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期，国家统计局出版了纸质版的第七次人口普查风险数据资料。本文为“城市数据团”据此推出的七普县数据报告系列的第二篇。作者陈沁。界面新闻获授权刊发。

上一篇我们简单梳理了哪些城市是大城市，这一篇，我们会讲一讲人口流动。在两次普查间的十年，“90后”的年轻人们去向哪里？“70后”的中年人们又是否在奋斗的城市留下了呢？

人口普查公报之外，为什么还需要分县资料？

本次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和2000、2010年两次资料类似，均包括八份表格，其中表1至表4来自调查到所有人口的人口普查短表，而与就业、婚育、住房相关的表5至表8汇总来自十分之一抽样的人口普查长表。

可能有读者会问，中国的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不是已经在2021年公布了吗？这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数据，会告诉我们什么新的信息？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呢？

诚然，在去年各城市陆续公布人口普查公报后，不少研究者已经整理了各城市普查公报，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例如一些研究工作整理并计算了从2010年到2020年各城市人口的增量。

从下图可以看到，全国在过去十年间人口增加最快的城市是深圳，人口增长70%，全国有20个城市的人口增长超过了30%。另一方面，绥化市成为全国人口下降最快的城市，人口减少了30%以上。人口减少最快的20个城市中，最后一名铜陵市的人口减少了16%。

但是，城市级别的人口变动带来的信息量是有限的。它不能告诉我们，人口的增加，是为何增加？减少，又是为何减少？

第一种人口增长是人口自然出生带来的。例如西藏、青海的许多区县，0岁人口占比都在总人口的2%以上，十年内自然出生的人口就达到了20%。其中人口出生带来自然增长幅度最快的莫过于西藏自治区的比如县，0-9岁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30%。

第二种人口增长是城市边界划分变动带来的。例如巢湖市2011年由合肥代管，公主岭市2013年从四平市管辖变更为长春市代管，2015年枞阳县从安庆市划归铜陵市管辖，2016年简阳市从资阳市改为成都代管，都会使区域内的常住人口出现大幅度变化。

第三种人口增长是人口流动带来的。人口到了新的区域工作、生活，并被算进新城市的常住人口。

在这三类人口增长中，我们最想要知道，也最难从数据中识别的，正是这第三类人口流动带来的增长。而这个信息，恰好就能从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得到。

从年龄结构数据看，年轻人正涌向哪里？

人口普查分县资料的表2给出了中国所有区县分性别、分5岁年龄段的所有人口数据。其中0岁人口被额外划分出来，用以帮助计算人口的出生率。使用这份资料，再结合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同样的一张表，再利用这个等式：

T岁人口×(1-死亡率)+T岁净迁入人口=T+1岁人口

可以计算出每一个年龄段，每个城市的迁移人口。

举个例子，深圳市在2010年时的10到14岁男性人口为166146人，这批人口在10年内的总死亡率大约在千分之2.8左右。如果人口不发生迁移，其中会有473人会在这十年内死亡，仅剩下165673人。

但在2020年时，深圳20-24岁的男性人口却高达950940人，比在没有迁移情况下的人口高出近6倍，或者说多了78万人。

这些人口哪里来的？自然不可能是这十年内生出来的，而深圳的区划也没有出现变动，那就只能是从外地迁移来的了。

通过这个方法，我们使用计算出了2020年各城市的20-29岁年轻人口中，有多少比例的人口是这十年内从外地迁入的，并列出其中最高的十个城市。

如果把20-29岁人口定义为年轻人，那么从上图可以看到，深圳的年轻人口有74.6%是在2010-2020年间从外地迁入的。外来人口也贡献了广州、厦门超过60%的年轻人，上海、成都、珠海、东莞、北京、合肥超过50%的年轻人。

但正如我们之前说到，一些地区的普查口径在2010和2020年时是不一致的，使用简单的同年龄人口数量加减可能会出现问题，例如在上图中，成都的变化就没有考虑到简阳的并入，因此会高估年轻人的外来人口占比。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使用下式，计算两个年龄段在两个普查年度的人口比例，再计算该比例的变化，定义为“年轻人比例变动”，来代表每个城市的年轻人增长情况，该方法可以避免人口总量变动带来的影响：

该比例的前后20名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到，深圳和上海是年轻人增加倍数最大的两个城市，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加，年轻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提高了一倍之多。北京、广州紧随其后，提高了80%以上。厦门、东莞、杭州、南京排名4-8位，年轻人占比提高了50%以上。成都在去掉简阳市的影响后，排名有所降低，但年轻人占比也增加了48%。

有的城市年轻人在增加，自然就有城市的年轻人在减少。从流出比例看，排名第一的城市白银，年轻人占比下降近50%——这意味着该地年轻人在10年间流出了近50%。第二名茂名市，虽然也处于广东，但依然流出了45%的年轻人。

在年轻人增加最多的前20名城市中，广东独占6个城市。但在年轻人减少倍数最高的20名城市中，广东也占据三个——茂名、梅州、河源。广西则占据了贵港、玉林、梧州、钦州、河池5个城市，是前20名流出人口城市最多的地区之一。除了广西以外，甘肃（白银、平凉、武威、庆阳和定西）、河南（信阳、周口、驻马店、南阳）、贵州（毕节、黔东南）也是人口流出的大省。

2014年时，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将城市根据城区常住人口划分为五档七类：

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使用这个标准，我们将中国所有的地级市市辖区和县级市进行了划分，计算他们的年轻人增长情况，结果如下图所示：

越是大城市，在过去的十年中越是会成为年轻人的磁石。随着城市规模的降低，年轻人增加数量逐渐下降。在人口300万人以下的城市中，年轻人的占比则在减少。

省内转移，还是从省外吸收？

在前文中不难发现，广东省在年轻人增加最快和减少最快的榜单中都有一席之地。毗邻的广西自治区也有6个城市在年轻人迁出榜中名列前茅。

下图可以看到，121个广东区、县、县级市中，有31个区县的年轻人出现了正增长，最高的年轻人比例都增长到了近3倍之多。但与此同时，另外90个区县都出现了年轻人的负增长。地处茂名的信宜市，年轻人占比下降了一半以上。

同时出现年轻人口的流出和流入，说明在两广内部，甚至是广东省内部都存在大量的年轻人口转移。这种现象在上海、北京则没有出现。

从以上两张图可以看到，上海除了崇明区，北京除了平谷区，其他区域的年轻人口占比都在增加。虽然在最高幅度上并没有广州天河、深圳南山那样大，但是却普遍处于增长区间内。尤其是上海，除了奉贤、金山与崇明外，其他每个区县的年轻人的比例都由外来人口补充增加了80%以上。

有人到来，有人离开

20-29岁人口的变化，代表了年轻人的迁徙方向。但来到深圳、上海的年轻人，20年后，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是在城市站稳脚跟，还是回到家乡？这个问题只有未来能告诉我们答案，但我们可以从“90后”的前辈“70后”们的身上看到一些端倪。

我们使用40-49岁人口做了计算。下图列出了20个年轻人流入最多的城市的40-49岁人口在过去十年内的变动率：

从图中可以看到，在年轻人迁入最多的城市中，珠海、成都、中山、杭州的40-49岁人口增长是最快的，达到15%左右。宁波、广州、昆明、武汉等的40-49岁人口也有10%左右的增长。这样的增长，意味着在这些城市的40-49岁人口并没有出现回流。在这些城市，人们不仅仅愿意来工作，更愿意在这个城市长久地扎根，生活下去。

但另一方面，上海、北京、天津、南京和东莞的40-49岁人口却在过去十年间出现了负增长。考虑到40-49岁人口的自然死亡率，可以较为肯定地说，上海、北京和天津的40-49岁人口，是出现了净外流的。这样的在40岁后的人口外流，也使得上海和北京在大量吸收30岁以下外来年轻人口的同时，又保持了总人口在过去十年的相对稳定。

将20-29岁年轻人的增加和40-49岁中年人的增加画在一张图上，可以在四个象限内找到一些代表性城市：

第一象限中的城市，70后和90后的占比都在增加。包括了三亚、成都、深圳、广州、珠海等大部分正在增长的城市。

第二象限中的城市，90后占比减少，但70后的比重在增加。这个象限区间的城市不多，包括广安、恩施、衢州、茂名等地，这些城市的年轻人在减少，但中年人却有所上升，更接近“养老城市”的定义。

第三象限则包括绝大部分收缩城市和人口流出城市。例如白银、巴中、六安、安庆、绥化等。

而第四象限最为特殊，他的年轻人在增加，但中年人却在外流。这个象限包括了上海、北京、东莞、南京、天津、哈尔滨、温州、镇江、鄂尔多斯等地区。在这个象限的城市，年轻人增加的同时，中年人在被挤出。

每一个城市，对谁敞开欢迎的胸怀，又对谁张开血盆大口，还将谁弃之如敝履？冰冷的数据中，城市的美好与残酷，尽数包含于此。

 

（作者陈沁，系脉策数据首席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