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1946年，也是“二战”结束后的次年，默默无闻的古典学家E.V.里乌（E.V.Rieu)在“企鹅经典”出版了《奥德赛》的英文译本。无论是里乌还是“企鹅经典”当时的工作人员，大概都不会想到，这个品牌就此开始了自己故事的书写，并且在70年后，这样的书写依旧在继续。

《奥德赛》是“企鹅经典”书系出版的第一本书，其实，早在“二战”开始前的三年，里乌已经在从事翻译“荷马史诗”。法国沦陷时，他正完成初稿，突然觉得“周围的爆炸与碎片的声音其实更契合另一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战时，里乌一边在英国地方军服役，一边不断地修改文本。当几年后漫长而痛苦的战争终于结束，“企鹅”创始人艾伦·莱恩（Allen Lane）看到了这个译本，力排众议，立刻同意了发表翻译。这本荷马史诗的平民版英文译本的出现，代表着“企鹅经典”的诞生，对于经历过二战的人们来说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事件，他们渴望重归和平安宁，如同神话中奥德赛久经磨难重返家园。 

除了象征意义，里乌的“荷马史诗”译本特点还在于，将希腊经典平民化，运用散文而不是译文，措辞通俗易懂，这与莱恩创立的“企鹅”——平民化的图书品牌设想不谋而合。虽然这个译本被很多人批评为“太不荷马”，还“充满意译”，但至少让对古希腊世界相对陌生的普通大众领略到了魅力，因此取得了“企鹅”编辑部难以预料的成功——总计销售300万册，十五年来都位列“企鹅”书系榜首，直到D.H.劳伦斯的《查特来夫人的情人》取代它的位置。 此后，莱恩还邀请里乌参与编写经典系列，成为“企鹅经典”的总编辑，二十年间内，里乌参与编辑出版了“企鹅”160本书目。

作为“企鹅经典”的总编辑的里乌曾经这样描述他的经典出版理想，“这一系列的译本包括希腊经典文学、拉丁经典文学，以及后来的欧洲经典文学。编辑都对这批作品的译者们提出要求，那就是要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大众读者，如何才能把这些伟大作者们的作品用现代英语语言为读者提供既流畅易读又充满吸引力的版本，去除原著的深奥晦涩，古老气息以及外国习语。这个举措使得大量的现有翻译因此充满现代气息。这一系列的所有书都以企鹅价格统一发售，包括《奥德赛》……”

所以，最初“企鹅经典”只是指翻译作品，包括从古希腊、罗马到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在1946到1969年间，“企鹅经典”出版过荷马史诗《奥德赛》、歌德的《浮士德》、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宁娜》、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等200本著作。1966年，“企鹅英语文库”成为拓展“企鹅经典”的姐妹系列。1968年，又有一名新成员“鹈鹕鸟经典丛书”加入，这是一系列非虚构著作，涵盖哲学、宗教、科学、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企鹅美国文库”诞生，引进了诸如《瓦尔登湖》、《最后的莫希干人》、《野性的呼唤》以及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的《从奴隶制中奋起》等书。1986年，以上几个品牌最终融合在一起成为“企鹅经典”，从古希腊到当代经典，共有1200种书目。在市面上能见到的平装出版物里，“企鹅经典”是最全面的文库，几乎涵盖了世界所有的文学著作。

必须提及的当然还有“企鹅经典”的封面设计，最初这由约翰·奥弗顿（John Overton）完成，在1963年， Germano Facetti，这位当时“企鹅”的艺术总监改变了设计，这就是著名的“黑经典”系列，然而这违背了总编辑里乌的意愿。在写给艾伦·莱恩的信中，他苦涩地写道“你竟然请来一个新人，不和我这个总编辑商量，就要复制你我辛苦创造出来的经典系列。”1985年Facetti的这个设计在重新修改成黄色封皮镶黑边的样子，并用颜色表明语言和历史阶段，红色是英文，紫色是古拉丁和希腊，黄色是中世纪和中欧语言，绿色是其他。

今年，“企鹅经典”书系已经70周岁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企鹅经典”（Penguin Classics）和“企鹅”（Penguin）不是一回事。简单说，“企鹅经典”创建于1946年，如同上文所说，以里乌的荷马史诗《奥德赛》英文译本第一次亮相，是属于“企鹅”集团的出版品牌。而“企鹅”集团创建于1935年，至今已有81年的历史。 要将“企鹅经典”书系的故事述说完整，就要从“企鹅”的平装书革命说起。

平装书的革命

当时正在鲍利海（Bodley Head）——英国第一家完整出版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的出版公司——从事出版的艾伦·莱恩是后来“企鹅”的创始人之一。最经典的“企鹅诞生神话”，就发生在莱恩某次拜访阿加莎·克里斯蒂归来的旅途中。莱恩发现，在艾克赛特火车站报刊亭里找不到适合阅读的平装书，这些书要不就是垃圾质量、文笔拙劣，要不然就是充满挑逗情色的情节，专给年轻的工薪阶层男性，而他自己正在出版的那些当代小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又太过昂贵了。

于是他萌生这样一个想法：通过火车站、报刊亭等渠道推出系列廉价且有质量的书籍。“企鹅”品牌就是这么来的。因循这个思路，他后来还发明了“企鹅孵化箱”，世界上第一台自动书籍贩卖机。八十年前，在以旧书店云集著称的伦敦的查令十字街66号的在“企鹅孵化箱”前，读者只需要花一点钱，就能迅速买到想读的书。这就是他带来的平装书革命。

然而关于这个“诞生神话”的真实性，斯图瓦特·凯尔斯（Stuart Kells）在一本名为《企鹅和莱恩兄弟，出版革命中未说的故事》的书中提出质疑，认为其中最一个明显的硬伤就是艾伦·莱恩基本上不读书，宣传这个神话也容易抹杀他兄弟对企鹅的贡献。

不管“神话”是不是真的，艾伦·莱恩确实联合两个兄弟依托老东家鲍利海成立了企鹅出版品牌。这时还发生了另外一个著名的事件：艾伦·莱恩派一个只有二十一岁的同事扬去动物园寻找灵感，捕捉一种“尊贵然而灵动”的气质。扬带着他笔下的企鹅回来了，感叹这些鸟儿真臭啊。这只企鹅成为著名的logo，直到1949年Jan Tschichold重新修改了它，变成了更接近今天看到的样子。 

事实上，logo和封面设计的想法并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受到了欧洲出版业，特别是德国1932年创建的信天翁（Albatross）的启蒙，信天翁是世界上第一家出版现代大众平装书的出版公司，logo是一只飞翔的信天翁，并且选用了黄金比例还有色彩区别图书种类，这些设计方法都被莱恩一一习得，企鹅的封面很简单，字体很清晰，也用色彩来分类书籍——橙色是小说，深蓝是传记，犯罪是绿色，旅游冒险是水红色，戏剧是红色，书信是浅紫，世界事件是灰色，混杂的是黄色。 

“企鹅”出版的最初的十本书中有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斯泰尔斯庄园奇案》、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这样的经典之作，每本只卖6便士，也就是一包烟的价格。这些书的前途如何？谁也无法断定。

最为重要的时刻，出现在伍尔沃斯百货（Woolworths）的买手普雷斯科特（Prescoott）看到样书之时。虽然他本人并不喜欢这些书，但是他的妻子反应非常热烈，她改变了他的想法以及“企鹅”的命运，所以普雷斯科特一下子订了6300本册。数字继续累积，四天以内，“企鹅”就卖掉了十五万册，四个月就卖掉了一百万册，一年以后就卖过了三百万册。

作家乔治·奥威尔立即感受到了企鹅革命“干扰”的力量，他略带保留意见地评价道，“企鹅以6便士的价格来说，书籍质量真得很好，好到别家出版社如果有一点概念的话就会联合起来抵制它。”甚至更为直白地表示，“作为读者，我十分欢迎企鹅，但是作为作者，我要诅咒它。” 

在1936年的除夕，莱恩决定让“企鹅”以当时100英镑的资产从老东家独立出来，由他和他的两位兄弟负责。

如果说，“企鹅经典”的特殊意义是将经典文学普及给普罗大众，让普通人也可以看得到“西方经典”，那么在此之前，“企鹅”的意义在每本精装书要7-8先令的年代，以每本6便士的价格向大众推出有质量的平装书。虽然在此之前， 英国的“威尼斯人”（The Venetian）和 “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也都尝试过出版廉价小说，德国莱比锡的Tauchnitz出版社30年代初也曾用类似的概念试探了市场。但在出版商和读者眼中，精装书才是质量的保证。“企鹅”革命了平装书出版业。

“现在你可以读它了”

八十年来，“企鹅”的平装书革命推出经典、廉价、受欢迎的图书，同时也引起过社会的广泛争议。

其中最深刻的一起当属1960年首次出版D.H.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其实，《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在1928年就出版过删节本，但是“企鹅”在1960年出版的是完整版本。以触犯《色情出版法令》的名义，莱恩很快就受到了法庭传令，但是莱恩意识到，这里其实有个法律空白，那就是如果他能向公众证明这本书仍然有社会正面影响力，这本书就仍然应该被出版。这场关于这本书是不是应该出版的辩论维持了六天，最终以莱恩和“企鹅”的胜利告终。“企鹅”也将这本书的推广文案改成了大胆而鲜明的“现在你可以读它了”。在这场案件结束后几个月后，这本书卖了超过三百万册。这个色情与性别的出版战争，让出版界的莱恩站在了性别革命的先锋战队上。

与这个“增加好誉度的”争议不同，近年来， “企鹅经典”出现过让“经典”系列饱受质疑的事件。2013年流行歌手莫瑞森在“企鹅经典”推出自传，引起轩然大波，媒体纷纷评价，“怎么能这么轻易地就向一个歌手膨胀的自我屈服了？”“好像怕不放在经典系列里，这本书就出不来了？”“这本书可以和《傲慢与偏见》放在一起？可以和柏拉图一样永垂不朽？”Roger Tagholm在《出版视野》（Publishing Perspective）犀利地说道，如果莫瑞森是经典，难道约翰·埃尔顿不是吗？难道莫瑞森的歌说出来人类的处境了吗？ 

就在最近，“企鹅兰登”因为贴在地铁里的名人名言，受到网友的批评。2016年6月有一则地铁广告断章取义、不标明出处地引用伊万·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的话，“贵族制度、自由主义、进步、原则……无用的字眼，俄国人不需要”，完全忽视了原话表达俄国政治运动风云发展的语境，被网友告发煽动民族仇恨。

这些争议也体现着“企鹅”在于文化世界的影响力，可能人们不止希望他们是出版图书的公司，更代表着人类经典传承的可能。斯图瓦特·凯尔斯说过一个花边故事，为了庆祝公司的成功，莱恩兄弟带着同事去巴黎旅游，在晚上，有一个员工去了一个妓院，那里的姑娘们列队欢迎等待检视，其中有一个姑娘，穿着高跟鞋，脖子上是一个企鹅挂坠。凯尔斯得出的结论是，在那些年，携带正确的“企鹅”是社会晋升或者获得启蒙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