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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伟:数字红利时代的小镇创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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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伟:数字红利时代的小镇创业家

信息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数字经济的普惠给县域经济带来一种新的发展和机会。从全国层面统计的数据来看,返乡创业的很多人,都跟数字经济有密切的关系。

2022年8月23日,山西运城,芮城青年姚乔升正在花椒地里直播卖花椒。来源:视觉中国

文丨付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由作者基于26日在暨南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院举办的《当代青年的就业与创业——共议如何激发企业家精神》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数字经济在县域怎么发展?我在调研时遇到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小镇创业的问题,他们是一群新的创业群体,我叫他们“小镇创业家”。我认为他们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是特定的青年。这些青年有大都市的生活经历,也有一定的学历,但可能跟我们讲的普遍意义的大学生不太一样。

第二个特定的区域。他们在县域里创业,尤其是乡村、小镇和县城里。这是他们的大舞台。这个区域创业的研究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代我们经济取得突破发展,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它的舞台和空间就是在县域乡村。

第三个特点是特定的背景,即数字红利。前一个阶段的创业可能跟政策红利有关系,今天的小镇创业或者县域经济的新动能,跟数字经济的下沉有密切的关系。

小镇创业家的四个特征

我主要是研究县域产业的,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浙江一个镇的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这个镇的民营经济发展比较有特点:在一个镇的范围之内,涌现出来一大批农民自发的创业、草根经济,形成了一种产业集群。这种产业模式在东部沿海地区是非常普遍的,它形成一个围绕着特定产品、大量的群体在特定的区域上分工协作,形成一个块状产业集群,这是很多中国工业品制造的一个微观过程。

但小镇创业青年不太一样。比如我调研的对象之一张晋保,返乡以后发现他们县里有优质的农产品,于是借助电商发展的机遇,开了一家创业公司,主要是卖小米。他的创业得到了当地政府和腾讯一个名叫“丰收好物”的活动的支持,该活动的目的是给小镇创业青年提供数字技术支持。

小镇创业者不仅仅是自己创业,还有非常强的带动效果,比如小米不是企业自己种的,企业涉足农业面临非常复杂的经营管理过程,一般采取的模式是公司+农户或者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方式。

这就是小镇创业家的形象,这种形象如果跟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家相比,可能会有些新的时代特征,我今年在山西走访了大概20多个创业者,可以分析出来4个特征:

第一、高学历,这些创业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企业家那种草根形象,他们有一定学历的,至少是大专以上,本科非常多。但是,我也想强调一下,这种高学历跟我们讲的比如985、211的学历又没法比,他/她可能是地级市一个大专生,或者是太原市的一个普通的本科生。所以他们有学历,但学历又不足以支撑他们在大都市里扎根,比如在太原买房,找一个特别稳定、固定的工作。

第二、他们是新生代,至少是85后或者90后的创业青年。

第三、都市返乡,有都市生活和工作经历。我调研的很多案例中,创业者有的在北京做过软件行业,有的在中关村创业,推销过电脑。有都市生活经历,他们就知道都市的人是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是一个怎样的工作节奏,互联网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模式,这特别重要。

第四、创业首选的是电商或者数字经济相关的行业。我走访一圈,我觉得创业最突出的亮点,是发展县域电商,尤其是跟县域里优质特色的农产品结合起来,去挖掘本土资源。比如说山西省神池县月饼制作过程是比较有文化内涵的。所以他们一边直播、一边做月饼,网上的下单了,他们给它卖出去。

从政策红利到数字红利

前面提到,80年代乡村创业,最大的红利或者最大的背景是政策红利。《邓小平文选》里说,我们改革开放意想不到的成就是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这个乡镇企业怎么异军突起的?是给了农民自主权,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从而发展起来了乡村工业,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

这段话在我实际的经验调研中体会很深,我在浙江调研的时候,很多农民企业家跟我讲,包产到户以后,农民能够自主决定家庭经营内容,于是他们去城市里买一些旧机器,在自己家里织布。这个过程说简单也很简单,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改革开放对农村经营体制的放活。

现在乡村里的创业机会,除了政策红利外,最大红利就是数字红利。数字红利就是数字经济包括平台经济兴起以后,带来的技术共享的机会,创造数字经济普惠发展的可能。

从宏观上来讲,信息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数字经济的普惠发展机会给县域经济带来一种新的发展和机会。从全国层面统计的数据来看,返乡创业的很多人,都跟数字经济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

小镇创业家在县域发挥什么作用?可以总结为两点。

第一是农产品的电商化。这就离不开小镇青年创业者的作用。我举两个例子,这都是山西省特别有名的农产品,一个是小米,一个是黑豆。传统的小米都是农民种,种了以后乡村的小商贩收购,运到城市的批发市场的,又把它卖到商超。但这种销售模式没有产品思维,它只是给批发市场供货,它只为城市提供原材料。

电商化带来的改变是什么呢?非常简单,原来几十斤一包的小米变成五斤一包,大包里面又分小包,一袋小米开袋后可以直接丢进电饭煲煮,适应了都市白领们的消费习惯。黑豆也一样,黑豆比较健康,但卖不上价,有电商企业做了一个“三黑粉”,开袋冲水就可以食用,同步也宣传了黑豆营养价值,原先几块钱一斤的黑豆,电商化之后可以卖20多块一斤。

第二则是农产品电商化背后的产业链。以山西省临县的红枣产业链为例。红枣是当地的地理标志产品,82万亩,但农民分散种,要靠枣贩子收购,收购以后要靠加户进行加工。还有5家大的加工企业,能加工成为枣浆、枣夹核桃等76种产品。电商产业链是在这个既有产业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为无论是“三黑粉”还是76种枣类产品,都需要有一个农产品的二产加工能力。

所以我们会看到县域的产业链,下面是既有的产业体系,上面是新电商产业链,这些人就是小镇创业家。他们的作用是承上启下,能把电商平台对于产品的需求,传递到这块农产品供应链中去,而他们又能够在县域里组织这些庞大的农户和众多的加工企业为他供货,然后把农产品电商化。

小镇创业家为什么能成功?就跟前面我讲的4个特征有关系,他们既有对接互联网的现代性,既要懂得把小米变成小贷包装,但又要有乡土性,县域里这么多从业主体,要能够跟他们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能够知道每个从业者的脾气、人品,能够保证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内供货,知道怎么去跟他们协商、沟通。

更重要的是,农产品的电商化涉及大量的农户,有些环节适合企业做,有些环节需要农户做,而且也不应该把适合农户做的环节抢到企业手中,应该把价值更多分享给县域里的更多主体。

所以这个小镇创业家的作用,是县域产业链的整个组织者和协调者,也是县域社会与外部世界的连接者,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学意涵。

如何留住小镇创业家?

这样一种趋势或者一种经济的可能,能不能变成一种繁荣的景象?这要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要建设好县域创业生态。小镇的创业是一个系统工程,无论是把农产品变成电商产品,还是协调整个县域产业链,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小镇创业家群体固然重要,但他们也不能独立去发挥作用。县域生态包括什么?首先是整个产业链的配套,其次是教育、医疗之类的公共服务,这些因素决定了小镇企业家能不能在小镇扎根。

第二、平台企业应该更重视小镇创业家。数字技术普惠到县域,这是一种先进的经济落到基层的过程。打个比方,数字经济平台可能就是头部,农户、县域里的实体经济就是脚部,离不开小镇创业家作为一个腰部或者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功能。对于平台企业来说,小镇创业群体可能并不明显,但他们对县域经济带动作用很大,应该更多重视他们的诉求。

第三、如何优化营商环境的问题。跟80年代的创业相比,现在创业的门槛更高。80年代的创业,政府的政策红利比较大,很多比如说工商注册、土地使用、税收、环保各方面的政策比较宽松。现在作为一个创业者,可能在土地使用、在工商登记等各个环节都可能面临很高的政策门槛。所以,回到创业环境、营商环境这个老问题,怎么改善,也是县域政府需要考虑和改进的一个问题。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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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伟:数字红利时代的小镇创业家

信息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数字经济的普惠给县域经济带来一种新的发展和机会。从全国层面统计的数据来看,返乡创业的很多人,都跟数字经济有密切的关系。

2022年8月23日,山西运城,芮城青年姚乔升正在花椒地里直播卖花椒。来源:视觉中国

文丨付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由作者基于26日在暨南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院举办的《当代青年的就业与创业——共议如何激发企业家精神》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数字经济在县域怎么发展?我在调研时遇到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小镇创业的问题,他们是一群新的创业群体,我叫他们“小镇创业家”。我认为他们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是特定的青年。这些青年有大都市的生活经历,也有一定的学历,但可能跟我们讲的普遍意义的大学生不太一样。

第二个特定的区域。他们在县域里创业,尤其是乡村、小镇和县城里。这是他们的大舞台。这个区域创业的研究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代我们经济取得突破发展,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它的舞台和空间就是在县域乡村。

第三个特点是特定的背景,即数字红利。前一个阶段的创业可能跟政策红利有关系,今天的小镇创业或者县域经济的新动能,跟数字经济的下沉有密切的关系。

小镇创业家的四个特征

我主要是研究县域产业的,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浙江一个镇的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这个镇的民营经济发展比较有特点:在一个镇的范围之内,涌现出来一大批农民自发的创业、草根经济,形成了一种产业集群。这种产业模式在东部沿海地区是非常普遍的,它形成一个围绕着特定产品、大量的群体在特定的区域上分工协作,形成一个块状产业集群,这是很多中国工业品制造的一个微观过程。

但小镇创业青年不太一样。比如我调研的对象之一张晋保,返乡以后发现他们县里有优质的农产品,于是借助电商发展的机遇,开了一家创业公司,主要是卖小米。他的创业得到了当地政府和腾讯一个名叫“丰收好物”的活动的支持,该活动的目的是给小镇创业青年提供数字技术支持。

小镇创业者不仅仅是自己创业,还有非常强的带动效果,比如小米不是企业自己种的,企业涉足农业面临非常复杂的经营管理过程,一般采取的模式是公司+农户或者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方式。

这就是小镇创业家的形象,这种形象如果跟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家相比,可能会有些新的时代特征,我今年在山西走访了大概20多个创业者,可以分析出来4个特征:

第一、高学历,这些创业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企业家那种草根形象,他们有一定学历的,至少是大专以上,本科非常多。但是,我也想强调一下,这种高学历跟我们讲的比如985、211的学历又没法比,他/她可能是地级市一个大专生,或者是太原市的一个普通的本科生。所以他们有学历,但学历又不足以支撑他们在大都市里扎根,比如在太原买房,找一个特别稳定、固定的工作。

第二、他们是新生代,至少是85后或者90后的创业青年。

第三、都市返乡,有都市生活和工作经历。我调研的很多案例中,创业者有的在北京做过软件行业,有的在中关村创业,推销过电脑。有都市生活经历,他们就知道都市的人是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是一个怎样的工作节奏,互联网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模式,这特别重要。

第四、创业首选的是电商或者数字经济相关的行业。我走访一圈,我觉得创业最突出的亮点,是发展县域电商,尤其是跟县域里优质特色的农产品结合起来,去挖掘本土资源。比如说山西省神池县月饼制作过程是比较有文化内涵的。所以他们一边直播、一边做月饼,网上的下单了,他们给它卖出去。

从政策红利到数字红利

前面提到,80年代乡村创业,最大的红利或者最大的背景是政策红利。《邓小平文选》里说,我们改革开放意想不到的成就是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这个乡镇企业怎么异军突起的?是给了农民自主权,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从而发展起来了乡村工业,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

这段话在我实际的经验调研中体会很深,我在浙江调研的时候,很多农民企业家跟我讲,包产到户以后,农民能够自主决定家庭经营内容,于是他们去城市里买一些旧机器,在自己家里织布。这个过程说简单也很简单,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改革开放对农村经营体制的放活。

现在乡村里的创业机会,除了政策红利外,最大红利就是数字红利。数字红利就是数字经济包括平台经济兴起以后,带来的技术共享的机会,创造数字经济普惠发展的可能。

从宏观上来讲,信息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数字经济的普惠发展机会给县域经济带来一种新的发展和机会。从全国层面统计的数据来看,返乡创业的很多人,都跟数字经济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

小镇创业家在县域发挥什么作用?可以总结为两点。

第一是农产品的电商化。这就离不开小镇青年创业者的作用。我举两个例子,这都是山西省特别有名的农产品,一个是小米,一个是黑豆。传统的小米都是农民种,种了以后乡村的小商贩收购,运到城市的批发市场的,又把它卖到商超。但这种销售模式没有产品思维,它只是给批发市场供货,它只为城市提供原材料。

电商化带来的改变是什么呢?非常简单,原来几十斤一包的小米变成五斤一包,大包里面又分小包,一袋小米开袋后可以直接丢进电饭煲煮,适应了都市白领们的消费习惯。黑豆也一样,黑豆比较健康,但卖不上价,有电商企业做了一个“三黑粉”,开袋冲水就可以食用,同步也宣传了黑豆营养价值,原先几块钱一斤的黑豆,电商化之后可以卖20多块一斤。

第二则是农产品电商化背后的产业链。以山西省临县的红枣产业链为例。红枣是当地的地理标志产品,82万亩,但农民分散种,要靠枣贩子收购,收购以后要靠加户进行加工。还有5家大的加工企业,能加工成为枣浆、枣夹核桃等76种产品。电商产业链是在这个既有产业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为无论是“三黑粉”还是76种枣类产品,都需要有一个农产品的二产加工能力。

所以我们会看到县域的产业链,下面是既有的产业体系,上面是新电商产业链,这些人就是小镇创业家。他们的作用是承上启下,能把电商平台对于产品的需求,传递到这块农产品供应链中去,而他们又能够在县域里组织这些庞大的农户和众多的加工企业为他供货,然后把农产品电商化。

小镇创业家为什么能成功?就跟前面我讲的4个特征有关系,他们既有对接互联网的现代性,既要懂得把小米变成小贷包装,但又要有乡土性,县域里这么多从业主体,要能够跟他们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能够知道每个从业者的脾气、人品,能够保证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内供货,知道怎么去跟他们协商、沟通。

更重要的是,农产品的电商化涉及大量的农户,有些环节适合企业做,有些环节需要农户做,而且也不应该把适合农户做的环节抢到企业手中,应该把价值更多分享给县域里的更多主体。

所以这个小镇创业家的作用,是县域产业链的整个组织者和协调者,也是县域社会与外部世界的连接者,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学意涵。

如何留住小镇创业家?

这样一种趋势或者一种经济的可能,能不能变成一种繁荣的景象?这要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要建设好县域创业生态。小镇的创业是一个系统工程,无论是把农产品变成电商产品,还是协调整个县域产业链,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小镇创业家群体固然重要,但他们也不能独立去发挥作用。县域生态包括什么?首先是整个产业链的配套,其次是教育、医疗之类的公共服务,这些因素决定了小镇企业家能不能在小镇扎根。

第二、平台企业应该更重视小镇创业家。数字技术普惠到县域,这是一种先进的经济落到基层的过程。打个比方,数字经济平台可能就是头部,农户、县域里的实体经济就是脚部,离不开小镇创业家作为一个腰部或者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功能。对于平台企业来说,小镇创业群体可能并不明显,但他们对县域经济带动作用很大,应该更多重视他们的诉求。

第三、如何优化营商环境的问题。跟80年代的创业相比,现在创业的门槛更高。80年代的创业,政府的政策红利比较大,很多比如说工商注册、土地使用、税收、环保各方面的政策比较宽松。现在作为一个创业者,可能在土地使用、在工商登记等各个环节都可能面临很高的政策门槛。所以,回到创业环境、营商环境这个老问题,怎么改善,也是县域政府需要考虑和改进的一个问题。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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