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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浩峰:只要中国人爱看,电影就一定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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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浩峰:只要中国人爱看,电影就一定会好

一直写下去。

文|毒眸

《刀背藏身》之后,作为导演的徐浩峰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更多时候,他以写作者的身份,一直继续着与创作有关的事。

从大学时代的第一篇小说《流氓家史》到今天,徐浩峰已经写了二十七年,小说、纪实文学、影评、剧本,写作这件事的意义之于徐浩峰,似乎从来都没有变过。“你年轻的时候立下一个志向,觉得这辈子就干它了,然后靠这个志向来构想你的人生,把它作为你遇到事儿的一个标尺,怎么能有变化呢?”

在与毒眸(ID:DomoreDumou)的对话里,徐浩峰感慨人生的短暂,拍电影的时间更是不够用,老了、体力不够了,也就拍不了了,所以在尚能继续的时候,那个“志向”是不可以改变的。

只不过,如今已经四十九岁的徐浩峰所面临的时代,与他年轻立志时有着千百种不同。社会、时局和环境在变化,文学、电影也和诸多艺术形式的境遇一样,在变化中跌宕起伏。徐浩峰无法预知变化的发生,唯一确定的只是“一切都在变动中”。

“DAY3徐浩峰|电影的逻辑是观看的兴致”|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

但他始终相信,中国人是太喜欢文字的一个民族,即便年轻人不会唐诗了,依然有新的方式在“玩字”。不止于此,徐浩峰也相信中国人骨子里是非常爱看电影的。“爱玩字,文学就肯定不会衰,爱看电影,那电影就也一定会好。”

几天前,徐浩峰作为导师出现在今年的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年度活动——“大师之光”青年编剧高级研习班,与年轻的编剧们一同分享、交流电影创作。在时间有限的对话里,徐浩峰与毒眸聊了聊“写作这件事”。

以下是整理后的徐浩峰的自述。

“拍电影的门槛变高了”

我认为编剧的工作非常接近于作曲。作曲家灵感乍现,想到一个很好的主调和乐思,这一点只占1%。想把“调”做成交响乐,必须做大量的节奏和结构的实验,大量与之匹配的工作,只有一个乐思是远远不够的。

编剧亦是如此。这份工作并不是简单地说,我跟你讲一个新奇的事儿,而是要讲一个平常人说不出来的故事。这就需要编织事件的方法。编织功夫在编剧工作里要占99%,把这功夫下到,就是好的编剧。很少有人能在这件事上一蹴而就,有再大的才华,灵感再有新意,即使是天才,这些部分也只占1%,只有这一点点的灵感,是写不成好剧本的,因为编织的功夫不够。

一般来说,一个编剧要花10年的时间,有200万字的练习量,才能成熟,这是普遍规律,这个时间和工作量是节省不了的。新手编剧写作时,往往都是流于写事件,或者直接写人的情感,这时候就需要成熟编剧带着他,在新手写完之后重新组装文字,就像魔术藏道具一样,把变的东西通过折叠和捆绑的方式藏在衣服里边,这个叫“掐活儿”——新手写完,老手改一下,他可能就会写作了。

“DAY3徐浩峰|电影的逻辑是观看的兴致”|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

但在智商、眼界方面,现在年轻的创作者比我们这一代要先进很多,我们可能要用30年完成的事,他们很快就完成了,他们比我们更敏感。我们那一代其实还是愤怒的,青年就是叛逆,是直觉上就对某个东西不认可,但是它为什么不好,其实我们自己还没来得及分析出来,这是叛逆的一代。

我们年轻的时候,艺术还是贵族特权。生在艺术世家,竞争力就比别人强;是大院子弟,资源就比其他孩子强,天生的审美就在,各方面都占优势。所以虽然我们这代人追求人人平等,而且也认为人人平等是对的,但其实还是占了父辈的便宜,嘴上说人人平等,其实骨子里其实还是“宅门老爷”。

但现在的一些学生,我认为他们是有正义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他们的界定很清晰,比我们强多了。他们天然地觉得人人平等是应该的,没有任何余地。而且,他们也生在一个艺术上已经没有特权的时代——拍电影的工艺在材质上降低了,没有胶片这回事了,等于是以百倍的成本在缩减。

不请明星、不追求院线的话,可能几个月的工资、和朋友凑凑钱就能拍一部电影。有人说正是因为如此,写作和拍电影这件事走向了更大众的层面,带来对严肃性的摒弃和对娱乐性的追求,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是暂时现象,很快就会过去,艺术的门槛其实是提高了的。

因为在我这一代人里,掌握资源的可能是三流人才,资源让他成了时代中的佼佼者,而年轻一代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会的人多了,大家一定要争出一个佼佼者。法国新浪潮其实就是这样的,突然手持摄影,不用严密的灯光,不用明星,大量的年轻人直接拍电影,然后大浪淘沙,最后带来整个法国电影的进步——先普及、降低门槛,反而是提升了门槛。

用一直写作来对抗变化

有人说国内电影市场情况不是很乐观,创作者拍电影、作品见观众的机会似乎都在变小,我自己的感受是,很多变化追溯不出具体的原因。

就像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有一些需要仰望的人,但在我如今快五十岁的时候,他们突然成为青年一代群嘲的对象,这是我年轻时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相反,有一些曾经被我们那代人认为很垃圾的东西,年近半百了才发现,它们变得很受追捧,甚至被称为杰作。

这种东西怎么变过来的?你去追究它,好像也追究不到具体的一二三,但它就是变过来了。

社会环境、现实生活在变化,创作者的在场性就体现了出来。我们其实是“叙事艺术家”,写小说的,拍电影的,做歌剧的,说相声的,其实都是叙事艺术家。

艺术性体现在哪?跟建筑、视觉设计的这些别的艺术家不同,我们的独特性就在于,你在捕捉社会变迁的这个点,也就是说,社会变了才有你的事。

但对我来说,从上学的时候写小说至今,写作这件事的意义从来没有变化。这是不能有变化的。你年轻的时候立下一个志向,觉得这辈子就干它了,靠这个志向来构想你的人生,把它作为你遇到事儿的一个标尺,怎么能变呢?

人生其实很短,尤其是要拍电影,老了,体力不够了,也就拍不了了,对吧?所以人生太短了,就只够让你坚持做一件事情。

写作也不能有瓶颈期。可能有一些创作者生活里出了别的事,耽误、干扰了他的创作,但是他又不好对外界说,所以就称之为瓶颈期。但是作为创作者,只要一直在写,就不会枯竭。一旦进步不了,真的枯竭了,就干不了这行了。

但是只要一直在练,一直写,就不会有瓶颈期,写作这件事就不会有巨大的中断,就能一直写下去。

“DAY3徐浩峰|电影的逻辑是观看的兴致”|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

尽管一切都在变化,我们也没办法不负责任地预想未来可能会怎么样,因为确实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一切都在变动中。要相信的一点是,我从小到大的经历都在告诉我,中国人一个是太喜欢文字的民族,是一个爱玩字的民族,所以即便年轻人不会唐诗了,但仍然有新的方式在玩字。

而且,中国人骨子里是非常爱看电影的。爱玩字,文学就肯定不会衰,爱看电影,那电影也就一定会好。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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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浩峰:只要中国人爱看,电影就一定会好

一直写下去。

文|毒眸

《刀背藏身》之后,作为导演的徐浩峰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更多时候,他以写作者的身份,一直继续着与创作有关的事。

从大学时代的第一篇小说《流氓家史》到今天,徐浩峰已经写了二十七年,小说、纪实文学、影评、剧本,写作这件事的意义之于徐浩峰,似乎从来都没有变过。“你年轻的时候立下一个志向,觉得这辈子就干它了,然后靠这个志向来构想你的人生,把它作为你遇到事儿的一个标尺,怎么能有变化呢?”

在与毒眸(ID:DomoreDumou)的对话里,徐浩峰感慨人生的短暂,拍电影的时间更是不够用,老了、体力不够了,也就拍不了了,所以在尚能继续的时候,那个“志向”是不可以改变的。

只不过,如今已经四十九岁的徐浩峰所面临的时代,与他年轻立志时有着千百种不同。社会、时局和环境在变化,文学、电影也和诸多艺术形式的境遇一样,在变化中跌宕起伏。徐浩峰无法预知变化的发生,唯一确定的只是“一切都在变动中”。

“DAY3徐浩峰|电影的逻辑是观看的兴致”|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

但他始终相信,中国人是太喜欢文字的一个民族,即便年轻人不会唐诗了,依然有新的方式在“玩字”。不止于此,徐浩峰也相信中国人骨子里是非常爱看电影的。“爱玩字,文学就肯定不会衰,爱看电影,那电影就也一定会好。”

几天前,徐浩峰作为导师出现在今年的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年度活动——“大师之光”青年编剧高级研习班,与年轻的编剧们一同分享、交流电影创作。在时间有限的对话里,徐浩峰与毒眸聊了聊“写作这件事”。

以下是整理后的徐浩峰的自述。

“拍电影的门槛变高了”

我认为编剧的工作非常接近于作曲。作曲家灵感乍现,想到一个很好的主调和乐思,这一点只占1%。想把“调”做成交响乐,必须做大量的节奏和结构的实验,大量与之匹配的工作,只有一个乐思是远远不够的。

编剧亦是如此。这份工作并不是简单地说,我跟你讲一个新奇的事儿,而是要讲一个平常人说不出来的故事。这就需要编织事件的方法。编织功夫在编剧工作里要占99%,把这功夫下到,就是好的编剧。很少有人能在这件事上一蹴而就,有再大的才华,灵感再有新意,即使是天才,这些部分也只占1%,只有这一点点的灵感,是写不成好剧本的,因为编织的功夫不够。

一般来说,一个编剧要花10年的时间,有200万字的练习量,才能成熟,这是普遍规律,这个时间和工作量是节省不了的。新手编剧写作时,往往都是流于写事件,或者直接写人的情感,这时候就需要成熟编剧带着他,在新手写完之后重新组装文字,就像魔术藏道具一样,把变的东西通过折叠和捆绑的方式藏在衣服里边,这个叫“掐活儿”——新手写完,老手改一下,他可能就会写作了。

“DAY3徐浩峰|电影的逻辑是观看的兴致”|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

但在智商、眼界方面,现在年轻的创作者比我们这一代要先进很多,我们可能要用30年完成的事,他们很快就完成了,他们比我们更敏感。我们那一代其实还是愤怒的,青年就是叛逆,是直觉上就对某个东西不认可,但是它为什么不好,其实我们自己还没来得及分析出来,这是叛逆的一代。

我们年轻的时候,艺术还是贵族特权。生在艺术世家,竞争力就比别人强;是大院子弟,资源就比其他孩子强,天生的审美就在,各方面都占优势。所以虽然我们这代人追求人人平等,而且也认为人人平等是对的,但其实还是占了父辈的便宜,嘴上说人人平等,其实骨子里其实还是“宅门老爷”。

但现在的一些学生,我认为他们是有正义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他们的界定很清晰,比我们强多了。他们天然地觉得人人平等是应该的,没有任何余地。而且,他们也生在一个艺术上已经没有特权的时代——拍电影的工艺在材质上降低了,没有胶片这回事了,等于是以百倍的成本在缩减。

不请明星、不追求院线的话,可能几个月的工资、和朋友凑凑钱就能拍一部电影。有人说正是因为如此,写作和拍电影这件事走向了更大众的层面,带来对严肃性的摒弃和对娱乐性的追求,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是暂时现象,很快就会过去,艺术的门槛其实是提高了的。

因为在我这一代人里,掌握资源的可能是三流人才,资源让他成了时代中的佼佼者,而年轻一代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会的人多了,大家一定要争出一个佼佼者。法国新浪潮其实就是这样的,突然手持摄影,不用严密的灯光,不用明星,大量的年轻人直接拍电影,然后大浪淘沙,最后带来整个法国电影的进步——先普及、降低门槛,反而是提升了门槛。

用一直写作来对抗变化

有人说国内电影市场情况不是很乐观,创作者拍电影、作品见观众的机会似乎都在变小,我自己的感受是,很多变化追溯不出具体的原因。

就像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有一些需要仰望的人,但在我如今快五十岁的时候,他们突然成为青年一代群嘲的对象,这是我年轻时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相反,有一些曾经被我们那代人认为很垃圾的东西,年近半百了才发现,它们变得很受追捧,甚至被称为杰作。

这种东西怎么变过来的?你去追究它,好像也追究不到具体的一二三,但它就是变过来了。

社会环境、现实生活在变化,创作者的在场性就体现了出来。我们其实是“叙事艺术家”,写小说的,拍电影的,做歌剧的,说相声的,其实都是叙事艺术家。

艺术性体现在哪?跟建筑、视觉设计的这些别的艺术家不同,我们的独特性就在于,你在捕捉社会变迁的这个点,也就是说,社会变了才有你的事。

但对我来说,从上学的时候写小说至今,写作这件事的意义从来没有变化。这是不能有变化的。你年轻的时候立下一个志向,觉得这辈子就干它了,靠这个志向来构想你的人生,把它作为你遇到事儿的一个标尺,怎么能变呢?

人生其实很短,尤其是要拍电影,老了,体力不够了,也就拍不了了,对吧?所以人生太短了,就只够让你坚持做一件事情。

写作也不能有瓶颈期。可能有一些创作者生活里出了别的事,耽误、干扰了他的创作,但是他又不好对外界说,所以就称之为瓶颈期。但是作为创作者,只要一直在写,就不会枯竭。一旦进步不了,真的枯竭了,就干不了这行了。

但是只要一直在练,一直写,就不会有瓶颈期,写作这件事就不会有巨大的中断,就能一直写下去。

“DAY3徐浩峰|电影的逻辑是观看的兴致”|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

尽管一切都在变化,我们也没办法不负责任地预想未来可能会怎么样,因为确实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一切都在变动中。要相信的一点是,我从小到大的经历都在告诉我,中国人一个是太喜欢文字的民族,是一个爱玩字的民族,所以即便年轻人不会唐诗了,但仍然有新的方式在玩字。

而且,中国人骨子里是非常爱看电影的。爱玩字,文学就肯定不会衰,爱看电影,那电影也就一定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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