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闫桂花

2021年7月，“双减”拉开帷幕。这场全国范围内的、教育领域的大调整，旨在扼制教培领域的乱象和无序扩张，减少对校外教育的过度依赖，减轻学业负担，从而减少不公，降低教育忧虑，甚至还被一厢情愿地赋予了提高生育意愿的使命。

一年过去了，当初的目标实现了多少？“双减”的当事方——培训机构、家长、学生，他们又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人民大学的三位学者，刘逸楠、王若璧、陈占明，通过跟踪搜索引擎上相关关键词的搜索量、淘宝相关商品的购买量、专业咨询网站等数据，捕捉到了2020年6月至2021年11月共19个月期间，“双减”相关方发生的一些变化，从微观层面呈现了“双减”政策的效应。他们的英文研究结果于本月初发表。

以下是该研究的几个主要发现：

1.校外培训机构数量大大减少

迄今为止，全国共有至少69个城市发布了“双减”实施文件。上图显示了截至去年11月，六个主要城市教培机构减少的情况。其中，北京、上海、杭州，三个教育重地教培机构减少幅度在1200-1500家之间，以上海最多；而杭州的教培减少比例最大，接近70%，意味着10家教培机构中，接近7家因“双减”关门。可见，“双减”在遏制教培扩张方面效果显著。

研究还发现，“双减”后，人们对校外培训的关注也大大减少，培训机构的检索量显著下降，降幅为22.3%，说明人们对校外教培的态度确实发生了变化。

“双减”政策之前，中国的校外教培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影子教育系统”—— 私人教辅机构数量已达70多万家，远高于约21万的公共义务教育学校；2021年的数据显示，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约有70%的中小学生参加课外辅导。

结合以上数据，作者认为，“双减”政策中规范教培市场、给校外“教育热”降温的目标可以说是达成了。

2. 一对一家教快速兴起；平板销量大增但教辅书销量不升反降

在规范教培市场的同时，另外一些趋势也在悄悄出现。

“双减”政策后，与家庭教育相关的搜索量大增，增幅为21.9%；一些替代的教育投资行为也出现了：学习型平板的线上销量增加了34.2%、一对一家教的相关搜索量增加了15.3%，但教辅类书籍的销量却减少了15.1%。

这意味着，“双减”后家长们并没有“躺平”，而是越来越转向家庭教育。但与此同时，受制于时间和精力、职场与家庭的平衡问题，更方便、高效的辅助型学习手段更受青睐。

更重要的是，作者称，有能力的家庭开始从课外教培转向一对一家教或其他高成本辅助工具，也意味着“双减”政策或导致教育成本出现某种程度的攀升，无法甚至可能恶化教育不公平现象。

3.父母焦虑症状显著上升；青少年抑郁降低

除了规范教培，“双减”的另一个目标——降低学业负担——也达成了，但并非没有代价。

因为学业负担减少了（减少甚至不允许布置课外作业）、父母的支持增加了（转向家庭教育，父母陪伴的时间增加），加上考试焦虑大大缓解（不允许考试或禁止排名等），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减少了78.6%，降幅惊人。

然而，与此同时，父母的焦虑症状在“双减”后明显上升，增幅约12.8%。这是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父母转向家庭教育，家庭和工作的之间的平衡越来越难实现，这一点从“双减”政策后对家庭服务的需求上升中也可以看出。

4.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双减的影响不尽相同

作者也分析了“双减”政策对口规模不同、教育资源不同的城市的影响。他们发现，不管是在人口相对较多的城市还是人口较少的城市，“双减”后，人们对教育的看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育热”和对培训机构的依赖都在大幅减少。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并不是人口越多的城市更倾向于转向家庭教育。相反，在那些人口相对较少的城市，“双减”后，人们对家庭教育的关注提升更多。这些城市的家长也因此会花费更多时间和努力投入家庭教育，尽管在平板电脑或者一对一家教的投入上相比大城市变化不大。

在教育资源比较充沛的大城市，一对一家教更容易获取，人们在家庭教育上的投入更大，家长面临的家庭和事业平衡的问题更大，也更可能出现焦虑症状。而这些孩子，因为仍然要接受一对一家教，所以学业压力依然很大，心理问题可能也依然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指出上述结论总体上没有受到疫情因素的干扰。不过疫情确实影响到了人们的心理状态，他们发现，当一城市中新冠疫情病例较多时，“双减”政策带来的正面影响也会被弱化。

下一步“双减”应该怎么走？作者指出，父母的焦虑和教育公平问题值得进一步的研究和关注。“双减”政策，或许只是教育改革路上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Regulating Private Tutoring: Family Responses to the Double-Reduction Policy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