/3的基础上还是在增加的,说明就汽车产业链而言,在中国市场还是比较经济和高效的。

界面新闻:科尔尼最近出版的《2021年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报告》显示,美国企业高管考虑回流的比例高于往年。为什么?有什么影响?

贺晓青:如前面提到,中国市场具备一些核心吸引力;但同时也有一个反向的趋势,就是这份报告提到的回流(reshore)、近岸化(near shore)趋势。欧美体制下企业决策关注股东回报、投入产出,政治其实并没有导致太多回流,不管特朗普政府或者拜登政府如何呼吁,除非其政策强大到足够影响投入产出。但过去两年受疫情影响,回流确实发生了,因为太长的供应链、或单一的供应链布局会导致更大的风险。中国在这一趋势下将尤其受到冲击,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制造业基地。我们从2013年开始每年制定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今年看到,美资企业想回流的比例明显更高。

这并不完全是针对中国,而是伴随着整个世界孤岛化的趋势,大家更倾向于按区域化方式布局供应链。因为面对像疫情这样的冲击,如果供应链太长,无论在物流时间、成本、还是在履约风险上都非常不可控。

相应的,美国所谓制造业回流更多是综合经济和风险考量后的近岸化,回流到墨西哥、加拿大乃至中美洲的,可能会超过回流到美国的,而欧洲近岸的东欧地区、土耳其甚至北非等受益于类似趋势。

界面新闻:面对这种近岸化趋势,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怎么做?

贺晓青:我们谈外商投资谈的比较多,但可能忽略了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刚才提到,企业在向美国、欧洲近岸等地转移,这其中其实包含了很多中国企业。如我们美国企业回流指数报告里提到,在墨西哥有与中国合资的运作的很成功的中国产业园,吸引了很多中国企业。他们过去后发现市场需求非常强劲,产能很快就难以跟上订单,而且物流成本等也大大节省,于是非常积极地扩大产能。所以,其实他们也是这一趋势的受益者。

我们过去几年经常说,中国出口导向性企业因为成本增加、订单减少面临转型困境,但同时我们可能忽略或谈的不多的是中国制造业走出去的趋势。例如产业链里可能是成品企业先走出去,现在是成品企业也在带着中间企业走出去,如鞋服企业逐步带着纺织企业出海,家具企业逐步带着上游企业出海。当然同时中国的供应商也在积极布局其客户要求的全球工厂网络,如汽车零配件企业。 

总结而言,我相信应对供应链转移挑战中,中国制造业里胜出的会是两类企业,一是在中国积极进行产业升级、布局高端的企业,另一类就是积极勇敢出海,获取更优的成本、离客户更近的地理优势乃至规避税收和供应链风险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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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晓青认为,对企业而言,与其担心产业链转移,不如主动走出去,“与浪潮共舞”。

2022年6月15日,上海,航拍开启“满电”生产的特斯拉超级工厂。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丨闫桂花

近日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1-5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3%,折合877.7亿美元,同比增长22.6%。数据还显示,前5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42.7%。同期举行的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吸引了156亿美元的投资额,比上届增长31.4%。

在出口前景不明、产业链转移疑虑持续扩散的大背景下,这些数据是难得的对信心的提振。国际咨询公司科尔尼大中华区总裁贺晓青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依旧很强,尽管背后的因素近些年发生了变化;而近期热议的产业链外移现象对中国而言更多是产业升级的问题,半导体、汽车等一些高附加值的行业产业链仍留在中国,且有强化的迹象。

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关注另一个反向的力量,即后疫情的制造业的“近岸化”(near shore)趋势。根据科尔尼3月开展的美国制造业回流动向调研,越来越多企业正努力把制造生产迁回离美国更近的地方。不过贺晓青认为,转移的产业链中其实也包括不少中资企业。除了政府要积极出台鼓励外资的政策,中国企业还应该主动走出去,“与浪潮共舞”。在墨西哥的中国产业园就是个很好的案例。她认为这可能是目前国内的产业链叙事下被忽视了的一个视角。

以下是采访实录,经过编辑。

界面新闻:科尔尼今年4月份发布了一份外商投资吸引力报告,显示中国今年对外商的吸引力在增强,从去年的第12位上升到第10位。为什么会有这个提升?另外,该报告调研时间是今年1月,没有考虑到近几个月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上述结论还能成立吗?

贺晓青:首先需要指出,我们这个信心指数调研的是企业高管未来三年的看法,属于中期预期。其次,构成这一指数的因素包括一系列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等。

政治因素主要涉及政策的透明度、政府效率、税收、对外资财产的保护等等。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政府效率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案例就是,特斯拉在中国建厂投产只用了12个月时间。从透明度讲,中国在吸引外资、尊重和保护外资方面的做法也一直比较连贯、一致。而印度在2019年前后出台的限制外资在电商、数字化经济方面的政策影响了其在外商投资信心指数上的排名。

当然中国2022年指数提升也跟疫情防控有关。2020年下半年、2021年,中国在成功的疫情管控下的一枝独秀的经济增长可圈可点。今年的疫情管控挑战带来了更多的观望情绪,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决策是一个左右权衡的、中期的过程。中国市场也有一些重要的有利因素。

经济因素方面,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庞大的市场。90年代、本世纪初,成本优势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人力资本低,但现在庞大的国内市场已经是第一要素。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的研究数据显示,2006年外商投资的产出在中国的销售额是800亿美元,出口是5600亿美元;而到了2020年,外商投资在中国的销售额和出口额分别为1.5万亿美元和9000亿美元。本土销售额增长了17倍。

这就是外资向“在中国投资为中国市场”(in China for China)的转变。上述数据在中国可能未必很多人关注到,但一个可见的事实就是,近期很多企业,包括特斯拉、陶氏化学、BP都在增加在中国的投资。

第二,中国的技术竞争力还在稳步提升。中国1-5月高科技相关的外商投资增速为42%,还是非常高的,远高于同期外商投资的平均水平。以半导体为例,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设备的市场。这些都跟技术创新能力有关。对外资来说,这些产业的投资收益率也更高。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高素质、敬业的人才。例如,虽然很多服装企业可能会在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地区设厂,但这些厂子的管理人员都是中国人。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也公开表示,中国的劳动者非常敬业、高效。

所以,其实从近期市场上的信号可以看出,一些跨国企业是非常看好中国的。比如大众刚刚宣布中国是他们最重要的市场。我认为这并不是为了讨好中国政府,而是他们一个真正的商业决策。

界面新闻:能否具体谈一下中国在创新能力方面的优势?刚才也提到了,1-5月份的外商投资数据中,高科技相关的投资增速非常亮眼。

贺晓青:一是总体而言中国创新能力在发展中国家已具备明显优势,比如,包括交通、能源供应、通信等基础设施完善、创新水平领先(中国2020年的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2.4%,是历史最高,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科技人力资源持续增长、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以及包括自贸试验区、国家高薪技术产业开发区等高水平开放平台完备。

具体而言,中国在一些产业,如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半导体和电动车领域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资。中国正在大力发展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疫情加快了各行业数字化赋能的速度。例如,去年ABB电气完成了对上海联桩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收购,进一步拓展在电动交通领域的业务。而戴尔已将先进存储设备的生产产能转移到厦门工厂,未来还会进一步加快数字经济和电子信息产业的投资。绿色低碳在政府和企业的推动下发展迅速、前景广阔,也吸引了很多相关高技术领域投资。例如,空气化工产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工业气体公司),近几年在中国投资建设了200多个生产设施。半导体领域和电动车领域,上文已经提到,包括特斯拉的案例。

界面新闻:日前,商务部、发展改革委等研究修订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强调,该目录将围绕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促进中西部区域协调发展。文件还提到,支持外商投资设立新技术研发中心。接下来,对外商投资的吸引政策是否会有区域性或行业性的转变?

贺晓青:我觉得应该是。关于这个目录最近几个月一直在吹风,不过迄今还没看到目录的细节。关于鼓励外商成立研发中心,其实过去这些年,中国民间也好,政府也好,都在主动进行产业升级,而直接相关研发中心在产业升级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对产业研发,不管是外资还是内资,都会有一些扶持的政策,这是其一。

另外区域发展也是很核心的一点。从今年1-5月份,以及1-4月份的外商投资数据可以看出。1-5月,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6.1%、35.6%和17.9%。

而1-4月,中部增长44%,西部增长27%,东部增长19%。1-4月东部与中部的差别甚至更大,所以,应该跟疫情关系不大,主要还是外资的主动选择。中西部对外商有着独特的吸引力,成本更低,地方政策更积极,比如前两年合肥、安徽对外资汽车企业的成功吸引就是一个例子。

界面新闻:外资的信心对中国经济(尤其是今年5.5%的增长目标很有挑战性的情况下)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贺晓青:外资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按照商务部信息,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5%,不足全国企业总数3%的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约50%的进出口总额、25%以上的工业产值、20%的税收和10%的城镇就业。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1胡润在中国的外资及港澳台企业百强》显示,在华外资百强企业2020中国区销售额共5.9万亿元,相当于中国全年GDP的6%,平均每家企业年销售额590亿元。

另外,利用外资有利于我国经济建设和产业升级,带动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界面新闻:最近关于企业正在分散供应链风险的讨论很多,尤其是很多说法认为,产业链正在加速从中国向印度、越南等地转移。疫情是否是触发这个趋势的主要因素?还有哪些因素产生了影响?

贺晓青:产业链的转移可以分为两轮。第一轮是2008年左右开始的。从19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成本——亚洲低廉的成本吸引欧美企业前来开厂,然后再出口到欧美。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这种成本驱动的全球化。然而这种优势在2008年以后慢慢丧失。很多企业,尤其是鞋服行业,开始向东南亚转移,但这本身是跟中国的产业升级同时发展的,所以不能简单说中国的制造业吸引力更差,其实是一个行业升级的过程。

第二轮始于2018年中美贸易战左右。这一轮转移有两个特点,一是快;二是其中中资转移的比例很大。越南是一个重要的出口替代方,然而我们也发现,越南的出口中很多都是中国过去的加工贸易。一方面,越南向美国的出口中很多来自中方的投资;另一方面,很多产品是在中国加工部分后,到越南完工,然后再运到美国。

这期间,印度等东南亚国家也在积极吸引外资。从2015年开始,包括小米在内很多手机厂商等中资被吸引到了印度,也帮助印度等慢慢建立起来了相关的产业链。最近讨论特别多的苹果在印度建厂一事,也跟这有关。

电器行业,尤其是苹果手机,其附加值还是比较高的,它的转移,对中国来说应该值得关注。

尽管如此,终端安装,比如手机,向外转移的速度会快一些,而其他一些比较高科技的零配件仍留在中国。所以整个行业的产业链里面,相对低端一点的企业在往外转,但相对高附加值的重要部件其实在中国还是成长的。

另外一个例子,中国市场的汽车产业链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汽车产业链非常复杂,往往整车周围都要有这种零部件的制造厂,它的转移更加困难。另外,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特斯拉的例子比较典型。一方面在中国继续增加产能,从去年的50万辆产能基本满负荷生产的情况下,到今年约80万的产能。另一方面,特斯拉的出口比例在去年1/3的基础上还是在增加的,说明就汽车产业链而言,在中国市场还是比较经济和高效的。

界面新闻:科尔尼最近出版的《2021年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报告》显示,美国企业高管考虑回流的比例高于往年。为什么?有什么影响?

贺晓青:如前面提到,中国市场具备一些核心吸引力;但同时也有一个反向的趋势,就是这份报告提到的回流(reshore)、近岸化(near shore)趋势。欧美体制下企业决策关注股东回报、投入产出,政治其实并没有导致太多回流,不管特朗普政府或者拜登政府如何呼吁,除非其政策强大到足够影响投入产出。但过去两年受疫情影响,回流确实发生了,因为太长的供应链、或单一的供应链布局会导致更大的风险。中国在这一趋势下将尤其受到冲击,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制造业基地。我们从2013年开始每年制定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今年看到,美资企业想回流的比例明显更高。

这并不完全是针对中国,而是伴随着整个世界孤岛化的趋势,大家更倾向于按区域化方式布局供应链。因为面对像疫情这样的冲击,如果供应链太长,无论在物流时间、成本、还是在履约风险上都非常不可控。

相应的,美国所谓制造业回流更多是综合经济和风险考量后的近岸化,回流到墨西哥、加拿大乃至中美洲的,可能会超过回流到美国的,而欧洲近岸的东欧地区、土耳其甚至北非等受益于类似趋势。

界面新闻:面对这种近岸化趋势,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怎么做?

贺晓青:我们谈外商投资谈的比较多,但可能忽略了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刚才提到,企业在向美国、欧洲近岸等地转移,这其中其实包含了很多中国企业。如我们美国企业回流指数报告里提到,在墨西哥有与中国合资的运作的很成功的中国产业园,吸引了很多中国企业。他们过去后发现市场需求非常强劲,产能很快就难以跟上订单,而且物流成本等也大大节省,于是非常积极地扩大产能。所以,其实他们也是这一趋势的受益者。

我们过去几年经常说,中国出口导向性企业因为成本增加、订单减少面临转型困境,但同时我们可能忽略或谈的不多的是中国制造业走出去的趋势。例如产业链里可能是成品企业先走出去,现在是成品企业也在带着中间企业走出去,如鞋服企业逐步带着纺织企业出海,家具企业逐步带着上游企业出海。当然同时中国的供应商也在积极布局其客户要求的全球工厂网络,如汽车零配件企业。 

总结而言,我相信应对供应链转移挑战中,中国制造业里胜出的会是两类企业,一是在中国积极进行产业升级、布局高端的企业,另一类就是积极勇敢出海,获取更优的成本、离客户更近的地理优势乃至规避税收和供应链风险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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