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洪君，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原中联部副部长、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25年前的8月19日，即亦1991年的“8·19”，前苏联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且影响极为深远的大事。以时任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包括政府总理、克格勃主席、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和一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内，共8位党政军领导人 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改革已进入死胡同，同时以“健康原因”为由，软禁了正在克里米亚休假的国家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决定在首都莫斯科等地实行紧急状态。

他们在苏联改革引发巨大混乱，苏共即将解体，苏联风雨飘摇之际，做出最后一搏，试图挽狂澜于既倒，但是，在以俄罗斯联邦政权领导人叶利钦为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反联盟势力的共同打击下，紧急状态委员会不堪一击，迅速败退，功亏一潰……

“8·19”事件前，在苏共传统派势力与右翼激进势力反复的较量过程中，作为国家总统和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经常变换策略，以图左右逢源，保住自己的权力。“8.19”事件失败后，戈尔巴乔夫的地位更加虚弱，在许多问题上不得不屈从于叶利钦。

一、“8·19”之前，背弃传统派，转向激进派，置国家最高权力和苏共命运于不顾

1990年年底至1991年年初，戈尔巴乔夫的立场一度转向了主张维护国家统一和宪法秩序、要求尽快采取措施克服社会危机的所谓传统派。但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固执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构想，苏共党内的传统派欲借戈氏立场趋硬之机挽回颓势的努力屡屡受挫。

1991年3月下旬，作为苏联共产党重要组成部分的俄联邦共产党积极筹划，试图运用议会斗争的手段，推倒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精神领袖叶利钦，而右翼激进势力则策动街头政治狂潮，与传统派势力相对抗。在这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没有坚定果断地配合俄共，而是见风使舵，节节退让，撤走了为维护秩序、保住俄联邦议会正常召开而部署在莫斯科的军警部队，容忍反共组织利用街头示威对俄罗斯议会施压，结果俄共政治上严重失利，叶利钦政治上更加得势。

1991年4月中下旬，苏共党内传统派力量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更加严厉，要求戈尔巴乔夫在内外政策方面改弦更张。但戈尔巴乔夫置若罔闻，反而撇开苏共领导机构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同叶利钦等9个共和国领导人举行会晤，企图以“9+1”机制解决有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所有重大问题。会晤时，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亲吻了叶利钦，同意在联盟条约签字后6个月内，通过新宪法并选举联盟权力机构。这种公然蔑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宪法秩序的行为，引起了许多立法机构成员的不满。

1991年5月中旬，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开始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政治合作进一步发展。他不支持俄共提出的总统候选人、曾经担任过苏联总理的雷日科夫，而是鼓动某些势力提出具有激进改革情绪、曾经担任苏联内务部长的巴卡京，据以分散对雷日科夫的支持。当俄联邦总统非叶利钦莫属的局面大致明朗时，戈尔巴乔夫又公开表示，他要与俄罗斯的新总统合作。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表态支持苏联总理帕夫洛夫，要求议会授予其反危机特别权力时，戈尔巴乔夫极为愤怒，他以挥拳擂击讲台的方式，指名道姓地斥骂那些支持这一要求的议员，诱导议会驳回了帕夫洛夫总理等人的合理请求。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转向，使苏共党内外右翼势力联合起来搞垮苏共的势头变得更加猛烈。1991年6月中下旬至7月初，曾任苏联外交部长、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外交的主要实践者谢瓦尔德纳泽等人发起成立了民主改革运动，叶利钦的副手鲁茨科伊公开分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组织了俄罗斯共产党人民主党。在统一的苏联共产党面临组织上全面分裂的危急关头，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总书记，非但没有谴责谢瓦尔德纳泽、鲁茨科伊等人的行为，反而通过其发言人间接表示欢迎。他的发言人甚至说，戈尔巴乔夫留在党内并担任领袖的时间有多久，要视情况而定。戈尔巴乔夫本人亦表示，将来的苏联可以由经过选举产生的非共产党人来领导。

1991年7月20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布命令，宣布在俄罗斯所有机关和企业实行非党化。对此命令，俄联邦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纷纷表示抗议和谴责，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却态度暧昧。他拒绝动用总统权力维护苏共和俄共和利益，听任俄共党组织在叶利钦命令生效之日被大批解散。

戈尔巴乔夫的这些做法，把那些不愿意看到国家分裂，不愿意看到苏共解体乃至社会全面崩溃的人们置于别无选择的绝境。于是，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断然采取了准备不足而风险极大的“紧急刹车”行动，仓促地发动了必然失败的“8 .19”事件。因为再不动手，8月20日，戈尔巴乔夫主导制定的新联盟条约将正式签署，原来那个意义上的苏联将被彻底埋葬。他们已经不能再犹豫，已经没有机会再等待了。

二、“8·19”之后，投靠右翼，解散苏共，使统一的联盟国家加速瓦解

“8.19”事变被挫败后，戈尔巴乔夫切齿痛恨他亲手提拔起来的亚纳耶夫等人。他不仅宣称这些人是“罪犯”，表示要惩办“罪魁祸首”，而且明确表示要对某些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做出“评价”。果然，戈尔巴乔夫复出后，首先解除了领导此次事件的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普戈等人的职务，并随即任命了克格勃代主席、国防部代部长、内务部代部长。但是，当他一意孤行的命令受到西方和右翼势力的非难时，政治上已经穷途没路的戈尔巴乔夫，只好又将这些要害部门的领导权交给了叶利钦所信赖的人。他还任命俄罗斯联邦总理、叶利钦的主要政治盟友西拉耶夫担任苏联国民经济应急管理委员会主席，任命苏联驻外大使中最先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潘金为苏联新外长，以取代没有坚决反对所谓“政变”的原外长。

为了取悦政治上越来越强硬的叶利钦，“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多次赞扬叶利钦在反“政变”中的“卓越作用”。在叶利钦赤裸裸的政治压力之下，在俄罗斯议员一片当面斥责声中，焦头烂额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全部确认了叶利钦在“政变”期间颁布的所有文件，而不论这些文件是否违背苏联宪法和法律。他本人甚至也无视宪法，与叶利钦达成了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互代对方职务的协议。

需要说明的是，戈尔巴乔夫被“解救”出来刚回莫斯科时，似有保留苏联共产党以便让苏共继续充当自己的政治基础的想法。他曾发誓要为革新苏共而奋斗到底，自称仍是一个坚决信仰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但是，面对歇斯底里的反共浪潮，戈尔巴乔夫的立场迅速改变。他不但容忍叶利钦当着他的面签发了停止俄共活动的命令，而且还紧随其后，于1991年8月24日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对于联盟的前途和命运，他没有抵制来自西方的巨大压力，也不反对俄联邦总统叶利钦承认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加盟共和国宣告独立，并且于9月1日正式宣布，苏联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十分懦弱地接受了苏联分裂的可怕事实。

戈尔巴乔夫此举导致了极其恶劣的“多米诺”效应。随之而来的是雪崩似的各加盟共和国独立浪潮，昔日夸夸其谈的戈尔巴乔夫，此时已一筹莫展。他将绝处逢生的希望，转寄到重新构筑国家权力结构上。在1991年9月初召开的苏联第五次非常人代会上，戈尔巴乔夫同10个还有意保留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联合建议，主张在当时的过渡时期里，由各共和国分别派出20名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委员会，履行立法职能并起草新的联盟国家宪法；苏联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组成国务委员会，共同处理苏联的内政外交；各共和国代表组成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统一解决联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

由于当时的苏联人代会原则上接受了戈尔巴乔夫等人的上述建议，并且已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名义上依然有效的苏联宪法，此时已成废纸。统一的多民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名存实亡。根据原苏联宪法而选举产生的联盟最高权力机关，包括苏联人代会在内，均以寿终正寝。当年12月8日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签署别洛韦日协定，宣告解散苏联，不过是确认了戈尔巴乔夫已基本完成的苏联解体进程而已。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时任领导人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一样，都是苏联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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