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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军 :凡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都应该思考伊斯兰国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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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军 :凡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都应该思考伊斯兰国的命题

从2015年11月13日晚的巴黎恐怖袭击,到不久前发生在伦敦的持刀砍人事件,接二连三的不幸在欧洲上演。在现代文明被冲击的同时,人们将暴力、血腥的矛头都对准了它——2006年宣称正式建立的,由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带领的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简称伊斯兰国。

伊拉克安全人员向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发动攻击。

自从巴黎恐怖袭击以来,人们在向伊斯兰国投向恐惧目光的同时,也更加关注、思考关于它的种种:历史、根源及影响因素等。了解并思考如何应对伊斯兰国及其恐怖活动,早已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重要命题。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在昨日以题为《我们时代的“梦魇”》的讲座中提及,凡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都应该去思考这件事,就好像上世纪40年代的人们,尤其是思想家,要去思考德国的纳粹事件一样。“我们今天本身就处在一个非常激进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混乱频发的世界,如何去思考,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著有《现时代的群学》等七部中英文论著。

提及伊斯兰国,很多人觉得它是野蛮的,是和人类的“文明”对立的,“非人”的一个事物,但吴冠军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这种观点将事实简单化了,而伊斯兰国的出现和行动恰好是人类本身的问题,它涉及到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例如神权政治、生命政治、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双身”结构。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吴冠军认为,人在合作的同时,就产生了“政治”相关的问题,而“主权”正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块。他提到主权在历史上曾经的概念——只要一个国家有最高统治者,就有主权。这样看来,伊斯兰国也不意外,甚至是基地时代的本拉登带领的组织,也一定有相应的政治结构。

吴冠军还提到了政治的古今之争。在古希腊时代,人们认为的最高主权是世界的真理,对真理的追求则成了古希腊人,尤其是哲学家们穷尽一生去追求的事业。在中国古代,主权则是“天道”,统治者的行为要向“天”负责,而不是向人民负责。后来,古希腊文明被宗教文明代替,宗教信仰代替“真理”,成为了最高的主权。手握权利的人,也由人民,变成了教皇。神权政治也就登上了古代政治的历史舞台。

在17、18世纪,由霍布斯提出,卢梭发展并完善的“社会契约论”出现后,人和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人民把一部分的权利让给国家,让国家来保护自己的生命不受侵犯。按照霍布斯的观点,这是国家存在的唯一理由。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以用投票等民主的方式,去保障自己的权利。这就是生命政治。直到伊斯兰国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

在吴冠军看来,伊斯兰国及其行为是“反生命政治”的表现:他们不仅发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还进行恐怖袭击,从角落里用最残忍的方式,去剥夺别人的生命。这也是其他国家最害怕的一点——不能保障人们的生命不受恐怖袭击侵犯。伊斯兰国及其行为,不仅是“反生命”的,也是神权政治在新时代的再一次抬头。它的神权政治建立在对真主阿拉的信仰,是在向真主“负责”。

不过,吴冠军强调要分清伊斯兰国和伊斯兰教的区别。在他看来,人们对伊斯兰教有很多种解读,而伊斯兰国则是在对它的解读中,被世界的政治的、经济的秩序逼出来的产物。“我们要追问的不是伊斯兰教好不好,而是思考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些人怎么利用神学的文本,制造出了这么大的一个梦魇(伊斯兰国)。”

有这样一个说法:21世纪是从“911事件”开始的,这也标志着国家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变成了和恐怖主义的对抗。奥巴马在巴黎恐怖袭击后说:“这不仅是一次对巴黎的袭击,不仅是一次对法国人民的袭击,这是对全人类的一次袭击、对我们所共享的普遍价值的一次袭击。”

对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伊斯兰化浪潮出现的原因,吴冠军称这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双身”结构带来的后果。如果说“伊斯兰国”确实是今天世界里的一个毒瘤,那这颗毒瘤恰恰是从全球资本主义的这个“母体”里面“内爆”出来的。政治方面,在西方国家向伊斯兰世界“输出”自由主义理想与自由民主制度时,带来的不是民主,也不是自由,而是进一步的“伊斯兰化”。究其缘由,是因为如果在伊斯兰世界坚持民主选举,那选出来的领袖肯定是宗教领袖,而为了遏制这一趋势,西方国家只能扶植军事化的专制独裁。美国总统参选人特朗普甚至在电视访谈中称,“阿拉伯之春”后,如果被打倒并被枪杀的卡扎菲以及伊拉克战争中被俘获后处死的萨达姆继续掌权的话,中东会更稳定。

经济方面,吴冠军认为,在资本主义越来越全球化的今天,伊斯兰国能“活”那么久,是因为全球的资本主义在“撑”它。通过控制领土资源、开展石油买卖,伊斯兰国可以获得每日约200万美元的巨额收入。“这就像你跟你的敌人在宣战的时候,你的另一个兄弟在跟他做生意。”吴冠军打了这样的一个比方。

即使面对伊斯兰国这样的一个“大问题”,在吴冠军眼里,西方国家还是在坚持普遍人权、民主自由等理念,但这是需要经济成本的。例如,德国在2015年用于收容难民的支出至少是100亿欧元,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像德国一样。比如在美国,奥巴马只提出把接纳叙利亚难民的人数从2015年的不到2000,提升到2016年的1万。在这个做法里,美国的逻辑已经很明显了:“外面”的风险不能进来,只有“我”的危机(如2008年“次贷危机”)可以转嫁全球。因此,基于国家经济成本等因素的考量,使得很多自由主义理想的推行最后没有继续。

“伊斯兰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忧虑的东西,我们要去思考、去批判、去反思。”对于伊斯兰国及其带来的问题,吴冠军再次强调。

(本文部分参考吴冠军《“历史终结”时代的“伊斯兰国”:一个政治哲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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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军 :凡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都应该思考伊斯兰国的命题

从2015年11月13日晚的巴黎恐怖袭击,到不久前发生在伦敦的持刀砍人事件,接二连三的不幸在欧洲上演。在现代文明被冲击的同时,人们将暴力、血腥的矛头都对准了它——2006年宣称正式建立的,由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带领的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简称伊斯兰国。

伊拉克安全人员向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发动攻击。

自从巴黎恐怖袭击以来,人们在向伊斯兰国投向恐惧目光的同时,也更加关注、思考关于它的种种:历史、根源及影响因素等。了解并思考如何应对伊斯兰国及其恐怖活动,早已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重要命题。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在昨日以题为《我们时代的“梦魇”》的讲座中提及,凡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都应该去思考这件事,就好像上世纪40年代的人们,尤其是思想家,要去思考德国的纳粹事件一样。“我们今天本身就处在一个非常激进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混乱频发的世界,如何去思考,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著有《现时代的群学》等七部中英文论著。

提及伊斯兰国,很多人觉得它是野蛮的,是和人类的“文明”对立的,“非人”的一个事物,但吴冠军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这种观点将事实简单化了,而伊斯兰国的出现和行动恰好是人类本身的问题,它涉及到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例如神权政治、生命政治、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双身”结构。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吴冠军认为,人在合作的同时,就产生了“政治”相关的问题,而“主权”正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块。他提到主权在历史上曾经的概念——只要一个国家有最高统治者,就有主权。这样看来,伊斯兰国也不意外,甚至是基地时代的本拉登带领的组织,也一定有相应的政治结构。

吴冠军还提到了政治的古今之争。在古希腊时代,人们认为的最高主权是世界的真理,对真理的追求则成了古希腊人,尤其是哲学家们穷尽一生去追求的事业。在中国古代,主权则是“天道”,统治者的行为要向“天”负责,而不是向人民负责。后来,古希腊文明被宗教文明代替,宗教信仰代替“真理”,成为了最高的主权。手握权利的人,也由人民,变成了教皇。神权政治也就登上了古代政治的历史舞台。

在17、18世纪,由霍布斯提出,卢梭发展并完善的“社会契约论”出现后,人和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人民把一部分的权利让给国家,让国家来保护自己的生命不受侵犯。按照霍布斯的观点,这是国家存在的唯一理由。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以用投票等民主的方式,去保障自己的权利。这就是生命政治。直到伊斯兰国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

在吴冠军看来,伊斯兰国及其行为是“反生命政治”的表现:他们不仅发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还进行恐怖袭击,从角落里用最残忍的方式,去剥夺别人的生命。这也是其他国家最害怕的一点——不能保障人们的生命不受恐怖袭击侵犯。伊斯兰国及其行为,不仅是“反生命”的,也是神权政治在新时代的再一次抬头。它的神权政治建立在对真主阿拉的信仰,是在向真主“负责”。

不过,吴冠军强调要分清伊斯兰国和伊斯兰教的区别。在他看来,人们对伊斯兰教有很多种解读,而伊斯兰国则是在对它的解读中,被世界的政治的、经济的秩序逼出来的产物。“我们要追问的不是伊斯兰教好不好,而是思考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些人怎么利用神学的文本,制造出了这么大的一个梦魇(伊斯兰国)。”

有这样一个说法:21世纪是从“911事件”开始的,这也标志着国家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变成了和恐怖主义的对抗。奥巴马在巴黎恐怖袭击后说:“这不仅是一次对巴黎的袭击,不仅是一次对法国人民的袭击,这是对全人类的一次袭击、对我们所共享的普遍价值的一次袭击。”

对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伊斯兰化浪潮出现的原因,吴冠军称这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双身”结构带来的后果。如果说“伊斯兰国”确实是今天世界里的一个毒瘤,那这颗毒瘤恰恰是从全球资本主义的这个“母体”里面“内爆”出来的。政治方面,在西方国家向伊斯兰世界“输出”自由主义理想与自由民主制度时,带来的不是民主,也不是自由,而是进一步的“伊斯兰化”。究其缘由,是因为如果在伊斯兰世界坚持民主选举,那选出来的领袖肯定是宗教领袖,而为了遏制这一趋势,西方国家只能扶植军事化的专制独裁。美国总统参选人特朗普甚至在电视访谈中称,“阿拉伯之春”后,如果被打倒并被枪杀的卡扎菲以及伊拉克战争中被俘获后处死的萨达姆继续掌权的话,中东会更稳定。

经济方面,吴冠军认为,在资本主义越来越全球化的今天,伊斯兰国能“活”那么久,是因为全球的资本主义在“撑”它。通过控制领土资源、开展石油买卖,伊斯兰国可以获得每日约200万美元的巨额收入。“这就像你跟你的敌人在宣战的时候,你的另一个兄弟在跟他做生意。”吴冠军打了这样的一个比方。

即使面对伊斯兰国这样的一个“大问题”,在吴冠军眼里,西方国家还是在坚持普遍人权、民主自由等理念,但这是需要经济成本的。例如,德国在2015年用于收容难民的支出至少是100亿欧元,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像德国一样。比如在美国,奥巴马只提出把接纳叙利亚难民的人数从2015年的不到2000,提升到2016年的1万。在这个做法里,美国的逻辑已经很明显了:“外面”的风险不能进来,只有“我”的危机(如2008年“次贷危机”)可以转嫁全球。因此,基于国家经济成本等因素的考量,使得很多自由主义理想的推行最后没有继续。

“伊斯兰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忧虑的东西,我们要去思考、去批判、去反思。”对于伊斯兰国及其带来的问题,吴冠军再次强调。

(本文部分参考吴冠军《“历史终结”时代的“伊斯兰国”:一个政治哲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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