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镜心的故事很像那个年代有志于建设现代国家的青年志士的模板，1902年他从家乡东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当中国同盟会成立时，他是最早一批会员，并参与策动了山东境内几乎每一次的反清暴动。辛亥革命后的徐镜心继续站在孙中山一边，直到1914年。那一年民国政府发生分裂，这位曾与黄兴齐名的北方革命领袖被捕并遇害，历史学家们将他视为袁世凯主导的中国政治斗争下的牺牲品。

这个故事也许是完成一部近代史诗的不错落脚点，但很快，张炜发现徐镜心身上还具备着难以理解的另一面——他留下了一部名为《长生指要》的著作。

这一事实简直太有趣了，作为龙口本地人，王献唐的《山东古国考》和李白凤的《东夷杂考》向来受到张炜的推崇。他清楚追求“长生术”的方士在家乡曾经占据的地位，从先秦以来，这些方士就醉心于自己对于身体不朽的梦想，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连感冒也治不好。在一些特点的历史时期，比如秦皇汉武的年代，方士会走进正史的叙事，而大多数时，他们籍籍埋名于普通中国人生活的日常里。

眼前文字中记载的这位四十岁就引颈受戮的同盟会元老，现实中很可能是最后几代山东方士中的一位。

张炜他安静地搜集整理与长生术和徐镜心有关的资料，思索如何处理这一庞杂背景选题。逐渐他发现了胶东半岛地区一直存在的被称为“独药师”的群体，这个陌生的名词在未来将作为一部他认为快感淋漓的小说的书名。但在当时，这个故事尚未成为最令张炜头疼的难题，他继续等待时机。

彼时张炜仍在对长篇小说的创作题材进行搜肠刮肚式构思。张炜以创作谱系的丰富性著称，从早年凭借短篇小说崭露头角开始，稍后的《古船》、《九月寓言》等几部长篇小说为他奠定了文坛声誉。这些作品的风格迥然不同，甚至读者群体相互抵牾。但张炜正是这种作者，重复几篇不同的长篇故事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吸引力。

张炜的激进文学实验在2010年到达顶峰，这一年他出版了超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全书篇幅达到了惊人的450万字——这通常是以故事繁复累赘闻名的网络小说的规模。

这本堪称文学豪赌的作品为他带来了茅盾文学奖，以及数不清的声誉，同时也夹带着质疑。人们认为过于冗长的篇幅无疑降低了文字的艺术感，并会制造过多繁琐细节。对张炜而言，这正是他刻意追求的。“我故意抛开原先那种精致的小说写作，营造一个粗犷的故事体系。这也是一种写法。”但他对于读者有没有耐心读完自己的全部文字同样深感忧虑，在一次私人的午餐中，他告诉上海的朋友，“应该以后不会尝试这种超长篇写作了。”

无论如何，《你在高原》的出版使张炜如释重负。他在几年后推出了一本儿童文学书籍，并向自己的第20部长篇小说发起冲击，选取的题材正是暌违20年的徐镜心的故事。

大量的素材搜索使得张炜在挑选故事和构思情节时轻松不少，同时他深入研究了先秦以降的方士传说，对古代帝王念兹在兹的长生之术也频繁涉猎。但采取何种形式驾驭住这一波澜壮阔的主题？张炜绞尽了脑汁。

通常的做法，凭借张炜在山东地区多年以来掌握的信史和民间传说，写作一部多达数卷的地方革命党人反清建国的奋斗史，会是不错的选择。但这种形式的坏处在于不新颖，而这正是张炜希望极力避免的。

从《古船》、《红高粱》开始，80年代同时崛起的这批中国作家，始终以善于截取地方史而构建近代民族史诗而广受关注。但批评的声音认为这种视角宏大、人物众多的小说模式在文学复兴初期情有可原，但在今日无疑已经严重落后了。

张炜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他恰好想到了一个堪称独特的角度。

在过去，长生术从未被作为严肃文学的描述对象，即使有，它们往往充当的也是被嘲讽被解构的消遣对象，和永动机一样都被当做人类痴心妄想的图腾。“但这太廉价了。”张炜打算不带任何预设立场的复原当时人对于永生和革命并举的追求。

历史上，浊世往往伴随着长生术的蔓延，养生风尚最隆重的时期，总是伴随着战国或魏晋这类乱世。山雨欲来的清末显然也符合这样的社会背景。在小说中，张炜借人物之口表达了类似观点：“我们赶上了首屈一指的乱世，我们能做的就是养生。” 

根据记载，在清末的胶东半岛，几乎每一座城镇和村落里都有专一修炼长生的人。然而单纯的避世修真并无任何现实意义可言，徐镜心让张炜感到敬佩又不可琢磨的地方在于他本人既是长生术的修炼者，同时又是甘愿流血的革命党人。

“我一开始发现史料越来越多，几乎不用虚构，就可以写出波澜壮阔的革命小说，后来发现从长生术研究者角度置入这场大革命，东西方文化、教会、医院，从这些交集矛盾里，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激烈的时代对抗下，追求长生和冒险革命在同一个人身上构成了强烈的反差感。文学评论家张新颖谈到自己在阅读《独药师》的过程中反复联想到了同样弥漫着时代疑惑感的《日瓦戈医生》。

“管家手记”的出现直接抬高这部小说的可读性，它将读者关注到的故事画面拉高到一个广阔的视野，在那里，沉浸于修生或情爱故事的读者才会发现主人公的行事举动与革命大环境之间的因果由来。即便草率翻阅，对于理解故事完整性也会好得多。

观察张炜小说多年的文学评论家、《上海文学》主编陈思和直言倘若最终的小说版本缺少了“管家手记”这节内容，整个故事将会流于单薄，艺术性也会大打折扣。见证这些信息的“管家”在小说内容中未受到太多提及，这种对于人物关系描述的克制，无疑增加了小说张力。

张炜承认，在自己多达20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过程中，《独药师》是带给他写作快感最强烈的一部。长达数十年的资料整合与创作构想来自多重方面，其中既有张炜对于家乡历史的浓厚兴趣，也有对于激烈变革时代人物的深切同情。

陈思和提醒读者，这部小说不仅仅是超长篇实验以后张炜个人创作的一次回归，还呼应了同年龄段的作家群体的集体嬗变。

他指的当然是最近出版了《匿名》的王安忆，以及刚刚获得红楼梦奖的作家阎连科。在陈思和眼里，《匿名》是一部卡夫卡式的现代主义作品，将人的生存背景抽象化，从而为读者提供了思辨的空间；阎连科的《日熄》更是一部非常抽象的寓言故事，令人想起《狂人日记》。

连续翻阅了两部作品后的陈思和，再次被《独药师》的角度吸引。并且，这次他隐约察觉到文学风向的转移。

“这批作家在20世纪末同时拿出了表达中国社会的力作。可他们到了现在，好像不自觉地思路都往抽象路线上去走。我想这是否会意味着中国文学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张炜或许同样对答案保持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