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全“我们这一代”摄影展在上海K11举办，展期7月15日至8月31日。文中照片均为肖全作品。

肖全在上海的“我们这一代”摄影展无疑是世界英语短篇小说大会带给我的一个意外惊喜。本来是陪毕飞宇去给他的法文译者策划的另一个展览捧场，一头扎进K11时，隔着金字塔的玻璃，突然间就看见了肖全拍摄的王安忆的巨幅照片。照片上的王安忆站在弄堂口，笑得含蓄而温润，却遮掩不住眼神中的锋芒，那种神采奕奕的感觉，令站在一边的毕飞宇也为之一振。

王安忆，1993年于上海

肖全镜头下的“我们这一代”几乎都是文化人——所谓的“文化人”，倒也不一定全是文化名人，对于他来说，更多是作为文化符号已经印刻在历史上的一代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都还年轻。社会处在急剧变化的时期，但开放伊始，技术发展的脚步虽然急促，毕竟还留下了些许空间，容得愿意思想的人兴奋与迷茫并存。他镜头下的那些人几乎都有着同样的神情，执着，自信，又多少有着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的违和感。这种违和感也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标记和文人的统一表情，将肖全自己经历的所谓“文化事件”的主人们迅速地与芸芸大众分离开来。

或许是因为和肖全镜头中的文化人多少有些交往——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同时，华师大举办的世界英语短篇小说大会上，才见到我们请来的余华、苏童本尊，还有二十二年前就已经与肖全熟识，也已经进入了镜头中，却并没有放在这次展览中的毕飞宇——如果不是以这种“陌生化”的方式与他们再次相见，我几乎是不再能够回忆起他们曾经是令我如此向往与憧憬的一代人。我几乎不再能够背诵“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不再能够背诵“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不再能够背诵“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也几乎无法想象，曾经，在还是少女的我的眼中，他们这一代人的生活象征的是我似乎一辈子也无法企及的自由：因为手握一张与文字打交道的王牌，所以可以自由地出入想象的场域，所以可以不受在世纪末已经显出端倪的物质世界的任何约束。

余华，1993年于北京

在我接受的教育和习得的文明知识中，每一个世纪的转折处，应该都是文人的舞台。他们或者愤怒，或者悲伤，或者行动，或者仅凭文字坚持某种价值，哪怕最终他们所坚守的价值都化为云烟。但坚守是他们的本能和本职。所谓的世纪病，大约重复的都是同样的意思。仅以法国为例，两个多世纪以前的夏多布里昂，一个多世纪之前的福楼拜和马拉美都是如此。当福楼拜对资产阶级的“愚蠢”表示零容忍的时候，他实际上要说的是，文学和艺术怎么能经得起如此的世俗化和大众化。马拉美也相信艺术应该与日常生活无涉，相信艺术精品的存在，并将之视作“宗教意义的指引”。因而，文学的历史与社会前进的历史总是在两根轨道上，有的时候，它们会往一个方向去，只是快慢不同而已。但更多的时候，它们互相抵抗，彼此制约，使得对方不至于兀自滑行得过于荒谬。

苏童，1991年于南京

我想，在我的少女时代，我就是隐隐约约读到了这一代人脸上敢对另一种历史的趋向说“不”的神情，才心生向往的吧，并且，它决定了我对于自身成长的期待，决定了我日后能够接受的教育的方向。我至今仍然认为，之所以“七零后”的一小部分人在与这个世界不得不和平相处的同时，仍然能够在心灵深处保留一小块不太现实的执念，总与这一代人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定义相关。他们倒也不见得都是理论家，但都用自己的方式与马拉美所谓的日常生活区分开来。

只是当时的我还没有成熟到理解另一个事实，那就是，我的偶像的这一代其实也是日常生活里的人。他们与生活必然形成某种关系：有的是激烈的抗争，像顾城那样；有的是以沉默的方式将生活分成截然不同的两部分：日常与艺术；也有很多已经将艺术的独特灵活地制作成日常生活的通行证，于是他们所定义的文学艺术不再是他们执着的本质，而是作为标签的象征。

这当然不是指责，也不是评价，因为我完全没有资格。只是在集中看到了肖全镜头中的所有这些人，突然强烈地感觉到，虽然是同一代人中的同一个群体，他们的选择却各自不同。我在肖全的镜头上再次见到几乎已经被时代遗忘的顾城。和我看见过的，顾城所有的照片一样，他戴着帽子，眼神散漫，却又几乎悖论性的闪烁着某种能将人的灵魂吸引过去的光芒。照片上的他也是和谢烨在一起，谢烨也一如既往的温和、包容。类似的照片我一路看过来，到了九十年代初期，那时我大学毕业不久，他在新西兰激流岛杀人自杀的事情传遍了全世界，街头随便一个小书店就会竖一块纸板，歪歪斜斜地写着顾城的名字，有的还配以照片。顾城就这样将他与这世界的格格不入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的确很难说清楚这种感觉，当你蓦然接触到自己人生中一种完全的不可能，就会展开所有想象的翅膀。无论这里面有多少的残忍、伤害、疼痛，也总是因为其中隐含的传奇会让文艺女青年误以为这就是自由的极致和艺术的极致。

顾城和谢烨，1986年于成都

当然，除了深不见底的疯狂，极致还有一种表达形式，那就是孤独。马拉美说，“我们正在穿越时代的隧道”，并不是要对时代的黑暗进行批判，而是为了表明身处时代隧道中的文人的孤独。但是孤独到了今天，也是相当比例的文人艺术家没有胆量押上的赌注。因为文艺生活的民主化和世俗化必然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文艺的价值不再只基于少数精英读者的评价，大众的拥捧——甚至需要高烧式的拥捧——成为准入线，是能够不被遗忘的前提和基础。因而，孤独未必意味着身后的荣耀和永恒。虽然我们举出无数文艺家的名字来证明这点：梵高、波德莱尔、马拉美，等等，可毕竟他们都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印刷和媒体——那时还只是报纸的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他们所能够想象的地步，幸运的他们虽然在生前备尝孤独，死后还能不期而遇地依靠自己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作品成为又一代文人的精神导师。在当今这个时代里，大师们几乎都无可避免的是话唠。或者，用昆德拉的话来说，应该被称为“书写癖”患者。

也是因为这样吧，时代兀自前行，肖全的镜头却留下了一代人曾经沉默过的瞬间。不靠话语，单靠神情征服世界，还有当时尚在年幼的我这一代人的心灵。展览的最后是一个美到让人无法呼吸的女孩，一个年轻的舞者。比起肖全镜头下的另一些人，她应该算是籍籍无名吧，虽然隔着宽松的，风格独特的袍子，她作为一个舞者的腿部肌肉仍然清晰可见。据说她出现在展览中是因为带有一个那个时代才有的故事，一个略有些悲伤、但是很普通的爱情故事。为了供也是舞者的男朋友上学，她也在北京漂着，赶场子跳舞挣钱。见到摄影师的时候，她说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买过新衣服了。于是摄影师掏出身上的钱，为她买了镜头中的这件袍子，她安静地坐着，没有上妆，眼神纯净而略显忧伤，也许是为了已经开始抓不住的爱情，为了即将要到来的妥协。她不是肖全的“我们这一代”，更像是我这一代，仰望过“我们这一代”之后，迅速被马拉美、普鲁斯特或者瓦雷里厌弃过的“日常生活”的洪流裹挟。

我们曾经以为，之所以我们放弃了仰望，是我们不够坚持。可是有些残忍的是，肖全用二十多年前的影像告诉我们，我们丢失的爱情，还有仰望，更源自他的“我们这一代”的放弃。在这个最好同时也是最坏的时代里，他们的确无可选择。

本文刊于2016年8月13日《文汇报·笔会》，由公号“文汇笔会”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