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眼镜
——叶三
第一次戴上隐形眼镜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重生了。
我的近视史始于小学四年级。小学毕业那年，我两眼近视均为250度，到高中毕业，已飙升到650和700度。如果不戴眼镜，十米之外的物体我是分辨不出是人是狗的，而在青春期，看得清楚与爱美相比显然后者更重要。并且，我怀疑自己患有一种罕见的“框架眼镜立体缺失症（自造病名）”，戴上眼镜后，一级台阶和平地在我的视野中毫无区别，我曾经无数次骑着自行车摔入树坑。所以，高中毕业之前，除了上课、写作业和看电视的时候，我持续地生活在一片模糊之中。在人生的前十八年，我探求世界的方式是猜。
毫不夸张地说，隐形眼镜让我的人生美好了若干个等级。刚戴上它的那几天，我每天都早早起床，出去看世界。而后我再也没离开过它，从而彻底杜绝了框架眼镜带来的烦恼，诸如：冬天进门两眼雾气，游泳和看立体电影时极为麻烦，不戴眼镜时目无焦点，戴上眼镜活像账房先生。每当想到隐形眼镜，我就尤为感谢现代科技，是它促使我早早地下定了决心，要做一名合格的科学青年。
衣物烘干机
——淡豹
伟大的发明，懒人安抚剂，家务Placebo。有烘干机，就不必晾晒衣服，不用站到凳子上去谨防脱臼，无需着急叠衣服，不再担心衣服因为长久没晾，还得重洗，还有染色的危险。烘干机让换衣服、洗衣服、叠衣服不再是一连串的自杀性行动。打开神奇白色抹香鲸的肚腹，拿出来衣服，喷香，松，软，让人想把头埋到里面，一股挺幸福的味儿。
像抽水马桶、牙刷、陆地、和维基百科一样，它存在时你并不想太多，只觉得舒适，方便，自然。可缺少它时就陷入无政府状态，甚至另一种人格。有烘干机，我就情愿做个体面人，能齐整走出去，还是个热心人，大力邀请朋友借住，干净枕套抖三抖，化学香料味道飘散房间，宾主尽欢。而若没有烘干机，我一缸衣服今天洗一遍，明天又洗一遍，等着甩干时我就睡着了，后天只得再洗一遍。我边骂爹骂娘骂老公边晾晒，全家皱皱团团的白T恤都成了蜡染过一般深浅不一的靛青，说乱也乱，说统一也统一。穿上以后么，一家人像一群耳朵上打了标的猪，浑身写着失误。
猫
——张莹莹
猫，或者一只叫“游游”的上面是黄条纹下面是白色的大胖黄狸猫。2008年5月3日，我经过五道口地铁站，一长排地摊中间，摆着只铁笼子，笼子里有两只白猫和一只四爪皆白的黄狸。我放慢步子多看了眼白猫，那一刻，黄狸踩着两只白猫的背，钻出铁笼，抓住我裙子下摆，窜到左肩上，抱住我的头发。
它大概刚满月，一身绒毛，肋骨都是软软的。我付了几十块钱给猫贩子，带它坐地铁。它趴在我左手臂上一直在睡觉，一个小时的地铁中间还有换乘，它抬过一次头，又睡着了。我不知道它的安全感从何而来，更不知道它为什么选中了我。
它迅速长大，喜欢吃蛋黄和冰淇淋，喜欢喝三鹿绿豆酸奶（还好这个爱好只持续到那年秋天），咬电线，抓除了猫抓板之外的一切东西，趴在我肩膀上睡觉，早上五点准时咬我鼻子。一年多之后，它开始几乎只吃猫粮，变成一只让几乎所有人见到第一眼都惊叹“好肥！”的猫，直到现在。两岁多的夏天，它因为发情，大概也有对我出差一周的愤怒，拉了一床粪便，换来了当天晚上的绝育。它慢慢变得萎靡，逗猫棒晃动着，快四岁了吧，它再也不肯空中翻滚三圈半扭身稳稳叼住那只假老鼠了。
它的时间过得比我快。今年，它八岁了，它老了，便秘，挑食，臃肿，令人操心，不讨人喜欢。大部分时间我们分居两室，偶尔碰面，就此别过。它有时蹭蹭我的腿，在地上打个滚，露出白肚皮。看得出来，它需要亲近，但对过分的亲近又毫不掩饰地用牙齿拒绝。我们像两个都长满尖刺并对此有清醒认识的成年人一样相处。我不再像它小时候那样对它好奇，想要了解它是一只什么样的猫。但在它睡着的时候，我看着它，猜测它要比我先死，好像也有一点安心。
今天凌晨，我正在睡觉，大概它在一点夜光里看到有只蛾子飞舞，它扑过来，在我手臂上抓出四道血痕。这是八年多来它给我造成的最厉害的伤。我疼得立刻坐了起来。虽然它老了，我想，它还是只牙尖嘴利的兽。
JVC UX2000组合音响
——郭玉洁
大学毕业一年后，我离开了国企，也离开集体宿舍，自己租了房子。这是一套两室无厅的老房子，室友住在较大的主卧，我住在另一间，大约十平米，水泥地上铺着那种最廉价的红地毯，一张单人床，一个塑料的简易衣柜，一张书桌。书一摞摞排在地上，墙根、床底下——我很得意，躺在床上往下一捞，就可以捞出书来。
换了新工作之后，工资涨到三千块。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我就去新街口买了一套JVC UX2000组合音响。也摆在地上，书旁边。
房间朝东，夏天的午后，太阳移走了，窗前都是槐荫，逃学的初中生在树下谈恋爱。我放入CD，读书，写信，或是发呆。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音乐好像给这个空间施了咒，让它从这个世界上漂浮起来。我可以一整天不说一句话，到傍晚时，觉得嘴唇粘住了。
在这个小房间，我住了四年。其中包括完全不工作的一年。
直到今天，我每天最愉快的时光仍是在同样的一个小房间度过。有书，有音乐，窗前有香樟树。独自一人，没有网络。
在线购物
——陈晓舒
在线购物真的开启了我这个懒癌星人的历史新页。我再不用徘徊在西单的街头，为了买一条实习用的裙子，拉着闺蜜君太百货、中友百货来回往返四五遍。也不会担心在没男朋友的时候，超市购物一大车却拎不回家。妈妈不用费心给我寄送土特产了。畅想未来，我也不用在国产奶粉和超市纸尿裤的货架上万分纠结了。
从吃穿用度到装修材料，我都可以对着屏幕操作，不用亲临某地。如果不出意外，我可以尽情窝在家里不出门，远离人群，只在每天短暂地接见一下快递小哥。最关键的是，作为一个顶级抠门鬼，我终于能实现货比十家（甚至更多！）。
咖啡
——李纯
我们总会沾点改不掉的习惯，可能大部分独立生活的人都这样。工作之后，我开始喝咖啡，一般在早上。后来，事情变得有点奇怪，咖啡对我来说似乎成了某种仪式。比如，我会在采访前喝杯咖啡，类似打鸡血，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将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做记者的比其他人更害怕冷场；写稿前，我也会喝杯咖啡，目的是让我的注意力集中。要是不喝呢？我就一直在走神。
指南针
——罗洁琪
2008年，我开始当记者，在北京的《财经》杂志，后来是财新传媒。那时候，最害怕采访对象用“东南西北”来描述预约见面的地点。我使劲地听，可是脑子里仍然是一片空白。在北方，人们喜欢用“东南西北”来描述方位。据说，他们的脑子里天生就有那根“小天线”。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广东人都没有。
那时候，我还用着诺基亚的翻盖手机，里面没有电子地图，世界上也还没出现APP。当时的收入不高，还没到达潇洒地打出租车的水平。我经常一边狼狈地奔跑在地铁上，一边用电话问我的好朋友庆哥哥，如何到达某地。他是我的御用语音地图，能把“东南西北”转换成“面对着哪条马路，往左走，或者往右走”。我能区分左右，因为我爸爸教过我，拿筷子的手是右手。
后来，我终于想到买一块指南针。那是银色的，很轻巧，能翻盖，像个小怀表，终日挂在我的背包上。每次从地下钻出地铁口，看到陌生的建筑和 繁乱的马路，我就悠然地打开指南针。终于在北京“找到北”。原来，人应该用工具克服某种天生的笨拙。
现在，大部分采访对象都开车了，经常说“我开着宝马，奥迪、奔驰，车牌号是多少，在路北等你”。这样的变化导致我的指南针不够用了。我需要用智能手机搜索不常见的汽车商标。通过反复的努力，终于记得宝马的标识是蓝白色，奔驰长得像重庆鸳鸯火锅，奥迪是5个零。后来，有朋友纠正我，“五个零是奥运，四个零才是奥迪！”
2016年3月，我离开共处了8年的团队，来“正午故事”。我在办公室清理了抽屉里的旧物。离开三里屯SOHO的时候，只带走一张自己的名片和那个银色的指南针。
收音机
——谢丁
九十年代末我读大学时，宿舍有个哥们，每天晚上11点熄灯后，准时打开收音机，播放马三立的相声。偶尔也有鬼故事。到了零点，就变成温柔夜谈。有人睡着了有人醒着，醒着的人也不说话，伴随着一个装腔作势的女声渐渐入睡。那时我们的收音机都是随身携带款，德生牌。如今还在卖，但现在应该没多少人买了。宿舍的哥们也全都消失了。
刚毕业我在重庆，一个人住，家里有套音响，带收音功能。下班回家吃完饭，坐沙发上看书，或拨号上网，那时我喜欢打开收音功能，听一个永远不过时的节目：看病问诊。总有听众打电话说他尿频尿急，性能力差，总有一个男医生语重心长地说：您这是慢性前列腺炎，您得到什么什么医院，两个疗程见效。有时难免会想，这世上的男人，前列腺都在发炎吧。e e
北京的调频97.4有个节目叫男 左女右，欢快活泼，但我就喜欢听他们读听众来信。有股九十年代的知音味儿，这么多年听众的情感都没怎么变，尤其是读信的口吻，一定要一字一句慢慢读，你如果有心不妨试试，投入感情，以著名主持人春晓的腔调读读这句：“今天，我去拉了一个肚子。”
这么多年唯一让我佩服的电台节目，是河北某调频的“叶文有话要说”。以直率刻薄之风劝骂听众，捍卫传统价值观，比当年的万峰牛逼多了。有段时间我全都下载了，放在mp3里听。听叶文，弄懂底层中国。
你瞧，收音机霸占了我的人生。
Olympus μ2相机
——朱墨
2005年我在长沙的商场里碰到了一台全新的黑色的Olympus μ2，价格是350元。这显然不是一个高级的相机，他是一个傻瓜相机。但镜头素质不错，而且还防水。
那个时候我刚学摄影喜欢在街头拍照，每天背着一个黑色的挎包。碰到一个情境时，我总是性急的从包里掏出我的相机，好不容易拿出来后再调节光圈，快门，拍完之后一身的汗。当我买回这个小巧的相机后，我发现摄影变得不一样了。相机随时在我的手上， 直接顺手划开镜头的开关，取景后就可以按下快门。μ2像酒中的二锅头，没有啥花哨地将人放倒，看着去简单，却直接而有效。
后来我把Olympus μ2弄丢了。现在偶尔会想起自己自己在街道漫步，手上揣着μ2。面对眼前的事物，即兴的拍照。无论身处何地，总是能拍到自己想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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