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ouis hothothot

对梵高文化的研究，就像“红学”一样，从来都有着不同的角度和内容。人们借梵高的经历，讲述个人对社会的见解。作为最具公信力的梵高文化研究基地——阿姆斯特丹的梵高美术馆，近日用一个新展览——“疯狂的边缘，梵高和他的病”，对梵高的病做出新的解读，也在盛夏开启新一轮的梵高热。

“疯狂的边缘，梵高和他的病”用一系列的问题调动起观众的兴趣，诸如：梵高为什么割掉了耳朵？梵高究竟得了什么病？什么主导了梵高的自杀？天才和疯子是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最终都指向了一个梵高的精神隐疾开始的年月——1886年，地点是欧洲的最大都市——巴黎。

梵高是1886年移居巴黎的。在此之前，天才的他依靠短暂的学院训练和自学，才华就可比肩尼德兰的绘画大家们。

1883年到1885年间，梵高在其故乡荷兰纽南，面对被工业化、城市化日益蚕食的农村，他找到了自己绘画的主题——“农民”，他给弟弟的信中说：“在农村，我没有任何欲望，可以深沉地活着－－－农民生活是一个循环，从生到死，和土地在一起－－－从很多方面，农村生活都比城市生活更为真切”。可以说，伴随梵高一生的精神和绘画主题是在这里形成的。

在1885年3月，梵高的父亲死于心脏病，梵高悲痛欲绝。同年，他画出了他的早期代表作《吃土豆的人》，这件作品足以传达梵高的一生艺术志趣——关注底层和农村。在他的信中，他写道：“农村连着自然，生老病死同为一体”。他学习法国现实主义画家米勒的作品，但是并不认可米勒的知识分子气质，认为那与农民保持着距离。梵高笔下的农民，更为质朴，粗俗，也可以说更丑陋一些，这种粗鄙的生活正是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也可以说，梵高用艺术和底层的现实做了无缝链接。这件《吃土豆的人》被凡高认为是自己最好的作品之一，也让他获得了去巴黎的机会。

在巴黎，尽管绘画技巧上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尤其是在莫奈的影响下，他的色彩一扫尼德兰时期的灰暗，成了色彩明亮的大师。但是，他的才华并没有得到认可。对于艺术家，没有名声，就一无所有，梵高的作品无人问津，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一切都依赖弟弟的资助。

渴望财富和荣誉，这种人类最正常不过的需求，在被压抑多年之后，成为不健康的精神隐疾。梵高的欲望不断膨胀，他开始急不可待地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卖出高价，并获得世人的尊崇。然而巴黎势利的社交场、处在历史低谷的艺术市场，都没有给这个戴着蹩脚口音的先锋艺术和外乡人任何机会。在巴黎两年，梵高四处碰壁，长期与迷失、困惑、失落如影相随。他开始酗酒，一连数周的消沉，梵高的精神疾病，逐渐生根、发芽，侵蚀着他瘦弱的肌体。

这是梵高在巴黎的最后一张自画像，也是他所有自画像中状态最低沉郁闷的时刻。评论家认为这件自画像“传达出了梵高在巴黎的沮丧“，“死亡的气息已经隐隐若现”。

在巴黎两年之后，35岁的梵高去了法国南部小镇阿尔勒，在这个阳光灿烂的小镇，梵高度过了最后的两年时光。但是，巴黎时期的欲望和精神隐疾并没有被南方灿烂的阳光所驱散，反而愈加侵蚀着他。同样郁郁不得志的好友保罗·高更，是少数亲眼看到梵高此时状态的人，据他的回忆，“梵高渴望的太多，所以工作起来无比努力，常年累月一无所获下，他变得一次次无比沮丧”。

在梵高最后的岁月里，他的情绪极为波动，他日后的“疯癫的天才”的大名也多由此而生。当他狂躁的时候，可以亲手割下来自己的左耳；平静的时候，可以在35度高温下，戴顶草帽，长达半天地聚精会神、耐心地描绘田间不同种类的蔬菜。然而，长期的不得志和压抑，物质上的贫困不堪，才华无用武之地的积郁，都给他的精神带来无法负担的压力，让他越来越敏感多疑和情绪失控；甚至当他的弟弟提奥有了孩子，他在欢喜之余又马上陷入深深的恐惧，开始猜忌弟弟成了父亲之后，便对自己关心会减少。这是典型的弱势人群的敏感和多疑。终于，在侄子出生6个月后，梵高便真的自杀了。

今天的中国，城市化程度，权力分化的程度，比起梵高的时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资本、财富和权力源源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边缘流向中心。使得千千万万的农民不得不放弃土地、背井离乡，在城市中打拼，忙忙碌碌却无法获得尊重，奔波劳苦仍无容身之地。那光怪陆离的都市中，看似资源富饶，可是留给弱势群体的，却如沧海一粟。无数“搬砖小伟”们，拼命展现才华，以求获得认可、尊重和财富，这个欲望，和焦虑的梵高并无二致。

今天，借助梵高美术馆强大的学术团队，可以将梵高一百多年前的病因娓娓道来，可以将梵高的死定位成人类文明的一次重大事故，可以将梵高的自杀分析成是一次社会性的谋杀，是一个边缘人的必然的绝望，一个底层人的必然的悲剧。

2016年7月

完稿于阿姆斯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