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28日，是为唐山大地震四十周年祭。常言人“四十而不惑”，然而目前为止，有关这场旷古大震的书写被夹杂在官方以弘扬“社会主义优越性”为主的灾害话语体系与国内外社会多元视角下“揭秘”式的质疑声音之间，呈现出多重矛盾与冲突。可以说，地震的余波并未消散，伴随着灾后社会的不断整合，唐山大地震已经从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沉淀为中国当代灾难的文化符号。各方围绕这场地震的释读，却始终因缺少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考察视角而陷入满地鸡毛的碎片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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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人口损失再探讨

唐山大地震中的死亡人口数已成为争论的焦点，各种版本流传于世。究其原因，是由于官方并没有在地震后立即对外公布地震伤亡情况，并设置了对内对外两种宣传口径，才招致外界的种种猜测。

1979年11月22日，在大连市召开的全国地震会议暨中国地震学成立大会的最后一天，地震专家才首次披露地震受灾人数。经有关部门核准，当时的新华社记者徐学江报道，“唐山大地震中，总共死亡二十四万二千多人，重伤十六万四千多人”。该数字被刻于1986年地震十周年建成的唐山抗震纪念碑上，昭示后人。此前，香港媒体曾一度报道“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超70万”。徐中约《中国近代历史》港版书中则有“一份政府的秘密报告统计出655237人死亡、779000人 受伤”，“中国地震学会后来公布的数字要低得多”的论述。

1988年，钱钢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在日本出版后，日文译者在后序中转述了一位自称曾参与救灾的军人，当时留学日本的S君的话，“（唐山大地震）是出现了24万死难者的悲惨事件，受害情形之严重超乎想象。24万的数字还仅仅是唐山市，如果计算上其他的受灾地区死亡人数可以达到80万以上”。唐山坊间，也有地震死亡30万的传言。国内外数据之间的差距非常巨大。

事实上，通过对唐山大地震档案的梳理可以了解，政府的不同职能部门在震后曾做过多次统计调查，死亡人口数字不断形成，直至今日，这项工作也仍在持续进行。

最早的调查开始于地震发生之后。当时的唐山地委会抽调200多干部，组成13个调查组，分赴各地进行灾情摸底，并于1976年8月25日形成了初步的灾情汇报。这很有可能是政府最早掌握的地震死亡人口数字，具有较高可信度。报告显示，“唐山地区所属市县共计死亡261000人，震亡率为3.7%。唐山市区死亡191000人，市区震亡率远高于县城”。

1976年9月22日的另一份灾情汇总报告，有了更为具体的描述，“经过一段的调查了解，各方面的损失情况是，人口伤亡情况，死亡263299人，其中唐山市191300人，占全市人口的18%；唐山地区各县69654人。重伤138623人，其中唐山市64031人，占全市人口的6.1%，唐山地区各县69376人”，报告还提到，“人口伤亡情况是初步统计，唐山市还有17599人下落不明，我们正在进一步核实”。同年12月，中共河北省委据此数据向国务院进行了汇报。

1977年1月18日，唐山市公安局以户籍为依据，针对唐山市区震亡人口情况进行汇总，结果显示，唐山市区震亡总人口数（不含流动人口）为135919人。

1979年国家地震局在欲对外公开地震伤亡人数之时，责成河北省革委会对数字进行核实。12月18日，河北省革委会在复函中汇报“唐山市区的死亡人口被确定为135919，重伤81630人；唐山市及唐山地区各县（包含流动人口）死亡人数为217495人，重伤142366人”。

 

至此，暴露了两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一、官方公布的地震死亡数字，为何没有以1976年8月唐山市革委会的调查为基础？二、死亡人数的数字是否包含重伤死亡及人口失踪者？这些条件说明的缺失，已成为了后来地震伤亡数字再建工作中的统计盲区。因此，清尸、震后重伤死亡、地震失踪等情况需要进一步厘清。

据档案显示“至1976年12月，唐山地区各受灾区县共处理尸体172000多具，其中不包含家属自行掩埋的尸体数以及其他未清理的尸体数”。

在重伤员中，还存在进一步的生命损失。虽然只有1000人左右被详细统计在案， 但从档案中的数字估算，真实的死亡数很可能更多。震后3天内，玉田县收治的22836伤员中，死亡1821人（死亡率为16.58%）。据当时情况估计，震后不久运送各县救治的伤员，死亡率在30%左右。另据政府后续统计估算，唐山地区共有167439名重伤员，其中近10万人被转到外地医治，只有88230人治愈返回，其余79209人去向不明。他们可能在外地安家，也可能不治身亡，仍需要进一步查证。省内救治者中的死亡数与治愈数均不详。

此外，如前所述，还有17599人失踪。

除唐山地区外，北京、天津、河北省其他受灾地区伤亡者人数也应被统计在伤亡者数据中。根据对新方志的重新计算，可以判断这些地区地震死亡人数大致为24713--25558人。

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可以看到，官方之“死亡二十四万二千多人，重伤十六万四千多人”的结论虽然不尽可信，但显然并不像“三年自然灾害”那样与事实相距甚远。因震后各个时期所做统计数据的不完善性，以及调查地域的不一致性，目前已很难对地震当时的伤亡做出极为准确的数字重建。但是通过各类文献的比对，较为明确的答案可能是，若按唐山地区户籍人口统计，大致应有200000人左右遇难；若按唐山地区实际震亡人口统计，遇难者大致应有260000人左右；但若考虑北京、天津等其他受灾地区情况，及伤员陆续死亡、失踪者等不明信息条件，唐山大地震中死亡者数字或如民间所言，至少达到300000万人。仅在唐山地区共产生伤员700000余人，重伤者160000余人，出现震后孤儿孤老共7000余人，8000多户家庭全家蒙难，截瘫伤残者达5000余人。

在民间质疑过程中，政府对死亡数据的估计采取的态度也并非一味僵硬。2005年8月起，我国自然灾害死亡人数不再是国家机密。2008年，随着唐山市地震遗址公园内纪念墙的落建，20余万死难者的具体信息也逐渐清晰。经粗略计算，截至2014年5月17日笔者实地调查为止，纪念墙上共有218880左右遇难者姓名。而姓名补刻，正持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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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还是人祸？ 近代化以来人与自然的互动

中国著名灾害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夏明方教授曾评述道，如果将唐山大地震放置在地震发生的时间点，那么它无疑是一个不可抵抗的天灾，然而将其放置在我国近代化以来的历史进程中时，却可以看到这场灾害是在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产生，天灾与人祸交织。

自然科学者的研究认为，我国历史可划分出多个灾害多发期。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百年尺度中的灾害多发期，且至今仍未结束。在这段时间内，地震、暴雨、干旱等各类灾害易于集中爆发。唐山位于我国华北断裂带上，此处的地震活动在时空上有着“成带性、周期性、迁移性”的特点。地震学家们通过对华北地区6级以上历史地震进行统计后，发现从公元1000年至今，共经历了四个地震活动周期，唐山大地震恰好发生于第四活动期的活跃期。在这个活跃期中还有若干小的地震间歇期与频繁期，其中第四强震活动期开始于1966年，表现出地震次数多，强度大，时间间隔短的高潮阶段的特点。自1485年到1976年的500年间，唐山虽遭遇4.75级以上地震共17次，但却无人员伤亡和建筑物倒塌的破坏性地震。地震活动的特点造成了大多数人认为唐山地区地震安全的错觉。

自然的地形与地质特点还深刻影响了唐山大地震的发震及震害分布。地质时期的数次造山运动使华北地块地质构造复杂、运动活跃。唐山大地震就发生在华北地块上燕山地震带和河北平原地震带的交汇地区，是两大构造带交相作用的结果。震后，平原与盆地区的震害比较严重，建筑物倒塌率多在20%-30%以上；震区中，低山、丘陵区的震害比较轻，建筑物的倒塌率只有10%。低山和丘陵这类地区中的陡峭山坡的坡麓地带，由于覆盖着疏松的堆积物，地基较差，导致建筑物倒塌率达到30%-60%。另一方面，岩石区受震害较轻，建筑物倒塌率为10-30%，但三角洲覆盖区，建筑物倒塌率达到了50-60%以上。这是地球生态系统运动中不可忽视的自然影响要素。

19世纪晚期，唐山在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之下开启了近代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与此相伴，唐山的生态体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表现出时代发展特有的色彩。

人地关系矛盾愈演愈烈，震前城市生态矛盾早已显露。1878年清政府在唐山地区设立开平矿务局设立以来，工业逐渐成为这座城市扩张变容的主要驱动力。城市自体在形成过程中开始以技术为媒介面向自然进行无边界的扩张，集聚效应下引起了短时期内人口的飞速飙升。经过百年间的移民、行政区域兼并等几番增长，唐山从一个不过百户人家，人口不足2000人的荒僻村落，变为震前人口逾百万的大型重工业城市。特别是解放后至震前的20年间，人口与工矿企业的增长十分迅速。1949年3月唐山解放后，唐山境内已管辖128个行政村，12个区，总面积563平方公里，总人口为315098人。1949年底，唐山共有工业企业296家，而到1952年，总数已经增长到1811家。1975年，唐山市市区人口总数增长到1061926人。同时，唐山市人口密度也在增长。1948年，人口密度为2332.8人每平方公里。解放后，密度虽略有减少，但却出现城市中心区人口密度加大的趋势。

解放军和医务人员抢救出在开滦总医院楼下一名被埋八天七夜的矿工

这场来势迅猛的工业城市化发展是天生不足的。因缺少科学规划，大地震前，唐山工业城市扩张之下的生态矛盾压力已经十分沉重。20世纪初，地陷、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污染等问题已在唐山初现。时人在游记中曾记述，唐山“终日煤烟弥漫，天空空气极不清洁”。随着工业企业的不断增多，陡河两岸区域内还形成了水泥、炼钢、发电粉尘污染区域，矸子石堆等。

这一状况并没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有效的抑制。相反，科学城市规划思想的持续缺乏，使城市能未得到区分，工业区与住宅区混杂，市内道路狭窄、弯曲不畅，污染严重等问题随着工业生产能力的成倍提高而愈显突出。1975年，唐山工业废渣存量达到2862万吨，每年排放烟尘、硫酸尾气、氯化尾气等每年高达30万吨，工业废水的年排放量达到了1600万吨，各种化学元素超过国家标准达数十倍甚至数百倍，致使陡河及地下水质遭到严重污染。震前的唐山城市生态体已十分脆弱。

建筑不设防与地震预报的失败使科技防线溃败。建筑防震性与地震预报的发展无疑可以为守卫城市安全构筑起一道无形的科技防线。不幸的是，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受到突出政治性的特殊社会氛围与追求经济发展的中心奋斗目标之影响，这道无形的生命防线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20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以苏联为样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苏联专家来华指导，对建筑的防震性十分重视，曾经根据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指导中国完成了第一张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图。但由于当时的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域是以“勤俭建国”为发展方针和检验标准，因此并没有按照苏联专家建议的标准进行建设。1957年，国务院还曾下令，要求降低新建建筑的抗震标准，原本地震烈度为8度的唐山，被改为6度的不设防区。就此，为经济发展而牺牲城市安全的重大社会隐患深深埋下。1970年代初期，华北进入地震活跃期后，虽然国家曾指示京津冀地区应对建筑物进行加固处理，但为时已晚，唐山绝大多数的房屋在震前并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抗震加固，致使地震来临时出现全城尽毁的灾害后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唐山大地震而言，它的发生是中国地震预报事业史的“黄金时代”中难以解释的失败。日本地震学家在评价中国地震预报事业时曾说，“大地震的成功预报并不是一次的偶然”。而在唐山地震前，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7.3级大地震，1976年5月29日云南龙陵7.5和7.6级两次地震，乃至唐山地震后1976年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7.2级地震，11月7日云南、四川交界处的盐源-宁蒗6.9级地震等，中国都做出了长期、中期和短期的预报，从而在震前发出了预警使人们得以成功避险求生。并且这些地震预报还具有很高的精准度。而唯独唐山大地震，它发生在我国地震监测台网最密集，地震工作时间最长，且注视很久的地区。此前，地震工作者还对唐山地区的地震活动做出了准确的中长期预报，它在发震前，同样出现了种种观测数据和宏观前兆的异常。无论是地震专家还是群测群防员都曾注意到这些问题，但最终国家地震局却没能发出震前警报。

虽然地震中出现了“青龙奇迹”，但唐山大地震整体预报的失败，不仅使我国地震预报事业遭受重大挫败，也为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惨痛损失。当年亲身参与地震预报工作的陈非比，在震后三十年回忆时曾恳切的说到，“京津唐地区的地震监测工作，其观测时间之长，观测方法之多，研究力量之强以及国家重视程度之高，均属全国之冠，然而，事情还有其另一面。这种得天独厚的监测条件，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京津唐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因此，京津唐地区的监测条件虽好，但预报的难度也大”。“难度也大”中所蕴含的意味则十分深远。从预报结果的上报制度程序来看，最大的难度是，地方上的地震预报结果若超过5级需要逐级上报，白纸黑字，需要有人承担责任；国家地震局中以汪成民为代表的分析预报室京津组多次呼吁华北还可能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时，却无法突破地震局内部的行政关卡，得到向上反映情况的机会。而站在地震局官员的立场上，因有1973年四川炉霍7.9级大地震之后地震局中出现的种种误报，使主管华北震情的梅世蓉副主任认为“北京是首都，说话要慎重”。加之，唐山地震前正值文化大革命“批邓反右”的高潮，唐山震情预报因关涉北京安危被一些人视为政治敏感性问题，遭到压制或回避。政治压力下，所有关于唐山地震的预报信息都陷入了行政制度制造的困境之中。

在生态体系各部分的交相作用下，震前的唐山已处于灾害的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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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恢复：“发展主义下”的城市

巨灾之后，如何应对，才能促使受灾地区尽快实现稳定，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实现复兴发展，是政府与社会所面临的艰巨考验。灾害对社会的影响是一种双向双效的作用关系。灾害在造成巨大社会破坏，给人类带来危难的同时，也赋予了社会一种重构的契机，可以籍此改善社会系统内部的结构关系，实现结构转换，使之更加合理化与效率化运行；反之，灾害便会在恢复与复兴进程中继续延伸，进一步形成“复兴灾害”（Reconstruction Disaster）。因此，震后恢复计划的制定和路线导向会对灾后社会给予深远的影响。但自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以来，以城市开发为特征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思想始终占据重要地位。按照日本学者末广昭的定义，这种思想是以工业化的推进为发展目标，不以个人、家庭、地域社会的利益为最优先，而是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放置首位，在这样的前提下集中调动物力和人力资源进行集中管理的思想和管理体系。

首先，不可否认“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举国救灾促使唐山实现了灾后迅速恢复。地震后，唐山人民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了有效的自救与互救，极大减少了伤亡。解救的被埋压人员达到总受灾人数的86%，即约有45万人是通过自救互救而脱险，从而大大降低了死亡率。而这得益于唐山市委依靠残破的社会组织关系网络建立的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它的迅速建立，给灾民以信心，维护了社会稳定，还激发了基层中各种自救组织的出现。国家也迅速做出反应，成立了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心动员一切力量进行抗震救灾。党、政、军的一些主要负责人担当指挥部成员。地震后，国家共投入110000余名解放军参与救灾；全国各兄弟省、市、自治区对灾区一切所需物资大力支援；派出近20000名医务工作者；工业、交通、铁路、邮电等各方面的行业对口支援共30000多人。

整个救灾工作分为四个阶段，先全力挽救被埋压群众的生命，轻伤就地医治，重伤向外地转运，以及抢运救灾物资；第二阶段，整理和掩埋尸体，安排灾后群众生活，恢复与建立各级组织关系；第三阶段，抢救埋压的重要生活物资；第四阶段，继续帮助群众恢复生产，复建学校、商店、医院等公共设施，组织群众农耕。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恢复，唐山城市基本生活趋于稳定。救助过程中，舍己为人的大情大爱铸就了灾民与援救者之间的深深情谊。

唐山丰南的地裂

发展主义贯穿唐山漫长的灾后修复期。“人定胜天”的思想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一方面创造了唐山工农业恢复与腾飞的辉煌业绩。但另一方面，与改革开放契机相迎合，新一轮高歌猛进的工业城市化进程更注重发展指标，对个体“人”的恢复与发展，关注相对薄弱。这为唐山新生生态体系注入了新的问题，形成社会复兴中的顽疾与隐痛，构成现代“城市病”的病灶。

震后不久，我国结束了十年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开始从原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在“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学大庆，赶开滦”，誓要“夺取抗震救灾斗争的更伟大胜利”的口号声中，作为全国重要重工业基地的唐山，肩负着比震前更重要的工业生产任务，也迎来了灾后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震后的社会恢复完全融入到经济发展的滚滚浪潮之中。虽然震后初期，政府为灾区恢复所制定的各项方针同时兼顾灾民生活安置、城市基础设施恢复以及工业经济和农业生产等问题，但在后来对灾区恢复进程的评价中，却出现了仅以经济恢复指标为判断依据的片面性。不仅如此，在此后更为漫长的灾后重建及恢复期中，国家行政政策却开始更加侧重优先发展生产，并以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为唐山划定灾后恢复的各个阶段。

唐山在经历了所谓“十年恢复、十年振兴、十年发展、十年腾飞”的发展后，变为一个人口接近千万的中国重要城市，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灾后恢复“奇迹”。在这个进程中，地震的痕迹基本消除，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生产景象：“耸立的井架天轮飞转，高大的洗煤楼里机器轰鸣，满载着煤炭的列车开往祖国四面八方；井下，电钻欢腾，水枪怒吼，滔滔煤浪倾斜而下”。 这段描写不仅是对唐山灾后工业恢复发展的大力讴歌，更是描绘自然被再次“征服”的挽歌。发展的道路上，唐山地区的生态利益被再次牺牲。

华裔美国学者Beatrice Chen还指出了唐山灾后恢复中的另一个深刻问题，她认为，仅用城市完全再建作为标准横量唐山的恢复力未免太过简单，不可忽视的是后灾害时期的城市化是在强大的政治力的推动牵引下完成的，受灾者的精神外伤与损失的个人影响则被忽视。

作为受灾主体的灾民，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婚姻家庭，乃至灾民心理都需要一个更为长久的周期才能从灾害打击的状态中缓慢复原，因此更加需要整个社会持续的关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大行其道的计划生育政策，无疑对灾区人口恢复起着强大的调节作用。它改变了长久以来，中国社会灾后人口高调反弹的作用机制，使人口增长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即便如此，马尔萨斯揭示的灾后人口补偿机制仍然以其顽强的力量发挥作用。震后一段时期，在不影响计划生育大前提下，国家对地震重组家庭夫妇的生育给予了政策上的特别调整，从而出现了一些“团结孩”、“地震孩”。但灾区人口的快速恢复，却并非依靠灾民自体的生育恢复，而是通过政策性的快速人口迁移补偿得以实现。不仅如此，由于地震大量的人口伤亡损失，影响了灾区家庭形态。丧偶、孤儿、孤老、重组家庭、残疾人家庭等纷纷出现。震后，政府为解决数千名孤儿与孤老的抚育和赡养问题，依靠行政力量建立了277所敬老院与育红院，对这些人员进行妥善安置，进行了一场“生养死葬都有指靠”的灾后大善后。然而，从近年来针对地震孤儿的心理调查研究结果来看，无形的精神外伤正在影响他们正常的生活，左右了他们的婚恋观、人生观，他们中的某些个体出现了自卑、焦躁、敌对、依赖等种种变异心理。唐山康复村的残疾人群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心理反应，有人表现出抑郁、失眠、焦虑、自暴自弃等不良情绪。

中国地震社会学的开创者王子平先生，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提出地震对灾民心理伤害的问题。他认为救灾工作中应该包括心理救助的内容，进行“精神救灾”以清除地震给人造成的心理“废墟”，取得救灾工作的全面胜利。这一对灾害的新认识也是在新时代发展中出现的。正在经历中国深刻变革的后震灾时代的灾民们，不仅背负着地震给身体留下的伤痛，还要在各种社会关系的打破与重建中找寻自我，不断进行精神与心理上的调试。中国的改革之路既为他们带来了多元化的救护途径，为实现更好的灾后恢复提供保障；但同时，激烈的社会变化也让他们在时代的发展洪流中怅然迷失。因此，如何实现灾民的精神复兴，是新时代灾害应对中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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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如何被“记忆”？

学者王晓葵曾通过一系列文章讨论过唐山大地震记忆的空间建构，论及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死难者纪念仪式建立“记忆之场”，唤醒地震记忆，并在与受灾地、个人三者构成的复杂关系中影响震灾记忆的塑造。他还提出了记忆社会构图模式，试图证明这种记忆构图的连续性。的确，“记忆”不仅是一个与空间相关的概念，更在时间的演进中制造和产生。尽管王晓葵看到了唐山大地震的记忆框架可以从清代的灾害应对体制中寻找到相似的投射，看到一种貌似的历史连续性，却忽略了隐匿于深处的非延续性。这是由中国的近代化转型所引发的深层历史变革所导致。因此，唐山大地震的记忆与变迁将更丰富的折射出历史时代精神转变的特质。

唐山大地震后初期的记忆塑造，是革命思维的再延续。进入20世纪，“革命”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社会几历雨动荡，但革命思维经久不散。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整个中国更是进入了“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突出政治时代。在这样的政治意识构建下，一套适用于当下的革命式灾害解释话语体系随之出现，并在唐山大地震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抢险救灾被视作一场“特殊的战斗”，灾民化身为“阶级兄弟”，军队救灾和全国支援活动则体现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并且，抗震救灾的首要目的是一切要为革命工作和工业生产而服务。

具体行动中，采取树立先进集体、先进典型，以及讴歌英雄事迹的方式，达到进一步统一思想以维护政治斗争正确性的目的，并成为震后宣传工作中的重点。经过一元化思想的整合，这些认识转化为唐山大地震记忆的主体部分，从而使灾害本身的记忆与惨痛教训被替代。同样的思维还贯穿于国家一系列地震纪念场所的建立及纪念活动的设立之中。在国家革命意识主导下，官方组织的地震纪念活动不仅一直保留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宣传语境，还在新时期经济发展的目标下不断赋予地震纪念以实现“工业现代化”目标的精神动力等新的解释内涵。因此，地震记忆始终与地震事件本身产生着疏离。在时间的沉淀中，唐山大地震的记忆逐渐变化为抗震记忆。而那些真正可以唤醒人们地震记忆的遗迹，损毁现象十分严重。面对难以辨识模样的地震遗址，人们很难置身其中产生回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与地震灾害之间的情感隔绝。

“忆苦思甜”式的思想教育运动持续塑造公众追忆，使记忆在代际中传承。但四十年间，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民间地震记忆的内容开始从歌颂抗震过渡到理性的反思，多元地震记忆的兴起，冲破了官方“一元化”的思想禁锢。“忆苦思甜”是近代革命发生以来，党用以统一群众思想的政治教育方式。在革命思维延续中，官方依然使用这种方式规训民众的政治认同。1977年，唐山地方报纸《唐山劳动日报》复刊后开始对灾区恢复进行持续报道。与专业记者的写作不同，报中还出现了群众来稿选登。作者的身份有地震孤儿、震后重组家庭成员、民警等，都是极为普通的灾区市民。他们通过回忆性文章，来描述他们心目中的唐山大地震。此后，报纸又出现地震“十周年、“二十周年”、“三十周年” 征文的系列专栏。可以说，这些文章深刻的反映了公众的唐山大地震记忆形态。纵观这些文章，绝大部分是以“拯救”、 “重生” 、“辉煌成就”为主题，以革命阶级话语展开叙述，与旧社会进行比较，歌颂新时代的美好。地震二十周年时，那些从未经历地震的小学生们，开始以“听爸爸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的形式重温唐山大地震，以此完成“忆苦思甜”记忆的代际传承。当前，这种记忆依然是公众集体记忆的主流。

虽然这种自我讲述式的思想运动深深的影响了唐山大地震记忆的内容，使公众产生了千篇一律、高度统一的记忆，但并不意味曾经经历灾害的人就此停止了对灾害本身的反思与回想。当文革结束走向改革开放，思想不断解放，一些人文社会学领域的知识分子率先突破了思想上“一元”价值体系，开始多维度观察唐山大地震。1980年代，以钱钢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的发表为标志，富有地域特色的唐山大地震文学作品如井喷般层出不穷。同时，一些亲历地震的唐山籍研究者已经开始利用访谈、社会调查、文献法等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审视唐山大地震后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中国地震社会学由此诞生与发展。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唐山大地震成为电影、电视剧的题材。与冯小刚执导的电影《唐山大地震》相比，另一部是由被称为“中国独立地下导演”的王利波拍摄的记录片《掩埋》（Buried）以真实讲述唐山大地震预报失败细节为主，更为注重对灾害事件本身进行深度挖掘。

钱钢

不同的地震记忆也一直在灾区民众中酝酿和发酵，但在一种树立代表性，强调思想规范性的制度下，他们日日的思念与怀想注定无处安放，难以发声。他们只能在寒食节、“鬼节”、地震日等特定时间，以焚纸拜祭的民间祭奠形式抒发应有的悲情。因此，每每此时，唐山的大小十字路口总是泛起火光点点。年复一年，这种来自不同家庭约定成俗的自发性行为逐渐演变为唐山社会中的公祭日，间接推动了政府正式设立纪念日。1992年，唐山民众中又出现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死难者具体姓名的自发性行动。与官方抗震纪念碑不同，死难者不再以整体的形象出现，而是要被解放回归真实的个体。在公众与地方政府的长期博弈中，2008年唐山最终建立起刻有死难者姓名的纪念墙，并成为大地震主要公祭空间，抗震纪念碑与纪念广场则逐渐失去原有的纪念功用。

在公众不断追寻和还原震灾事件本身的过程里，只要稍稍创造一个自由的机会便会看到，潜藏在国民国家集体记忆表层之下的公众震灾记忆是如此的不同与鲜活。

伴随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方志编纂，唐山大地震记忆正式走入历史。但因地震资料利用等问题，其内容对震灾中出现各类问题缺乏应有关照，灾难中获得的经验教训总结更可谓善乏可陈。一种以反思生命为本的灾害文化建设尚需时日。1985年，唐山始修新市志，时经14年，五卷本，方告完成。其中专设《唐山大地震》、《重建唐山》两章用以记述地震。内容而言，涉及地震地质特点、发震构造、地震历史、前兆现象等，并在震灾纪实的部分中详细的写明了人员伤亡状况和经济损失情况。同时，还附有由地震亲历者讲述编纂而成的“震征实录”。但该部分收录的内容仅局限为描述地震来临时的情景，而缺乏对震前、震后生活变化以及震后救援过程的个人体验回忆。而新编纂的《唐山文史资料》中，除收录了唐山和丰南的抗震纪念碑碑文外，也有亲历者口述。但讲述者的身份都极为特殊，仅仅是当年抗震救灾指挥中心的各级领导与各类英雄、典型人物代表，因而他们的地震回忆内容仍带有较浓的政治宣传色彩。两种地方志中的地震历史编写再次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灾区人民难以忘记党的恩情的两大特定主旨。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在于公众个体仍然难以大规模掌握地震相关资料，进而引发社会对地震灾害的讨论与思考。

目前，唐山大地震记忆及历史，缺乏防灾教训的内容，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经验难以转化为有效的防灾力，更没有通过日常学校教育深化人心，为社会提供借鉴并为应对下一次灾害进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