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闫桂花

针对2023年的复苏预期，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表示，不宜过于乐观地看待明年的经济增长前景。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出口会因为明年全球增长的大幅放缓而承压，更重要的是，解封初期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仍将很大，同时报复性消费的反弹力度也不能被高估。他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将在4.8%左右。

受疫情防控、房地产行业低迷等影响，前三个季度中国经济GDP同比增长3.0%，预计2022年全年GDP同比增速将远远低于5.5%的目标。随着防疫政策转型，很多专家认为，参考疫情前5.5%的平均增速，加上低基数，明年中国将是高增长的一年。在近日《财经》杂志举办的年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更是预计明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8%。

不过陆挺近日在由上海金融研究院举办的20周年庆之鸿儒论道特别活动——“20年20人”上表示，不能以2020年和2021年作为比较基准来看待2023年相比今年的增长，因为在这期间全球经济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21年是全球经济增长大幅反弹的一年，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防疫物资、耐用品等在疫情期间的需求上涨，以及越南等竞争对手受到冲击等，这一年中国的出口增速创下了几十年的最高，达到30%，仅出口一项就给中国GDP带来了4-5个百分点的增长。

然而受高通胀以及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等大幅度加息的影响，明年全球经济增长大概率会减速，预计从今年的2.8%左右下降到1.5%左右，如果不包括中国增速会更低。今年迄今为止美联储已加息7次；欧洲尽管速度慢于美联储，但加息力度也很大。不仅如此，如果明年下半年通胀仍横盘在4%左右，美联储还可能会祭出更大幅度的加息。因此，陆挺认为，明年美欧大概率会陷入衰退，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相比今年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从国内因素看，他认为对明年经济过于乐观的预期背后，也有很多前提假设不一定站得住脚。这其中包括，中国仍将维持疫情前的潜在增长率，以及需求将很快回到疫情前的水平等。

他表示中国选择在今年12月初放开疫情防控非常有利于明年全年的GDP增长，基本可以确定，明年中国经济将走出与全球经济不一样的态势。但他进一步表示，疫情在近期对经济的冲击也不可被低估。他发现，除极个别经济体外，德尔塔和奥密克戎的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都很大。比如越南2021年第三季度在德尔塔面前破防，当季经济增速下滑近13个百分点，同比增速为-6%，而此前越南防疫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效果近似中国。中国台湾地区受到德尔塔冲击时，GDP环比增速从前一个季度的2.9%下降到了-0.9%，而在今年遭受奥密克戎冲击时，经济环比增速从之前的1.6%降到当季的-1.8%。

对中国而言，陆挺认为，放开封控的初期影响可能要到明年2月初才能看得非常清楚，因为元宵节后往往是中国农民工大规模返城回归制造业、回归服务业的过程。参考越南，同样是以农民工为主的制造业环境，在2021年第三季度遭受冲击时，纺织业差不多有40%关门，因为大量工人阳了，还有一些因为恐慌而回到老家。因此，“不要低估解封初期突防初期对经济的影响。”

第二，也不能高估报复性消费的反弹。陆挺称明年一定会有报复性消费，除了境内需求复苏之外，大量海外游子也会集中回国看望家人；但消费可能很难回到疫情前水平，因为疫情三年，很多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在降低，消费能力已经严重受损。他说，尽管居民存款这期间有所增加，但这主要是因为过去一年半买房的人减少了。还有一部分增加的存款实际上是金融统计的原因，因为缺乏好的投资回报，钱就转移到了银行里。

他认为中国居民对未来经济的增长和工资收入的增长预期，可能会低于疫情之前。“这样的预期加上之前储蓄的消耗，会使得居民无论在耐用品消费和住房投资方面，报复性的消费反弹和购房的反弹可能会明显低于过于乐观者的预测。”

汽车和房地产行业是消费的两大重要支柱。陆挺认为，中国在三年疫情期间，某种程度上已经释放了一批批的“报复性需求”，尤其是汽车消费方面，从今年6月1号开始购置税减半，直到11月份之前汽车的销售和生产都非常强劲，但这段时间的高消费、高生产，也给明年带来了很大压力。一方面是基数压力；另一方面是耐用品的消费被前置后，后面不仅没有报复性消费需求的反弹，还会因为消费前置而导致部分损失。

房地产是另一个可能会出现“报复性萎缩”的耐用品，因为2015-2018年期间的货币化棚改，前置了中国低线城市大量住房需求，加上疫情影响，“报复性萎缩”被推迟到了2021年和现在。再加上人口等趋势性因素，他认为，即便政策已经做出了极大改变，房地产明年也很难出现大V型的反弹。

综上，陆挺认为，明年经济反弹将毫无疑问，但不能过度乐观。他认为将明年的GDP增长目标定在5%左右比较合理。

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他预计明年将维持今年的宽松政策，尤其在货币政策方面，明年整个信贷增幅应与今年接近，不会有加息风险，但进一步的降息降准，他认为也既无太大必要，也没有太多可能。他还强调，要让整个经济体的主体，从企业家到居民，把预期稳定下来形成真正的需求，从而形成真正的工作动力还有一段时间，需要以“政策的持之以恒的稳定性”作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