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性格能够有所改变。2014年的一项研究追踪了人们为自己设定的理想性格之目标,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人都想要变得更加外向、更具亲和力,期望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以及对新事物更加开放。高达97%的受访者称希望自己更加认真负责。
上述种种欲望看起来都源自于“不满”。如果人们在性生活、兴趣爱好或友谊方面不甚顺利,他们便希望自己能够变得外向。而当他们不满于自己的财务状况或是功课时,他们则会希望自己能够更加认真负责。以上发现均体现出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所提出的“不满的结晶化”(crystallization of discontent)这一概念:他声称,当人们认识到自身的诸般缺点已形成某种一般性的模式时,他们便会修正自己的核心价值及偏好,以便为某些改进作辩护。,
年复一年,美国人在各类“自我修炼“的书籍、光碟、讲座、培训及压力管理课程方面花费甚巨,为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合群,更有同情心的人。一言以蔽之,就是让自己更有魅力。不过,在关于“促使人们作出改变的因素究竟为何”的理论之下,还有一个心理学家们经常争执不下的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性格真的能够被“改变”吗?
“拥有某种性格”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在这一问题上常常有不少误解。社会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著有备受争议的《性格与评估》(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一书,并以著名的斯坦福棉花糖实验(Stanford marshmallow experiment)而为人所知。他认为“性格的连续性”这类提法总体上缺乏可靠性,一个人在特定时间点所做出的行为更多地依赖于他当时的处境,而非内在于自身的某种长期性的、本质性的特征。他的研究显示:人的前后两个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大约只有0.30(最高值为1.0)。
1979年,心理学家西摩·爱泼斯坦(Seymour Epstein)的系列研究对人们在不同情境中的行为进行了观察,这些情形包括冲动、高兴、育儿及解决问题。研究发现,米歇尔以情境因素来解释人们在特定时间点上的行为的理论大体上是正确的,但爱泼斯坦也认为米歇尔尚未充分注意到另一个问题,即:人们在长时段中的行为总体上来看仍可以体现出某种一般性的特质。透过四项研究,爱泼斯坦表明,将实验时间延长到两周后再进行比较,则性格的稳定性就超出了上文提到的0.30这个系数——某些时候甚至有0.90之多。
“计划周密的人在外向性方面的变化会更加明显”
新近的研究确证了爱泼斯坦的发现。思考性格特征的最佳方法,就是将其视为各种各样的“密度分布”(density distributions):在一天当中,大多数人的行为总体上还是在所谓的“真我”范围内浮动,将某种性格特征付诸行动,仍是常态而非例外。给定这一点,我们就仍然可以有意义地谈论人与人之间的性格差异:当我们从总体上考察人们在长时段中的行为分布时,个体间的差异仍然是相当稳定的。
例如,几乎所有人在一天当中都期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些独处的时间,但某些人在这方面的需求比他人要高。
这一新发现意味着什么?简单来说,那就是人们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塑造着他们的性格,你内向也好,认真负责也罢,都不会太过偏离先前已经养成的“套路”。毫无疑问,基因对行为模式有着深远的影响——当代心理学家布莱恩·利特(Brian Little)将其称为我们的“生物基因”(biogenic)本性——但这也并非板上钉钉,不可动摇的。只要能够在长时段当中对自己的行为模式实施充分的调整与修正,我们多多少少还是能够令自己的性格有所改变。
理论上固然是讲得天花乱坠,但它在实践层面有何意味?值得注意的是,人在其一生当中的性格变化并不算微弱,即便他自己并未在这方面特别用功也仍是如此。研究显示,人们倾向于变得更加成熟,并根据自己的年龄来调适自身的行为:例如,一个典型的65岁长者的自律程度通常比年轻人高出85%,亲和力也高出75%有余。某人所担当的社会角色对此也有一定影响。一个人越是长期从事某项工作,他就变得愈发认真负责;与此相似,一个人与他人保有稳定关系愈久,他就愈发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并具有较高的自尊。事实上,一个愈能坚守承诺的人,也就是一个愈能促使自己的性格发生改变的人。
不过,这些途径不是那些热衷于心灵鸡汤的人所感兴趣的。他们想知道他们能否改变性格,因为他们想要这么做。那么,除开跳槽、进入长期的亲密关系以及接纳一个新的自我认同等途径之外,人们能否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性格?
一些研究肯定了这种可能。一项2006年发表的研究发现,那些担心自己变得死板无趣的大学生为了让自己变得更风趣,将会变本加厉地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举例而已,不推荐读者效仿!)另一项发表于2011年的研究则发现,那些想要发展诸如“领导力”之类的性格特质的学生会更多地投身课外活动。
“该研究澄清了一项对个人成长的常见误解”
最近,来自于密西根州立大学与伊利诺伊大学厄巴拉-香槟分校的纳森·哈德逊(Nathan Hudson)和克里斯·弗雷里(Chris Fraley)对一组希望在某些方面改变自己性格(例如“我想更加健谈”)的本科生进行了为期一学期(16周)的考察。每周他们都会参加性格测试,以便对随着时间流逝而产生的性格变化进行测度。
为协助特定参与者实现其目标,研究者随机地抽取出半数学生,在“目标设定”上对其实施干预。在此主张之下,研究者会定期地就学生最想发展的特质对其进行提醒,要求他们采取一些更加具体、可行的措施来帮助实现目标(例如电话告知某人某日须来共进午餐),并制定一套“如果-那么”式的实施细则(例如“压力大时便向家长倾诉”)。同时,研究者也会警告参与者,那些宽泛的目标,诸如“我希望变得更自律、更能自控”,往往太过模糊而难以带来持续的改变。
经过一个学期的实验,那些想变得更加外向、有亲和力,希望更能控制自己情绪的学生大多取得了实质上的进步。例如,想要令自己情绪“较当前而言”更加稳定的人的确每个月都在这方面有一定成长。此外,与控制组相比,那些为改变自己性格而专门制订了周全计划的人在外向性、认真负责及情绪稳定性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要更大一些。然而在亲和力方面,上述的一系列干预则基本未能产生帮助。
尽管此研究结论看起来令人振奋,但在此也必须强调一点:改变的效果并非是疾风暴雨式的,而是在整个学期当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步步地积累起来。此说并不是要反对哈德逊和弗雷里的基本方法,而是要提醒读者留心一项对个人成长的常见误解。根据多伦多大学的简妮特·波利维(Janet Polivy)和彼得·赫尔曼(Peter Herman)的研究,许多人由于低估改变自身性格的难度、抱有过高预期或是急于求成等因素而最终未能实现其预定的目标——他们称此现象为“虚假希望综合症(false hope syndrome)。”
根据他们的理论,人们原本就倾向于制定困难的、乃至于自己几乎达不到的个人成长目标(例如“我想变得苗条”),他们在取得一些初期成果后并无多少进展。但是,他们在分析自己的失败时,会倾向于认为失败并非不可避免;例如将其归结为“我只是还不够努力”等。进一步地,他们会认为自己仅需作出某些细节上的调整便仍可获得成功。最终,他们也就由于“能力配不上野心”而再度遭逢挫败,并继续以错误的方式分析自己的失败。如此这般,陷入循环往复的怪圈之中。
如此看来,在第一时间就制定出切合实际、且易于坚持的长期目标,便是十分关键的一点了。那些声称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迅速改变自己性格的理论,总归是不大可靠的。一个人的思维、感知及行为方式的养成需要多年的积淀,想要令它们有所改变,不假以时日——也许还会大费周章——是不行的。这一番分析看起来似乎有些过于打击积极性了,但好在改变总归还是“有可能发生”。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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