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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的成果束之高阁,医学技术转化路为何“步步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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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的成果束之高阁,医学技术转化路为何“步步惊心”?

以临床为导向的医学创新转化和医工融合逐步成为大家的共识,政产学研资等创新要素正在形成合力,一个新的时代徐徐启幕。

文| MedTrend医趋势

“我访问中国的次数超过150次,但很遗憾,在中国没有看到这样的科研生态体系。”

去年11月,在上海举办的世界顶尖科学家顶尖科学人才培养论坛上,中科院外籍院士、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龙·切哈诺沃说。

阿龙·切哈诺沃的发言表明,虽然科技成果转化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但在中国,这条路依然没有铺平。

而相较其他领域而言,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回报收益周期长特点的医疗领域科技成果转化,更是走得艰难。

比如,创新医疗器械,从技术创新至临床应用,投入在100万至1000万不等,产业周期为3~5年;创新药物的投入更是千万量级,产业周期一般为10年以上。

幸运的是,以临床为导向的医学创新转化和医工融合逐步成为大家的共识,政产学研资等创新要素正在形成合力,一个新的时代徐徐启幕。

转化合同数大增,新冠相关已见商业化

“科研团队与产业界的合作的密切程度高了。”在医趋势采访的过程中,多位受访人都如是说。

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1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显示:2020年,3554家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和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项数为466882项,合同总金额为1256.1亿元。

同时,《全国三甲医院近十年(2011-2020)专利分析报告》显示,全国三甲医院的专利授权量稳步增长,有效专利共计77388件。2018年后增长飞速,2020年达到39271件。

▲部分医疗机构转化案例(来源:网络)

近年来,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学科技成果成功商业化的案例,当属新冠相关的疫苗以及药物。

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团队与康希诺生物共同研发的腺病毒载体重组新冠疫苗(5型腺病毒载体)(Ad5-nCoV)克威莎,已经在2021年2月25日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该疫苗是首款获批的国产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

2022年7月7日,腾盛博药及其控股公司腾盛华创医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宣布,其长效新冠中和抗体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联合疗法在中国商业化上市。

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是腾盛博药与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和清华大学合作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康复期患者中获得非竞争性新型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病毒2(SARS-CoV-2)单克隆中和抗体。

合作密切的主要原因,在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上海科改“25条”、《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九条激励政策(试行)》等国家、地方乃至于医院相关政策的不断出台,高校、科研机构可以“名正言顺”采用转让、许可、作价投资等方式,向企业或者其他组织转移科技成果。

▲部分医院发布的成果转化管理办法示例

转化的浪潮已起。那为何诺奖得主阿龙·切哈诺沃会发出“遗憾”叹息呢?

为何90%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

有数据显示,在中国,约有90%的高校文章、成果、专利无法转化,被束之高阁。

由同济大学医学院专利研究与转化中心执行主任顾文君作为第一作者撰写的《以成果转化为导向的医学创新技术概念验证体系框架研究》中提到,我国95%的彩超机、磁共振成像系统、放射治疗设备等关键领域的高端医用设备仍依赖进口,大部分医学科技创新基础研究与专利技术仅停留于实验室阶段,未实现产业化。

这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根源在哪?

大致可以归结为“驱动力不足、利益分配、缺钱、人才匮乏”四大原因。

① 科研人员没有技术转化的动力。

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国内高校目前的评价体系仍是以论文为主,科研人员的职级、考评等均与论文挂钩,与转化无关。

与此同时,大部分专利并不具有转化价值。研究人员的知识系统和医学创新转化需求往往不匹配,研究成果往往建立在书面的想法和理论上,忽视了市场的真正需求。

这也就造成了,一方面,研发人员看重论文,兴致不高。另一方面,市场在没有看到明显经济价值的情况下,也很难下定决心将项目继续推进。

“如果解决企业问题、产业问题也能够跟职称晋升挂起钩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会被极大地调动起来,这很根本。”上海理工大学健康科学与工程学院医学信息工程专业孔祥勇老师表示。

② 利益分配难以达成共识。

从科研到商业化落地,有许多路要走。对于后面的研发、量产、上市等环节,科研人员由于了解得相对较少,可能会提出一些高出实际的要求和期望。

从产业界来看,假如医学教授手中有医学科技专利,但是该专利是否如教授本人所说价值5千万或者1个亿,都需要拿到模型上去分析、论证。

与此同时,因为市场环境变化快、商业化落地的路径长,产业界在开始的时候倾向于把风险转化为成本来考虑,也就会压低预期。

“这会导致从医院和高校来看,产业界没有诚意。两边会有一定的冲突。看到的很多案例,要么是一方不太满意,要么是双方都不太满意。”产业界人士表示。

诺奖得主阿龙·切哈诺沃盛赞的以色列或许是一个很好的范本。

以色列以尖端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著称,源于由政府、企业、风险投资、科研机构等不同主体构成的完整科研生态体系,保障以色列的高新技术从提出概念、实验室验证到获得投资、实现转化和应用的高效率。

每当产生重大的科研发现,科研人员首先申请专利保护知识产权,然后申请孵化资金。这样一整套体系旨在扶持初创公司,使科研人员从中获益。

切哈诺沃建议,中国可以参照以色列,尽快建立类似的科研生态体系,以激发科研人员的研究热情,保障他们的权益。

③ 转化所需的大量资金最终还需要靠市场支撑。

技术转化的过程需要大量资金,“缺钱”也是技术止步于论文的主要原因。

目前,技术转化的资金来源主要可以分为政府、投资机构、企业、个人。而个人的资金一般很难支撑整个过程。

通常,技术所有人依赖科研经费如国家科研基金来进行技术转化项目的启动。但科研经费的量往往也难以为继。到一定阶段,还是需要找合作或投资。

孔祥勇表示:“最终还是要靠市场。投资资金一般来源于企业。比如说药物研发恰好与企业的产线布局匹配,企业持续经费投入,承担风险也得到收益。投资人则要看项目成熟度。事实上,投资人能投的项目本身已经运转起来了,他们不太会承担非常原创的东西,而更多的是看后续能不能赚钱。”

④ 专业技术转化人才匮乏。

学术界到产业之间的GAP,通常需要由专业的技术转化人员来填补。

国外的经验表明,引入专业、高效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有重要作用。

斯坦福大学就设立了专门的技术转移办公室,聘请专业的技术经理人来负责专利技术的转移转化。这些技术经理人通常既有技术背景,又兼具法律、经济和管理方面的知识,同时还擅长专利营销和许可谈判。

据统计,仅2019年,有47名技术经理人的斯坦福大学,共实现专利授权226项,专利许可/合同数量122项,专利转让/许可收入4930万美元,衍生公司24家。

以色列的医院里也有专门的科室来管理技术转化项目。同时,医院所能够提供的资源有非常明晰的分类和等级划分,企业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想要的合作模式。

这类框架和这类机制在国内还没有形成,相关专业服务机构和人才极度缺乏。这主要是因为成果转化过程中涉及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工程技术、临床验证、注册审批、商业管理等多学科交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对创新转化人才的要求较高,培养周期较长。 

绝大多数医疗机构通常只设置1-2名行政人员负责成果转化管理,存在管理粗放、难以有效对成果转化形成专业和系统支持。外部提供专业服务的机构也不多,尚处起步阶段。

“我们呼吁,更多地培养医工交叉的复合型人才。比如,现在的医学信息工程专业、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这三个都是医工结合的专业。人才在毕业后做转化服务,能同时无障碍与产业界和学术界沟通交流。但这些专业还没发展壮大,资源也很少,很难发展。我们也呼吁大家能够形成联盟,去制定一些人才培养的标准。”孔祥勇表示。

创新模式,是企业参与转化的核心路径

大型医疗医药技术企业对于技术转化的热情日渐高涨。

就企业做技术转化而言,传统的影像GPS三巨头,在技术转化上有一套自己的完整体系。国内的迈瑞、联影也都是大家认可做得比较好的企业。

“这些技术转化做得比较好的企业,大多重视科研人员,且擅长用新的模式、新的理念、新的组织架构来运作。比如说成立研究院、投资机构、创新中心,真正花钱把科研人员养着去做技术。”孔祥勇直言,“凡是用老一套去管理的,基本上都没成。”

近3-5年之内,医疗领域的MNC,大多在做自己的产业孵化和生态搭建。

模式大多是:用现有的资源来进行引流,找相应的初创公司或比较成熟的创新型企业做战略合作、孵化。产业界更趋向于发现创新突破点。从模式上来看,技术转化更多以MNC和初创企业合作来呈现,而与高校和医院之间的技术合作,大多也通过这些初创企业做衔接。

正如《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1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所提到的,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流向聚集明显,超四成转化至制造业领域,超六成转化至中小微其他企业。

需量产的技术转化更为复杂,瞄准服务端的更容易

医疗领域的技术转化大致可以分为2类:

一类是不涉及到生产。科研成果是仅依托于理论知识及框架。如智能诊断、智能算法这类,转化会相对容易和快速。

另一类需要量产。从概念到样机、验证,到量产、获批、上市以及可能的市场教育。整个过程就会非常漫长。

受到技术所在的领域、落地形式、复杂程度、监管成熟度等各方面的影响,技术转化所需的时间长短不一。

如果技术转化处于非监管体系内,比如技术或者产品比较创新和前沿,还没有被纳入到监管体系里;以及一些相对科研价值比较低的技术。这些不处于监管体系内的技术转化,速度相对会快一些,大约2年时间可以达到能够去上市的状态。制药行业现在的智能靶点寻找就属于这一类。

如果处于监管体系中,所需的时间比较长:

如果要做临床试验,至少是1-2年。

拿证的过程,短的是12-18个月。

建厂量产,流程可能要2-3年,甚至更长。

也就是说,一个相对复杂的产品,从开始研发,到能够量产上市阶段,需要至少3-5年。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较泛的规律,比如:一二类器械,审批简单,容易转化;三类器械,审批困难,转化困难。瞄准服务端的、更能产生现金流的更容易转化。

从学术到产业,处处“博弈”

在整个技术转化的过程中,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的博弈。

比如,对于技术积累要求相对高一些的项目,对于学术界的依赖会更高一些。这个时候学术界的话语权就高。在技术的影响相对小一些的时候,产业相对更话语权更大一些,尤其对那些需要去研发、量产、获证、商业化这样整条路径全部靠覆盖到的产品来说。

从技术转化的发展来讲,技术转化的规范化、结构化、规模化,是技术转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旦环境形成,带来的创新能量和落地能力会有突破式的变化。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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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的成果束之高阁,医学技术转化路为何“步步惊心”?

以临床为导向的医学创新转化和医工融合逐步成为大家的共识,政产学研资等创新要素正在形成合力,一个新的时代徐徐启幕。

文| MedTrend医趋势

“我访问中国的次数超过150次,但很遗憾,在中国没有看到这样的科研生态体系。”

去年11月,在上海举办的世界顶尖科学家顶尖科学人才培养论坛上,中科院外籍院士、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龙·切哈诺沃说。

阿龙·切哈诺沃的发言表明,虽然科技成果转化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但在中国,这条路依然没有铺平。

而相较其他领域而言,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回报收益周期长特点的医疗领域科技成果转化,更是走得艰难。

比如,创新医疗器械,从技术创新至临床应用,投入在100万至1000万不等,产业周期为3~5年;创新药物的投入更是千万量级,产业周期一般为10年以上。

幸运的是,以临床为导向的医学创新转化和医工融合逐步成为大家的共识,政产学研资等创新要素正在形成合力,一个新的时代徐徐启幕。

转化合同数大增,新冠相关已见商业化

“科研团队与产业界的合作的密切程度高了。”在医趋势采访的过程中,多位受访人都如是说。

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1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显示:2020年,3554家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和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项数为466882项,合同总金额为1256.1亿元。

同时,《全国三甲医院近十年(2011-2020)专利分析报告》显示,全国三甲医院的专利授权量稳步增长,有效专利共计77388件。2018年后增长飞速,2020年达到39271件。

▲部分医疗机构转化案例(来源:网络)

近年来,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学科技成果成功商业化的案例,当属新冠相关的疫苗以及药物。

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团队与康希诺生物共同研发的腺病毒载体重组新冠疫苗(5型腺病毒载体)(Ad5-nCoV)克威莎,已经在2021年2月25日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该疫苗是首款获批的国产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

2022年7月7日,腾盛博药及其控股公司腾盛华创医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宣布,其长效新冠中和抗体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联合疗法在中国商业化上市。

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是腾盛博药与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和清华大学合作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康复期患者中获得非竞争性新型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病毒2(SARS-CoV-2)单克隆中和抗体。

合作密切的主要原因,在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上海科改“25条”、《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九条激励政策(试行)》等国家、地方乃至于医院相关政策的不断出台,高校、科研机构可以“名正言顺”采用转让、许可、作价投资等方式,向企业或者其他组织转移科技成果。

▲部分医院发布的成果转化管理办法示例

转化的浪潮已起。那为何诺奖得主阿龙·切哈诺沃会发出“遗憾”叹息呢?

为何90%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

有数据显示,在中国,约有90%的高校文章、成果、专利无法转化,被束之高阁。

由同济大学医学院专利研究与转化中心执行主任顾文君作为第一作者撰写的《以成果转化为导向的医学创新技术概念验证体系框架研究》中提到,我国95%的彩超机、磁共振成像系统、放射治疗设备等关键领域的高端医用设备仍依赖进口,大部分医学科技创新基础研究与专利技术仅停留于实验室阶段,未实现产业化。

这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根源在哪?

大致可以归结为“驱动力不足、利益分配、缺钱、人才匮乏”四大原因。

① 科研人员没有技术转化的动力。

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国内高校目前的评价体系仍是以论文为主,科研人员的职级、考评等均与论文挂钩,与转化无关。

与此同时,大部分专利并不具有转化价值。研究人员的知识系统和医学创新转化需求往往不匹配,研究成果往往建立在书面的想法和理论上,忽视了市场的真正需求。

这也就造成了,一方面,研发人员看重论文,兴致不高。另一方面,市场在没有看到明显经济价值的情况下,也很难下定决心将项目继续推进。

“如果解决企业问题、产业问题也能够跟职称晋升挂起钩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会被极大地调动起来,这很根本。”上海理工大学健康科学与工程学院医学信息工程专业孔祥勇老师表示。

② 利益分配难以达成共识。

从科研到商业化落地,有许多路要走。对于后面的研发、量产、上市等环节,科研人员由于了解得相对较少,可能会提出一些高出实际的要求和期望。

从产业界来看,假如医学教授手中有医学科技专利,但是该专利是否如教授本人所说价值5千万或者1个亿,都需要拿到模型上去分析、论证。

与此同时,因为市场环境变化快、商业化落地的路径长,产业界在开始的时候倾向于把风险转化为成本来考虑,也就会压低预期。

“这会导致从医院和高校来看,产业界没有诚意。两边会有一定的冲突。看到的很多案例,要么是一方不太满意,要么是双方都不太满意。”产业界人士表示。

诺奖得主阿龙·切哈诺沃盛赞的以色列或许是一个很好的范本。

以色列以尖端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著称,源于由政府、企业、风险投资、科研机构等不同主体构成的完整科研生态体系,保障以色列的高新技术从提出概念、实验室验证到获得投资、实现转化和应用的高效率。

每当产生重大的科研发现,科研人员首先申请专利保护知识产权,然后申请孵化资金。这样一整套体系旨在扶持初创公司,使科研人员从中获益。

切哈诺沃建议,中国可以参照以色列,尽快建立类似的科研生态体系,以激发科研人员的研究热情,保障他们的权益。

③ 转化所需的大量资金最终还需要靠市场支撑。

技术转化的过程需要大量资金,“缺钱”也是技术止步于论文的主要原因。

目前,技术转化的资金来源主要可以分为政府、投资机构、企业、个人。而个人的资金一般很难支撑整个过程。

通常,技术所有人依赖科研经费如国家科研基金来进行技术转化项目的启动。但科研经费的量往往也难以为继。到一定阶段,还是需要找合作或投资。

孔祥勇表示:“最终还是要靠市场。投资资金一般来源于企业。比如说药物研发恰好与企业的产线布局匹配,企业持续经费投入,承担风险也得到收益。投资人则要看项目成熟度。事实上,投资人能投的项目本身已经运转起来了,他们不太会承担非常原创的东西,而更多的是看后续能不能赚钱。”

④ 专业技术转化人才匮乏。

学术界到产业之间的GAP,通常需要由专业的技术转化人员来填补。

国外的经验表明,引入专业、高效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有重要作用。

斯坦福大学就设立了专门的技术转移办公室,聘请专业的技术经理人来负责专利技术的转移转化。这些技术经理人通常既有技术背景,又兼具法律、经济和管理方面的知识,同时还擅长专利营销和许可谈判。

据统计,仅2019年,有47名技术经理人的斯坦福大学,共实现专利授权226项,专利许可/合同数量122项,专利转让/许可收入4930万美元,衍生公司24家。

以色列的医院里也有专门的科室来管理技术转化项目。同时,医院所能够提供的资源有非常明晰的分类和等级划分,企业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想要的合作模式。

这类框架和这类机制在国内还没有形成,相关专业服务机构和人才极度缺乏。这主要是因为成果转化过程中涉及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工程技术、临床验证、注册审批、商业管理等多学科交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对创新转化人才的要求较高,培养周期较长。 

绝大多数医疗机构通常只设置1-2名行政人员负责成果转化管理,存在管理粗放、难以有效对成果转化形成专业和系统支持。外部提供专业服务的机构也不多,尚处起步阶段。

“我们呼吁,更多地培养医工交叉的复合型人才。比如,现在的医学信息工程专业、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这三个都是医工结合的专业。人才在毕业后做转化服务,能同时无障碍与产业界和学术界沟通交流。但这些专业还没发展壮大,资源也很少,很难发展。我们也呼吁大家能够形成联盟,去制定一些人才培养的标准。”孔祥勇表示。

创新模式,是企业参与转化的核心路径

大型医疗医药技术企业对于技术转化的热情日渐高涨。

就企业做技术转化而言,传统的影像GPS三巨头,在技术转化上有一套自己的完整体系。国内的迈瑞、联影也都是大家认可做得比较好的企业。

“这些技术转化做得比较好的企业,大多重视科研人员,且擅长用新的模式、新的理念、新的组织架构来运作。比如说成立研究院、投资机构、创新中心,真正花钱把科研人员养着去做技术。”孔祥勇直言,“凡是用老一套去管理的,基本上都没成。”

近3-5年之内,医疗领域的MNC,大多在做自己的产业孵化和生态搭建。

模式大多是:用现有的资源来进行引流,找相应的初创公司或比较成熟的创新型企业做战略合作、孵化。产业界更趋向于发现创新突破点。从模式上来看,技术转化更多以MNC和初创企业合作来呈现,而与高校和医院之间的技术合作,大多也通过这些初创企业做衔接。

正如《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1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所提到的,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流向聚集明显,超四成转化至制造业领域,超六成转化至中小微其他企业。

需量产的技术转化更为复杂,瞄准服务端的更容易

医疗领域的技术转化大致可以分为2类:

一类是不涉及到生产。科研成果是仅依托于理论知识及框架。如智能诊断、智能算法这类,转化会相对容易和快速。

另一类需要量产。从概念到样机、验证,到量产、获批、上市以及可能的市场教育。整个过程就会非常漫长。

受到技术所在的领域、落地形式、复杂程度、监管成熟度等各方面的影响,技术转化所需的时间长短不一。

如果技术转化处于非监管体系内,比如技术或者产品比较创新和前沿,还没有被纳入到监管体系里;以及一些相对科研价值比较低的技术。这些不处于监管体系内的技术转化,速度相对会快一些,大约2年时间可以达到能够去上市的状态。制药行业现在的智能靶点寻找就属于这一类。

如果处于监管体系中,所需的时间比较长:

如果要做临床试验,至少是1-2年。

拿证的过程,短的是12-18个月。

建厂量产,流程可能要2-3年,甚至更长。

也就是说,一个相对复杂的产品,从开始研发,到能够量产上市阶段,需要至少3-5年。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较泛的规律,比如:一二类器械,审批简单,容易转化;三类器械,审批困难,转化困难。瞄准服务端的、更能产生现金流的更容易转化。

从学术到产业,处处“博弈”

在整个技术转化的过程中,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的博弈。

比如,对于技术积累要求相对高一些的项目,对于学术界的依赖会更高一些。这个时候学术界的话语权就高。在技术的影响相对小一些的时候,产业相对更话语权更大一些,尤其对那些需要去研发、量产、获证、商业化这样整条路径全部靠覆盖到的产品来说。

从技术转化的发展来讲,技术转化的规范化、结构化、规模化,是技术转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旦环境形成,带来的创新能量和落地能力会有突破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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