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名作《美丽新世界》以小说的形式预言了一个机械文明下人类丧失自由与思考的可怖未来。26年后，书中的预言慢慢开始成为现实，赫胥黎结合社会现实，从人口膨胀、组织臃肿、独裁统治、自由理念等关键话题入手，写下了《重访美丽新世界》。

《重访美丽新世界》（文中简称《重访》）并非小说，而是一本包含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的论著。它对“二战”后人类社会的命运进行了深入、独到的分析，预言了世界两大主流意识形态的未来，同时对《美丽新世界》和《1984》做了详细比较。舆论认为，赫胥黎对现代人类社会的认识至少超出普通人50年。

本文为《重访美丽新世界》（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8月）一书的导读，由三辉图书授权界面刊载，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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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丽新世界》是一部名著，但对它有深度的全面思考却并不多见。迄今为止，1946年的序和《重访》仍被认为是对《美丽新世界》最深入的思考（当然这还取决于读者自己对这些思考的思考）。今天能够把赫胥黎的三个文本放到一起出版，这对读者更好地理解《美丽新世界》与赫胥黎对乌托邦和现代极权的许多观点会有帮助。

美国普渡大学教授哈罗德·瓦兹（Harold H. Watts）在《阿道斯·赫胥黎》一书中说，《美丽新世界》“对赫胥黎本人来说，表述的是他在发展的观念”。这个评价是很确切的。《美丽新世界》于1932年出版，在1946年版的序里，赫胥黎就检讨了书中的“严重缺陷”。他说，检讨不是为了悔恨，而是为了“把优缺点都扔到一边，去思考一些其他问题”。

1958年，《重访美丽新世界》出版。在书中，赫胥黎再次思考并发展了《美丽新世界》中的一些观点，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人的“自由”问题，他把人的“自由意志”明确为“自由与自由之敌”的问题。

美丽新世界的“幸福工程”

赫胥黎在1946年序里说，《美丽新世界》最严重的缺点就是低估了人类的自由意志。书中的野人约翰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乌托邦中定型的僵尸生活，另一种是部落村庄中的原始生活。一个是“心智不正常”（insanity）的，另一个是“精神错乱”（lunacy）的——“后者虽更接近人性，但也同样奇怪反常”。赫胥黎说，如果他重新写这本书，他要给约翰一个“心智正常”的选择（choice of sanity），他的意思不是说在原来的两个选择之外再给约翰一个选择，约翰因此便有了三个选择。

赫胥黎是个用字很精确的作家，从他的用字来看，他给约翰的还是两个选择——“心智正常”和“心智不正常”之间的选择。“精神错乱”不算一个选择，因为在现代世界里，回到部落村庄的原始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是，心智不正常的新极权却不仅可能，而且是现实的危险。心智正常也就是选择一种与这样的新极权不同的生活方式。

之所以只是给了约翰“心智不正常”和“精神错乱”这两种选择，他解释说，是因为当时他认为，人之所以被赋予自由意志，就是为了让他在两种疯狂中任选一种。这样的选择叫作“两害取其轻”（the less evil）——在两个魔鬼中选择较不魔鬼的那一个。一直到今天，这仍然似乎是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所能进行的唯一能展现他们“自由意识”的选择。这是一种鲁迅曾经说过的奴隶选择，“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鲁迅说的是，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并不就等于获得了自由。

不能获得自由的解放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解放会带来新的、看起来不像是奴役的奴役，那就是美丽新世界里的那种奴役。这是一种犒赏型控制（control by reward）的柔性奴役，它对人的自由形成了比暴力和恐惧更致命的威胁。它所营造的快乐感可以让人在失去自由的时候感到安全，在被奴役的时候庆幸有主子可依靠并享受他的关怀。与必然引起反抗的残暴强制和惩罚不同，柔性奴役不会遭遇反抗，因此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接受和拥护，常态化地永远持续下去。

在1946年的序里，他不再认为“心智正常是不可能的”。他说：“虽然，我现在和过去一样都很悲哀地肯定，心智正常是很罕见的现象，但我还是相信，心智正常是可以获得的，而且我希望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心智正常。”心智正常的选择才是真正自由的选择，它指的是寻找一种与美丽新世界仁慈专制（benevolent tyranny）不同的社会形态。

赫胥黎自己对理想社会的构想是，“在这种社会中，经济上是分散和亨利-乔治式的。政治上是克鲁泡特金式和合作互助的。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像是安息日，它们是为人类服务的，而不是让人为了它们改变并成为它们的奴隶（现在是这样，美丽新世界里更是如此）。宗教是人类对终极目标、对道或逻辑的知识以及超然神性有意识有理性的追求。人们普遍信奉更高层级的功利主义，最大快乐原则将服从于终极目标原则——在每个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第一个被提出并回答的问题是：‘我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这个思想或行为将对达到人的终极目标有何贡献，有何干扰？’”

这个社会里的政治、社会、经济活动都是以人的自由为基础和出发点的。政府是由人民自己缔结的，经济政策受公民选择的道义而非天然弱肉强食定律所指导，科学是人的自由知识探索，宗教体现人自由的精神向往。赫胥黎的经济和政治思想明显受到亨利·乔治和克鲁泡特金的影响，这两位思想家在20世纪初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影响力。亨利·乔治是美国19世纪末期的知名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他认为土地占有是不平等的主要根源，提倡征收单一地价税的主张。这个主张曾经在欧美一些国家很有影响。他主张土地国有，征收地价税归公共所有，废除一切其他税收，税收用于减少贫困，使社会财富趋于平均。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与亨利·乔治有密切关系。

克鲁泡特金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同，他主张，进化的重要因素是合作而不是竞争，因此人类社会应该发展成分散的、非政治的、合作的社会。人应该不受政治、宗教、军队的干预，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他提出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主张取消私人财产和不平等的收入，按需分配，主张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他认为要实现这种理想，需要从教育青少年入手， 青少年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还要参加劳动和户外考察。罗曼·罗兰以著名的格言对克鲁泡特金做出评价：“托尔斯泰追求的理想，被他在生活中实践了。”

赫胥黎在1946年序里提出的经济和政治理想，以及他所设想的造福而非奴役人类的科学和为人类提供终极信仰而非迷信崇拜的宗教，构成了一幅与《美丽新世界》中的那个乌托邦完全相反的景象。《美丽新世界》是讽刺小说，不是未来学的科学预言，它所展现的是一个全面成功的“幸福工程”，一个“普遍幸福”（universal happiness）梦想的荒诞象征，不是未来世界某个地方的确实社会景象。在象征和非写实的层面上，今天世界上不少地方的读者会对美丽新世界的种种现象和特征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虽觉得新鲜，但并不陌生。这是因为，他们生活世界里的权力统治逻辑和手段与美丽新世界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

美丽新世界在经济和政治上是高度组织化和极权管制的，保障它长期稳定的三个支柱是定型教育、种姓制度和消费满足（幸福的主要来源）。首先，它通过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优生工程和定性定量生产，以及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教育定型（包括无意识的“睡眠教育”），规定了每个不同阶层（种姓）的人如何扮演好为他们编好程序的固定角色，让他们安分守己并非常满足地发挥好螺丝钉的作用，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和越轨行为。这是一个实现了最大化稳定的社会，对“全体幸福”社会的全面统治是一种无须可见暴力但不放弃暴力的统治，也是一种能让几乎所有人觉得舒服快乐，并愿意享受顺从之乐的统治。

在这个制度中，幸福来自对消费的充分享受，享受的是为大众消费而大量生产的香味和颜色并茂的音乐、障碍高尔夫、感官电影、离心汪汪狗游戏，尤其是性放纵的滥交和保证供应的“索麻”。赫胥黎对“快乐药品”有着特殊的兴趣（他自己也依赖一些这样的药品），在《重访》第八章里有许多具体的讨论，也是他社会理论中颇有争议的部分。在《美丽新世界》里，他讽刺那个世界的药品天堂，但是，在他晚期的著作《岛》（Island，1962）里，从他自己服用麦司卡林（mescaline）和D-麦角酸二乙胺（LSD）的经验，他的理想社会图景有了变化，转而接受药物作用的可能。《美丽新世界》里的“索麻”——一种并不令人亢奋、没有副作用的镇静剂——除了可以是一种真的“快乐药品”，还可以是任何令人容易上瘾的廉价享受、肤浅快乐和暂时满足的象征。

索麻提供的是一种逃避主义的快乐，它既不给人带来崇高精神和智力的愉悦，也不能使人获得自由思想和艺术创造的丰富感受和智慧满足。这种快乐让人在没有自觉意识的状态下，因受周围人群的感染而愉悦和陶醉，使人更容易接受外界的暗示：“列宁娜和亨利跟其他400对舞伴一起在威斯敏斯特歌舞厅里一圈圈地跳着五步舞，他们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那是索麻给他们带来的温馨友爱、色彩绚丽的假日世界。每个人都那么善良，那么漂亮，那么快乐风趣。”

赫胥黎在1946年序里说，他在《美丽新世界》里描绘的是一种“新的极权主义”，这是一种通过人们幸福幻觉而非恐惧压迫来进行的统治，它比旧极权主义更有效率。在讲究效率的新极权社会里，“低效是一种罪恶。在一个真正高效的极权国家里，应该由强大的政治决策者和管理者来控制根本不需要胁迫的奴隶，因为他们热爱被奴役的感觉”。“索麻”不只是一种“幸福药品”，而且更是一种利用幸福感进行的奴役和一种行之有效的柔性统治手段。

新世界的天鹅绒监狱

对于能从索麻得到快乐人生的人们来说，宗教是多余的。统制官蒙德对野人约翰解释说：“有人说对死亡和来生的恐惧使人们到老年之后转向宗教，但是我自己的体会使我深信，宗教情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与这些恐惧或幻想无关。随着年龄的增长，激情减退了，幻想和感受力变弱了，理智活动受到的干扰减少，理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物象、欲望和娱乐所遮蔽，这时上帝就出现了。”他认为，“人只有在获得青春和富裕时才能独立于上帝”，“现在我们已经获得了青春和富裕，随之而来的是什么？显然我们可以独立于上帝之外了。‘宗教情绪可以弥补我们其他的一切损失。’可是我们并没有什么需要弥补的损失，宗教情绪是多余的东西”。

宗教是一种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可是，索麻让新世界的人们匆匆忙忙地追逐着年轻的快乐，“工作、游戏——到了60岁我们的精力和趣味还和17岁时一模一样。以前的那些老人总喜欢遁世逃避，皈依宗教，靠读书和思考度日，思考！……而现在，老年人照样工作，照样性交，照样寻欢作乐，没有一点空闲时间可以坐下来思考”。美丽新世界不能成功地消除社会里的宗教要求和冲动，却能成功地控制它们。他们有仪式化的活动，他们参加“团结仪式”（Solidarity Service）的时候，感觉到了“福特幽灵”（Fordian Holy Ghost）的存在。“福特”（取名于美国工业家亨利·福特）是他们存在于遥远过去的神话符号、凝聚象征和制度祖先，“福特”（Ford）代替“上帝”（Lord），福特T型车的“T”代替了十字架，象征着新世界的幸福工程和物质文化已经彻底代替了基于宗教道德观的世界秩序。

美丽新世界成功的幸福工程，它的目的是为了提供的一种无须思考，而只是令人飘飘然的“温馨友爱、色彩绚丽”的快乐感。这种快乐感越普遍，社会就越稳定。比起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秘密警察、苛法峻刑、暴力恐惧，新世界更有效的统治方式是通过人们的享乐欲望和不思想，让他们爱上被奴役的感觉。将极权统治的铁笼转化为天鹅绒监狱，这是新极权统治的艺术和诀窍所在。在这个转变中，功利的科学技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幸福工程本身就是一种关于人的心理和欲望的科学，统制官蒙德说：“科学给了我们历史上最平衡的稳定。”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非道德（amoral）的科学，不仅是应用性科学，而且是科学发展观。这也是一种为新世界最高目的——绝对稳定——服务的科学。这样的科学没有它自身的价值和道德目的。这是一种完全受权力意志控制的科学。

什么是有用的科学取决于科学对谁有用，统制官蒙德认为，就像艺术和宗教一样，科学也必须以对稳定“有用”来严格限制，因为不受限制的科学（如自由的网络技术）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科学可以减少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劳动，既让下层人有事做，又让上层人能满意他们的工作。从这样的科学，我们看到一种悲观的警告：不受道德目的限制的科学可能把人类带向一种无从对抗的奴役。我们也看到一种讽刺：稳定统治的最高目的最终会扼杀科学精神。美丽新世界里的科学其实只是实用的技术，科学精神中的自由思想交流、思考乐趣和批判方式都是不被允许和难以存在的。

压制自由精神导致人性的萎缩和丧失，技术化的科学是沉闷乏味的。统制官蒙德自己就间接承认，他的社会是一个没有思想乐趣的社会。伯纳流着眼泪恳求蒙德不要把他流放到冰岛上去。伯纳被带走后，蒙德对在一旁看着的赫姆霍尔兹说：“别人还以为要割他的喉咙了呢。不过，他如果有一点点脑子就会明白，这种处罚其实是一种奖赏。他要被送到某个小岛上去，那就意味着他要被送到一个可以遇见世界上最有趣的男男女女的地方去，那些人在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遇到。那些人都是因为某种原因而特别有个性，他们跟社会生活格格不入，对正统思想感到不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总而言之，他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几乎要妒忌了呢。”

统制官蒙德是开明专制的化身，是他那个世界里的智者，也是贤者。他曾经是一位不寻常的年轻阿尔法，不得不在流放去外岛和留在世界国家里之间做出选择，最后他违抗自己的天然志趣，放弃了他喜爱的科学，选择“进入统制官委员会，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继任统制官”。蒙德把为别人的幸福服务当作自己的责任，“责任就是责任，人是没法选择自己的喜好的。我对真理感兴趣，我喜欢科学，但是真理是一种威胁，科学（知识）是一种社会危害”。因此，他担当起了限制人民接近真理和知识的使命。

他说，人民并不需要弄懂乌托邦的道理，但必须要有人能懂这个道理，这个人就是统制官。乌托邦必须有足够的魅力，统制官才会愿意为之牺牲自己的自由与个性。统制官自己可以有他不允许人民有的想法，这是他的特权。但是，他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他有正统之外的想法。这不是因为他虚伪，而是因为他精明，因为他知道，就算他知道乌托邦的弊端，他也没有力量去加以改变。统制官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也是被囚禁在这个乌托邦里的。他必须对他的乌托邦保持足够程度的信仰，才能用它的价值标准去限制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由，并相信唯有如此才是为他们幸福服务的最佳方式。这就是极权乌托邦幸福工程的意识形态。

蒙德是一个思想家、诗人、科学家和超级功利主义者，他知道，关于稳定的学问就是关于控制的学问。他的学问来自他自己阅读但不让人民阅读的古老禁书和他自己了解却不让人民知道的历史（“历史全是胡说八道”）。在他统制的新世界里，虽然有种种模糊、朦胧的“不满情绪”——因为妒忌、好奇、无聊、孤独而冒出来，却不能满足的欲望——但不会有真正的、有效的批判和反抗。

新世界的人们喜欢扎堆，爱好群众体育和活动，连消遣娱乐也是组织化的。他们有欲望便能即刻得到满足，所以根本不知道“期待”和“希望”为何物。他们对不同于自己生活方式的外来思想不但不感兴趣，而且还充满了怀疑和敌意。他们十分满意自己所过的幸福生活和享受的社会稳定。域外“野蛮人保护区”的约翰想要告知他们自由的可贵，结果引起了他们的公愤和围殴，差一点引发了一场暴力的“群体性事件”。这个社会里虽然有“异类”，但不会有真正的反抗者或反叛者，异类的典型人物便是伯纳和赫姆霍尔兹。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成为小说中虽有想法但不可能有行动的“反英雄”（anti-hero）。

伯纳是孵化和定型中心的睡眠教育专家，是新世界“大伙堆”里的一个异类。别人都喜欢体育，他不喜欢；别人都爱热闹，他爱孤独；别人都快乐幸福，他郁郁寡欢。他甚至不像所有其他人那样喜欢索麻。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快乐，有人疑心他在试管里培育时被不小心滴入了酒精。他的不满完全是个人性质的，不是因为道德观或见解上有与众不同之处。他是一个上等阿尔法，本该生得高大英俊，却偏偏生得矮小，皮肤又黑，这与他在智力上非常优等的阿尔法身份不符。因为长相而不被人待见，他孤独、愤懑、怨天尤人，先是把一肚子的怨愤发泄在没能将他完美定型的制度身上。但是，后来因为带回约翰而受到公众注目，便又马上趾高气扬、得意忘形。最后他因为被当作异类流放到冰岛去，虽苦苦哀求饶恕，但终于难逃一劫。

赫姆霍尔兹是“情绪工程学院”的教师，是伯纳的朋友。他是一个与伯纳不同的异类，他的与众不同是因为他太完美，不仅漂亮而且睿智，他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上等阿尔法。他不被乌托邦里的官员们信任，因为他太聪明。他成为异类不是因为个人情绪的私怨或不得意，而是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和理念，他不喜欢自己担任的宣传工作，对“大伙儿”的价值观有所怀疑和抵触。他善于运用理智，也不乏勇气。野人约翰对大家说，你们是被控制的一群。所有的人都视约翰为仇寇，唯有赫姆霍尔兹站在他一边。然而，赫姆霍尔兹生活在天鹅绒监狱里，最终也只能成为一个“无效理智”的象征人物。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思考并把思考的结果告诉社会。但是，他同时也知道，自己说什么都等于零，在人人都享受无思想幸福的新世界里，一个人独自的思考不会有什么结果。他冷静地接受了对他的流放判决，提出的唯一要求是送他到一个气候寒冷的地方去，因为严酷的气候有利于他的写作。

小说里更深层意义的异类是野人约翰，他是一个跨越两个世界和两种文化的桥梁式人物。新世界的秩序有“域内”和“化外”的区分，约翰同时游离在这二者之外。他是一个彻底的，既不属于域内也不属于化外的孤独变异，一个既不可能留在“保护区”又不可能进入新世界的陌生人。他是由人类偶然交配而生的“非孵化定型”人,同时也是一个不幸流落到“保护区”的“外来人”。双重的变异身份使得他不属于任何一种人群,被每一种人群所排斥。约翰有严肃的价值观（非常接近于基督教道德），与新世界轻松自在的幸福观相冲突。他认为很可能有一个上帝，但是，蒙德对他说，“上帝跟机器、科学的医药以及普遍的幸福是格格不入的。……我们选择了机器、医药和幸福。”

约翰在社会意识和情感上也与新世界冲突。约翰有新世界“大伙儿”没有的复杂情绪和情感，他爱自己那个被新世界鄙视的母亲，但也厌恶她的性滥交。他被列宁娜吸引，却为自己的情欲感到羞愧，所以努力加以抑制。最后，当他鼓起勇气向列宁娜要求结婚时，列宁娜觉得这种情绪太荒诞，太匪夷所思。约翰忘不了列宁娜，由爱生恨，他对列宁娜的恨又转化为对自己的恨，最后终于自杀。这种复杂矛盾的人的情绪是新世界里的僵尸人物所不具备的。野人约翰无法构成对新世界的反抗或颠覆。既然他不可能在任何一个群体中生存，他的毁灭也就是注定的了。

“奴役工程”的启动与完成

赫胥黎的传记作者尼古拉斯·穆雷（Nicholas Murray）在赫胥黎的传记中对他的评价是“比起小说家来，他是一位更有效的散文家”（Aldous Huxley: A Biography）。作为小说，《美丽新世界》也许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批评家们对野人约翰这个人物的可信性常有訾议。约翰没念过几本书，言谈却充满了不凡的理性智慧。这样的小说“瑕疵”也许并不重要，赫胥黎的写作旨趣在于提出想法而不是如实地刻画人物，《美丽新世界》是一部幻想和讽刺作品，也被称为“观念小说”（novel of ideas），其中的人物也都是幻想和讽刺性的。

我们在同时阅读《美丽新世界》和《重访美丽新世界》的时候，可以这样理解穆雷所说的“有效”：《重访》这个直接讨论问题的散文文本可以比运用隐喻的小说里更清楚、透彻地阐述赫胥黎对新极权的统治逻辑和民众心理素质的看法。散文精简清晰，小说曲折多义，用于讨论观念，散文本来就比小说更合适。这也正是《重访》对我们了解《美丽新世界》特别有帮助的原因。

《重访美丽新世界》中的“重访”是“再议”而非“重新造访”的意思。如果说《美丽新世界》描绘的是一幅极权乌托邦的景象，那么《重访》要阐述的便是这个乌托邦的寡头们是如何实现他们对普通人的奴役。在《美丽新世界》中，新极权已经实现，幸福的奴役工程已经完成。但是，《重访》讨论的是，在新极权实现之前，有哪些统治手段可以使对人的彻底奴役成为可能？为了有效地运用这些统治手段，可能借助哪些人性特征和非人为因素？因此，可以说，《重访》虽然写作在《美丽新世界》之后，但在思考上却是一个回溯，因为它的思考内容是先于《美丽新世界》的。如果说在《美丽新世界》里我们看到了完成和完善了的全面奴役工程，那么，《重访》要揭示的便是这个工程的启动和进行过程，尤其是它的运作逻辑。

《重访》对极权的运作逻辑进行了思考（这种思考其实在1946年的序里就已经开始了），赫胥黎得出一个令他担忧的结论，新极权的到来比他在写作《美丽新世界》时预估的要早得多，也快得多。诉诸幸福感的新极权比用恐惧维持的旧极权更稳定，也更牢固。过去几十年的现实变化印证了赫胥黎的论断：“从长远来看，通过惩罚不当行为来控制人的行为远不如通过奖励期望行为有效，运用恐怖手段的政府也远不如通过非暴力手段操纵环境和个人思想情感的政府更有成效。惩罚可以暂时中断不当行为，但不能永久地遏制人们从事不良行为的倾向。此外，惩罚所产生的心理副作用可能和他们受到惩罚的行为一样产生恶果。”惩罚会引起反抗，而“奖励期望”，也就是利益刺激，则不仅有助于消除反抗，而且还能鼓励顺从和引诱合作。

把利益刺激的犒赏型控制用作主要的统治手段，这当然不等于放弃警察国家的暴力统治和言论钳制，但这可以使警察统治显得像是在保护而不是阻碍绝大多数人的幸福，更可以让言论自由显得不再重要。其实，任何一种极权统治都不会放弃暴力，也必然不会停止对思想交流的强行限制，因此必然不可能完全放弃禁书和审查制度。赫胥黎认为，利益刺激也好，警察统治也罢，极权统治的形成是由现代社会的两个“非人为的力量”（impersonal forces）所驱动的。第一个是人口过剩，第二个是过度组织化，其中人口过剩是第一位的。赫胥黎认为，人口过剩使得生存资源匮乏，不可避免地要带来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则又不可避免地要依靠政治对社会的组织化手段去解决，因此，“独裁统治几乎不可避免”。

在《美丽新世界》的想象世界里，人口过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实验室按照科学的比例和数量生产社会成员，但在现实世界里，解决人口过剩问题要困难得多。赫胥黎认为，人类社会解决死的问题比解决生的问题要来的容易。这是因为，人的天性是总想活得更长久一些，科学的医学、营养、保健的发展会应运而生，一般国家都有促进这些发展的国力。然而，人类繁殖的天性却使人口越来越多，医学、营养、保健越发展，人的普遍生命越长，人口过剩的问题也就越严重。对人口与极权独裁的关系，赫胥黎的看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口过剩会导致极权专制，另一方面，极权有能力遏制人口过剩，也一定会这么做。

这个看法的两个方面都只是理论的假设和推导，并没有充分的现实依据。它们与现有的许多关于极权的理论或观察也不相符。例如，美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麦克斯·伊司曼（Max Eastman）在1941年5月11日给《纽约时报》的信中列举了极权主义的21个特征中（胡适在1941年的《民主与极权的冲突》一文中对此有所介绍），其中有一条是，极权主义不择手段地鼓励人口增加。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极权主义与人口增长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极权统治在人口问题上是机会主义的，并没有一贯的、必然的人口政策。它在需要时就鼓励人口增加，在不需要时就实行控制人口的政策，它也不会把国家的财力主要用于让人民活得更健康更长久。不管它的政策如何，制定和贯彻政策的都是高度集中的国家行政机器，都不允许个人的自由选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也许还可以选择不怀孕，但怀孕后却不能选择生下来，因此，强迫人口减少比强制人口增加要更容易见效。极权体制运用惯使的强迫行政手段就能达到遏制人口的目的，根本无须《美丽新世界》里的那种高生物科技。

赫胥黎对未来极权的预测和想象过度强调了科学发展的作用。从现有的极权经验来看，极权统治完全可以是低科技的，至少在极权体制建成和巩固的最初阶段是如此。极权的发展可以利用科学技术，科技可以加强极权。可是，与建成和维护极权的两个关键要素—宣传和组织—相比，科技并不是最重要的，更不要说是极权存在的必要条件了。赫胥黎在《重访》中对极权统治“过度组织化”和“宣传”的论述比强调“人口过剩”和科学条件更有助于读者从本质上了解20世纪以来的极权统治特征。极权统治宣传和组织的这两个关键特征正是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一书中所详细讨论的。

赫胥黎认为，过度组织化是自由最大的敌人，过度组织化体现的是极权主义在人的所有生活和社会领域中进行全面宰制的“秩序意志”（Will to Order），也是极权统治下社会僵尸化的根本原因。《美丽新世界》展现的便是这样一个已经僵尸化了的社会（zombie-like society）。人的僵尸化是因为“心理卫生”出现了问题，“社会已经把人变成了机器人，精神疾病越来越普遍”。自由的显现在于冲突的存在，“有冲突就证明为人格完整和幸福而战的生命力仍然存在”。僵尸社会中的人既没有自由也没有自由意识，这被普遍视为正常。赫胥黎写道：“他们的这种正常并不是真的正常，他们只有在一个极端不正常的社会里才显得正常。他们能够完全适应这个不正常的社会就证明了他们有精神疾病。数百万的不正常的正常人毫无怨言地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如果他们还有健全的人性，他们就不应该去适应这样的社会，他们就应该还抱有‘个人自由的幻想’，但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经丧失了个人自由。他们的顺从已经变成了一种同一性，而‘同一性和自由是不可能共存的，同一性和心理健康也是不能共存的’。”

相比起组织和宣传对极权的支撑作用，科学为极权提供的只是统治的便利，而不是存在的必须条件。与科学发挥类似作用的还有“经济实力”。对稳固极权，经济实力比科学更能发挥作用。有了经济实力就能加强国家机器的科技手段，就能收买知识分子、丰富物质供应、提供娱乐享受、扩展官僚机器并增强他们的政治忠诚。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无论是奥威尔式的极权统治手段（军事压迫、坦克、枪炮、警察、监狱），还是赫胥黎式的极权管制方式（物质满足、享乐主义、利益刺激、鼓励消费和无脑娱乐、变换和翻新软实力招数），都可以得到加强。虽然有了经济实力，极权统治能如虎添翼般地发展和运用科技和其他花钱的统治手段，但是，失去经济实力并不意味着极权统治就会被放弃或就此瓦解。就算没有经济实力，只要极权统治保持顽强的权力意志并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放弃暴力镇压，只要它统治下的僵尸社会维持不变，那么，就算经济出现问题，极权统治照样也能将其统治长期维持下去。在这一点上，奥威尔似乎看得要比赫胥黎更加清楚。

幸福工程造就僵尸社会

僵尸社会是社会中人的自由被剥夺的结果。社会僵尸化越普遍越彻底，极权统治就越成功越稳定。僵尸社会里人们的最大特点就是思想懒惰。人的思想懒惰是没有止境的。一方面，一个人思想越是懒惰，就越是容易接受暗示，受幸福工程的宣传影响，觉得心满意足。另一方面，一个人越是觉得心满意足，也就越是会得过且过，安于现状，失去寻求变化的意愿。随着求变动力和意愿的丧失，行动能力最终也会减退和丧失。民主制度不能由思想懒惰者建成，也不能靠思想懒惰者来运作。赫胥黎强调民众思考在民主制度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他对普通人思考能力的估计与民主社会对普通人现实人性的认识颇为一致。他认为，“人类绝对不像18世纪的乐观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具有理性和天生的正义感。同时，他们也不像20世纪的悲观主义者相信的那样缺乏道德和理智。……大多数男人和女人还是有足够的道德和理智来决定他们自己的人生目标。”社会去僵尸化需要每个人能决定他自己的人生目标，而不是像在美丽新世界里那样，由统治权力来统一规定。这是社会需要自由和政治必须保护公民自由权利的理由，也是民主与专制的根本分野。

每个人思考都需要信息，信息的传播就是宣传。赫胥黎认为，有两种宣传手段，一种起到正面作用，另一种起到负面作用。他说：“宣传手段有两种—一种是理性宣传，这种宣传提倡与宣传者和被宣传者的开明式自利一致的行为；另一种是非理性宣传，这种宣传和任何人的开明式自利都不一致，它听命于激情，并催发激情。”正面的宣传是理性的，它讲道理，诉诸被宣传者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负面的宣传是非理性的，它煽动情绪，借助暗示，利用受众自身的心理弱点和盲目欲望，用欺骗的手段达到宣传者一己的自私目的。

理性的宣传是民主社会所需要的，也是民主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它让人们获得参与公民政治所必需的知识和信息。赫胥黎引述美国建国之父之一的杰斐逊的话说：“如果一个国家希望保持无知和自由，这样的愿望以前没有实现过，以后也永远不会实现……无知的人民是不可能获得安全的。只有在一个新闻自由，人人能阅读的地方，一切才可能安全。”在讨论非理性的宣传时，赫胥黎所用的例子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煽动家”希特勒。理性宣传与非理性宣传为之服务的不同政治—民主和独裁—在赫胥黎所举的例里就已经判然有别了。

赫胥黎在《重访》里用两章（“独裁统治下的宣传”和“洗脑术”）来讨论极权统治所使用的宣传手段。以今天我们对洗脑宣传的认识来看，他为读者提供的只是一些提示，而不是系统的分析和总结。他所论及的一些群众心理，如情绪冲动、反复无常、意气用事、缺乏主见、容易接受暗示和传染、随众趋同等等，早在19世纪末勒庞的《乌合之众》（1895）一书中就已经有了远为详细的论述。20世纪许多关于群众和宣传的论著里更是有许多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的新成果和系统讨论。然而，赫胥黎对极权宣传还是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洞见。

他提出的第一个富有启发的洞见是，独裁宣传不仅给普通民众洗脑，也给“领导者”洗脑，当然，他所说的领导者主要是“底层领导者”，这在《美丽新世界》的阿尔法们那里已经有了具体的描绘。在《重访》里，赫胥黎则是用当代具体现实为例来论述他的这一观点，他说：“在我预言的美丽新世界中，科学技术的发展早已超越了希特勒时代的水平，和纳粹统治下的人们相比，美丽新世界中的命令执行者更不具备批判能力，他们对那些发布命令的精英更加驯服。而且，他们的基因被标准化，他们的胚胎接受了执行服从指令的条件反射设置，所以他们的行为几乎可以和机器一样被准确预测。……‘低层领导者’的条件反射设置已经在独裁统治下得到了实施。苏联不仅仅间接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还直接作用于低层领导者的生理和心理，使他们的思想和身体都接受无情而高效的条件反射设置。”在这些当代国家里，对低层领导者洗脑，用的当然不是基因标准或胚胎指令的办法，而是通过组织控制、思想灌输、限制外来信息来实现。这样的低层领导者—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阶层—构成了从社会基层开始，全面控制人们各个生活领域的官吏网络，其有效性让希特勒的纳粹统治望尘莫及，“纳粹没有时间，也许也没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去给他们的低层领导者洗脑，对他们进行条件反射设置。这也许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之一”。

赫胥黎提出的第二个洞见是，宣传是利用语言在人非自觉意识的状况下，对他们进行操控。今天，控制思想的艺术已经日渐变成了科学，而思想控制的手段也日益艺术化和娱乐化了。这二者的结合对宣传洗脑控制群众情绪并操纵他们的社会行为发挥了很大作用，成为幸福工程的软实力。宣传的科学化不仅是指“广播、扩音器、移动摄像机和轮转印刷机”（当然还有电视和网络）这样的硬件部分，而且也包括关于群众心理和行为的专门知识，“宣传者、说教者和洗脑者在应用心理学和神经学领域都已开展了大量工作。过去，从事这类改变人们思维工作的专家都是经验主义者，他们通过反复试验的方法研究出一系列技术和程序，这些技术和程序可能很有效，但他们并不明确地知道为什么有效。今天，控制思维的艺术已经日渐变成了科学，实践者们不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也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用于指导工作的理论和假说都是在大量实验数据的基础上得出的。由于他们的新发现，以及这些新发现带来的新技术，‘在希特勒的极权统治中无法实现’的噩梦将很快成为现实”。

宣传借助大众娱乐和大众文化，包括电影、电视、歌舞晚会、各种纪念仪式、游行庆祝、节假购物、美食节、旅游和“圣地”崇拜、运动会等等。这类活动寓政治宣传于大众娱乐，让人欢愉、和谐、幸福、亢奋，身不由己地接受宣传的各种暗示。他们肤浅、简单但可能颇为强烈的情绪正是《美丽新世界》里人民的典型感受方式。统制官蒙德说：“多么幸运的孩子们啊！为了不让你们在生活中受到任何情绪（emotions）的折磨，我们费尽了心思，只要有可能，就不让你们产生任何情绪。”听了这话，孵化室主任在一旁轻声念叨：“福特保佑，天下太平。”心理学家华尔特·皮特金（Walter B. Pitkin）在他的《人类愚蠢历史简论》（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uman Stupidity）一书中说，人类所有的情绪都包含着睿智或愚蠢，都指导人的行为，“情绪是行动的模式……如果把情绪与行动分离，那就永远不可能把握情感的作用”。 了解一个人的行为后面的情绪，不仅有助于了解他的行动倾向，也有助于了解他对周围环境的认知。控制了一个人的情绪就是控制他的行为，改变人的行为必须从改变人的情绪方式开始，这是许多反乌托邦作品的一个常见主题。

宣传利用大众娱乐和大众文化操纵群众的情绪，它的艺术手法和技巧可以非常专业和精妙，让人以为是在欣赏艺术，对自己的艺术品位自鸣得意。赫胥黎在《重访》中预言：“随着操纵的艺术和科学越来越被人了解，未来的独裁者无疑将学会把这些技巧运用到永无止境的娱乐中，这些娱乐提供给我们一个与现实生活无关的世界，进而威胁着对于维护个人自由和民主体制至关重要的理性宣传。”

我们怎么办

在《重访》里，赫胥黎提出一个他认为非常紧迫的问题：“在这个人口过剩不断加速，过度组织不断加强，大众传媒手段越来越高效的时代，我们该怎样保持个体的健全，提高个体的价值呢？这个问题现在还可能被认真地提出并给出有效的回答。再过一代人，在未来令人窒息的丧失个性的氛围中，要想找出答案就太晚了，或者连提出这个问题都不可能了。”这确实是一个不提出就会晚了的问题，而今天提出这个问题或许真的已经有些晚了，因为《美丽新世界》的许多景象和《重访》中的种种忧思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里已经不再显得陌生和遥远，而仿佛就是近在眼前的事情。

我们该怎样保持个体的健全？如何提高个体的价值？如何珍视作为人的自己？如何反抗任何形式的奴役，不管是暴政的奴役还是天鹅绒监狱的奴役？这些问题之所以迫切，是因为，虽然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变成《美丽新世界》里那样的僵尸社会，但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通往僵尸社会的“笨蛋社会”。有人忧虑“低智商”社会状态，总结出“笨蛋社会”的八大标志：自虐倾向（身处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无脑娱乐（无文字阅读的图像消费）、词汇单一化（识字的文盲）、盲从“专家”（无条件信任）、弱智官员（不乏有高学位者）、肮脏语言（脏字流行）、恶搞成风（无厘头文化）、拿无知当个性（愚笨而不自知）。

“笨蛋社会”是一个不思考、不说理、无信仰、没有未来理想，或者不知道怎么思考、说理、展望未来的社会。它的公共生活可以看上去色彩缤纷、幸福快乐、享受丰富、热闹非凡，却是无聊繁琐、浮躁浅薄、虚伪、犬儒、过一天算一天。“笨蛋社会”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它缺乏与好社会相一致的公共生活。没有人会真的喜欢生活在“笨蛋社会”里，即使在“笨蛋社会”里，真正的笨蛋也只是极少数，即使笨蛋自己也盼望聪明起来，不喜欢被人叫笨蛋。

“笨蛋社会”有自己的鸡和蛋问题：是先有“笨蛋”还是先有“笨蛋社会”？在赫胥黎看来，“笨蛋社会”和对“笨蛋社会”的专制统治都是在“非人控力量”——人口过剩和过度组织——的驱动下自动完成的。这是一种命定论的社会发展观，我们很难认同它，因为今天现实中存在的专制（开明专制也好，亚洲模式的强人政治也罢）都不是现代政治和社会组织化的唯一发展形式或方向。政治和社会制度都是人自己选择的结果，如果我们认同赫胥黎对人的自由的见解——人天生是自由的动物，任何形式的奴役不仅会将人变成奴隶，而且会把人变成僵尸——那么，我们就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命定论，而是必须强调人的自由选择，尤其是民主化集体自由选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专制统治下的笨蛋是笨蛋社会弄笨的，先是不得不假装，后来便弄假成真，以致越来越多的人真的成了笨蛋。理性、思考、判断、与他人交流和说理是反对笨蛋社会，帮助笨蛋变得聪明起来，学会珍惜自由和痛恨奴役的教育和自我教育手段。赫胥黎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也可以担当起启蒙和教育普通群众的重责大任。他说：“和群众不同的是，知识分子爱好理性，对事实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的批判思想让他们排斥那种大多数人接受的宣传。对于群众来说，‘本能是最重要的，信仰来自于本能……健康的普通民众本能地凝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而知识分子则像一群养鸡场里的鸡，东跑跑西跑跑。他们无法被用来创造历史，无法成为组成某个团体的一份子。’知识分子需要证据，不能接受逻辑混乱和谬论。他们认为简单化是错误思维的根源，他们也不喜欢使用宣传者们惯用的那些伎俩，比如口号、未经证实的主张以及笼统的归纳。”

赫胥黎显然低估了美丽新世界能成功笼络、雇佣、收买、利用知识分子的手段和能力，也低估了知识分子为一己私利随时准备顺从、谄媚、投靠权力的机会主义和犬儒主义选择。何况，知识分子对宣传洗脑并不一定具备比群众更强的识辨和抵御能力。法国社会学家埃吕在他的经典之作《宣传：人的态度形成》中指出，许多人以为，一般大众的知识程度不如知识分子，所以比较容易受宣传影响。其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现代社会中最容易接受宣传的其实是知识分子,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知识分子吸收二手的、无法证实的信息神话比一般人来得多；第二，他们总觉得需要对一些重要的事情或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格外需要借助宣传提供的一些现成看法；第三，他们会把不知不觉中接受的宣传误以为是自己的“独立判断”，自以为是，往往生吞活剥，食而不化, 对宣传的说法添油加醋，标新立异。比起社会中许多别种阶层或行业的人们来说,知识分子因为更需要与信息打交道，比一般人更积极地阅读报刊书籍,关注时事报道,所以更有机会受到宣传的影响。知识分子是与意识形态语言接触最多的一个阶层,他们自己的语言就往往不知不觉地成为统治意识形态语言的一部分。当这些知识分子有机会分享体制内的利益和特权时，他们接受宣传就更不是因为上当受骗,而是因为先已有了寻找合理性的心理和利益需求，他们是呼吸肮脏空气而不在乎空气有多么肮脏的那一群人。

赫胥黎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也许并非全无保留，因为他提到科学家（他们也是知识分子）可以在新世界的奴役工程中成为统治权力的共谋和共犯，“自由是美好的状态，宽容是至上的美德，组织化是天大的灾祸。出于实际或理论方面的原因，独裁者、组织人和某些科学家非常热切地想改变人们多样化的天性，使大家都归于某种便于管理的同一状态”。

赫胥黎是个精英主义者，他似乎把改变不自由、不宽容现实的希望寄托于社会出现特别懂得自由价值，并积极诉诸行动的“伟人”。那么，在没有这样的伟人可以期待的今天，赫胥黎是不是也还给我们提出了某些有用的建议呢？我想还是有的，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为了警惕和抵御宣传的洗脑和欺骗而增加对它的识别能力。正如赫胥黎所说：“自由之敌用他们反理性的宣传系统化地滥用语言诱惑或威逼他们的受害者按照他们这些头脑操纵者的意愿来思考、感受和行动。以自由为目的的教育（也包括为了以获得爱和智慧为目的的教育，这些既是自由产生的条件，也是自由的产物）除了其他的任务外，必须是正确使用语言的教育。”

这样的语言教育包括了用语言理性说理的教育，理性说理是识别和抵御宣传欺骗和脑控唯一有效的教育手段，也是赫胥黎所关心的儿童和青少年教育的重要部分。赫胥黎说，宣传正在从四面八方渗透进社会语言里来，成为许多人思维和说话的方式。他们实际上已经像是新世界里的芸芸众生那样，在不知不觉中被操纵、被控制、被奴役。《重访》就是要告诉读者，这样的宣传是自由的头号敌人。要战胜这个敌人，需要每个人都能保持思想的警觉，并让普通人都能够自由思考、独立判断，与他人平等而尊重地相互交流。

赫胥黎说：“如果普通百姓都学会了仔细分析他们的牧师和主人说的话，这就可能具有颠覆性。在目前的状况下，社会秩序的延续取决于人们无条件地接受权威人士进行的宣传以及被当地传统神圣化的宣传。”抵御宣传，体现的是“智力的价值，没有了智力，爱就失去了力量，自由也会不可企及”。自由、爱、智力—美丽新世界里所缺少的那些属于人的意志、素质和情感—是人类保持意识清醒和神志健全所必不可少的，也是人类拒绝走上美丽新世界之路的力量和希望。

2015年4月23日于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