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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亚当·图兹:1970年代的滞胀创伤,如何影响着今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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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亚当·图兹:1970年代的滞胀创伤,如何影响着今天的世界?

当我们在谈论70年代的时候,我们谈论的究竟是什么?如果说可以从70年代的状况中学到一些教训,可能会是什么?

记者 | 王磬

编辑 | 崔宇

2022年进入下半场,伴随着俄乌冲突与新冠疫情的双重压力,全球物价攀升、能源与粮食危机加剧,一个来自上世纪70年代的幽灵,重新盘旋在世界经济的上空。

幽灵的名字,叫做“滞胀”(stagflation)。它是指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滞胀与通胀不同,小幅度的通胀是决策者乐见的,但如果通胀过高且迅速上涨,会侵蚀家庭的购买力和扰乱企业的经营决策。滞胀则是指价格上涨与增长放缓、企业大幅裁员同时出现的情况。滞胀如果持续得不到缓解,经济将最终陷入衰退。

滞胀通常被视为上世纪70年代的“遗毒”。英国议员Iain Macleod在1965年首次使用了这个词:“我们现在有着两个世界中最糟糕的情况——不仅仅是一边通胀,或者另一边停滞不前——而是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彼时,滞胀的种子才刚刚被埋下:上世纪60年代末,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通过越战支出和他的“伟大社会”计划等财政手段来刺激增长,但美联储为了“配合”财政扩张而未能充分收紧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胀。

上世纪70年代初,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试图通过对工资和价格上涨实施控制来抑制通胀,但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大幅推高了能源价格和整体通胀水平,供给端的冲击使得抑制价格上涨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在此期间,二战后维系了三十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土崩瓦解,央行的失信又进一步强化了通胀预期。时任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则持续低估通胀压力,并未意识到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同时“婴儿潮”一代涌入劳动力市场,使得失业率持续攀高。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Adolph Volcker)不得不将利率快速提高到20%,引发了经济衰退和高达两位数的失业率,70年代的滞胀最终在痛苦中结束。

今天人们对滞胀重来的担忧不无道理。一方面,全球各地的通胀率屡创新高。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欧元区的通胀率高达8.9%,为历史最高;半数以上的欧元区国家面临高达两位数的通胀率;美国、英国也面临着接近40年来最高的通胀率。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世界银行在6月份大幅下调了对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并警告滞胀的出现。

与上世纪70年代类比也其来有自。通常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导致了70年代的滞胀:一是二战以后始终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货币超发;二是供给约束助推高通胀,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推升油价,同时导致需求萎缩,出现大量失业人口。这与今天面临的状况有相似之处:一是新冠疫情之后流动性愈加泛滥,比如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自2008年以来持续扩张了7倍,自疫情以来扩张了一倍;二是新冠疫情使供应链受损、降低了全球生产和运输的效率,俄乌冲突又加剧了全球能源与粮食的供应危机。

今天的世界可以摆脱滞胀的诅咒吗?当我们在谈论70年代的时候,我们谈论的究竟是什么?当今的状况与彼时有何相似与不同?如果说可以从70年代的状况中学到一些教训,可能会是什么?

界面新闻近日就相关话题专访了亚当·图兹(Adam Tooze)。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是西方近年来炙手可热的经济史学家,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目前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欧洲研究中心主任。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对世界级大危机的兴趣,贯穿了亚当·图兹的学术生涯,其关于一战、二战、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的多部著作,兼具历史学的厚重与政治经济分析的尖锐。

以下为访谈实录,刊发时有编辑整理。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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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亚当·图兹:1970年代的滞胀创伤,如何影响着今天的世界?

当我们在谈论70年代的时候,我们谈论的究竟是什么?如果说可以从70年代的状况中学到一些教训,可能会是什么?

记者 | 王磬

编辑 | 崔宇

2022年进入下半场,伴随着俄乌冲突与新冠疫情的双重压力,全球物价攀升、能源与粮食危机加剧,一个来自上世纪70年代的幽灵,重新盘旋在世界经济的上空。

幽灵的名字,叫做“滞胀”(stagflation)。它是指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滞胀与通胀不同,小幅度的通胀是决策者乐见的,但如果通胀过高且迅速上涨,会侵蚀家庭的购买力和扰乱企业的经营决策。滞胀则是指价格上涨与增长放缓、企业大幅裁员同时出现的情况。滞胀如果持续得不到缓解,经济将最终陷入衰退。

滞胀通常被视为上世纪70年代的“遗毒”。英国议员Iain Macleod在1965年首次使用了这个词:“我们现在有着两个世界中最糟糕的情况——不仅仅是一边通胀,或者另一边停滞不前——而是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彼时,滞胀的种子才刚刚被埋下:上世纪60年代末,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通过越战支出和他的“伟大社会”计划等财政手段来刺激增长,但美联储为了“配合”财政扩张而未能充分收紧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胀。

上世纪70年代初,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试图通过对工资和价格上涨实施控制来抑制通胀,但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大幅推高了能源价格和整体通胀水平,供给端的冲击使得抑制价格上涨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在此期间,二战后维系了三十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土崩瓦解,央行的失信又进一步强化了通胀预期。时任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则持续低估通胀压力,并未意识到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同时“婴儿潮”一代涌入劳动力市场,使得失业率持续攀高。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Adolph Volcker)不得不将利率快速提高到20%,引发了经济衰退和高达两位数的失业率,70年代的滞胀最终在痛苦中结束。

今天人们对滞胀重来的担忧不无道理。一方面,全球各地的通胀率屡创新高。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欧元区的通胀率高达8.9%,为历史最高;半数以上的欧元区国家面临高达两位数的通胀率;美国、英国也面临着接近40年来最高的通胀率。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世界银行在6月份大幅下调了对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并警告滞胀的出现。

与上世纪70年代类比也其来有自。通常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导致了70年代的滞胀:一是二战以后始终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货币超发;二是供给约束助推高通胀,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推升油价,同时导致需求萎缩,出现大量失业人口。这与今天面临的状况有相似之处:一是新冠疫情之后流动性愈加泛滥,比如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自2008年以来持续扩张了7倍,自疫情以来扩张了一倍;二是新冠疫情使供应链受损、降低了全球生产和运输的效率,俄乌冲突又加剧了全球能源与粮食的供应危机。

今天的世界可以摆脱滞胀的诅咒吗?当我们在谈论70年代的时候,我们谈论的究竟是什么?当今的状况与彼时有何相似与不同?如果说可以从70年代的状况中学到一些教训,可能会是什么?

界面新闻近日就相关话题专访了亚当·图兹(Adam Tooze)。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是西方近年来炙手可热的经济史学家,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目前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欧洲研究中心主任。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对世界级大危机的兴趣,贯穿了亚当·图兹的学术生涯,其关于一战、二战、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的多部著作,兼具历史学的厚重与政治经济分析的尖锐。

以下为访谈实录,刊发时有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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