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时，我床头放着一副棺材，墨漆上了层釉，暗里发亮。
那年我小学六年级，住姑爷爷家。房子隔着堤岸是沱江，冬尽雪碎，江面常年漫来滚滚湿气，堤边房子研磨出了细绒青苔。
我和姥姥一间房，她是姑爷爷的母亲。在我长大的南方县城，姥姥算对曾祖辈的统称。从我记事起，她的头发就是纯透银白色，脸上垂坠出道道沟纹。没有老人家常见的和善，总眯眼瞧人，眉心拧着，声音劲锐。
南方潮气重，房墙上常渗出青褐霉斑。我住一楼，房里有股霉腐味，两道水泥墙阻断窗子阳光，只看得见两张木架子床。木架床也是墨色，床身上架置四柱、四杆，帘子垂下。光线抹去的房间细节由想象填满，无尽神鬼妖佛。姥姥的床边横着一副黑棺，空荡荡的，就在我床头。
棺材是姥姥给自己准备的。
她确实太老了，神情也生冷，我总觉得不像活着的人。寄住半年里我每晚都担心，会不会一觉起来姥姥就没气了。每天早上一醒，我就僵着身体侧耳听，有轻缓鼾声就松了口气，起床洗漱上学去。最坏情况我已经在脑海过了千百遍，我不悲伤，我只是害怕。对幼时的我来说，世上没有比死人更可怕的了。
姥姥信佛，家里三层顶楼搭建了个佛堂，这点爷爷被查出肺癌后我才知道。那年我八岁，活在电视塑造的美丽世界，深信医学力量。化疗大半年，爷爷的病越来越严重。医院治疗以外，家里什么祈愿方法都试过了，最后全家人决定去姑爷爷家的佛堂。
佛堂密不见光，掺了尘的潮腐味四向漫延。屋顶垂下一盏灯泡，三张八仙桌上的载愿神灵由此着色。除了在家养病的爷爷，我们全家十多人在姑爷爷指引下排成队，在小小佛堂里进行了念经、烧香、走圈布场一系列祈愿程序，最后分排跪拜。没有人哭出声，每个人竭力克制，无比虔诚。
大人们跪了一整个下午。我爸爸坚持不用跪垫，隔着薄薄一层布，膝盖骨直接硌在坑洼水泥地，这样好像显得更诚心，也更灵一点。他读书时用眼过量，后来又当过焊工，深度近视。袅袅烟雾里，他熏得眼泪一直掉，仍在不停磕头，过会儿就擦一擦脸。
“真的有用吗？”站外面吹风时，我一边揉眼睛一边问姑爷爷，他望着堤另一岸的沱江，只是抽烟，什么也没说。
***
我始终觉得爷爷肺癌是因为我。
爷爷是遗腹子，生父是一个落寞的地主儿子，沉溺烟酒赌博，尸体在一场暴雨后菜田里被人发现。但爷爷一生，不吸烟，酒也极少喝，生活作息很规律。闲时喜欢坛罐花草，栀子、水仙，老屋四时花未断过。
隔着一条沱江，爷爷在二大桥旁的纺织厂当会计。在还珠格格席卷全国的新世纪初，县里只有两趟公交，他需要步行两公里到四牌楼，再坐公交回家。出租车也是后来的事情了，那时候街上跑的还是人力三轮，县里叫“慢慢游”，到哪都一块钱。
爷爷回家很守时，傍晚六点，记忆中唯一晚归在我三年级暑假。南方夏天天气总是胡来，曝晒了一天，到傍晚突然电闪雷鸣，天撕开口子，水哗哗往地上灌。爷爷一直没回来，那时也没手机联系不到。雨砸得玻璃脆，菜凉了又回锅热，来回过程中，后院里一棵树被风刮断。
晚了一个多小时，爷爷到家时整个人淋得湿透，走哪雨滴哪儿。奶奶红眼眶递来毛巾衣物，反复问，“你是不是淋雨走到四牌楼坐公交的？”见爷爷不作声，她心疼得哭起来。最后是爷爷慌了神解释：“雨其实不大，我还以为会停，后来走了一半了，再坐车就太划不来了。”
他衣服没来得及换，就从湿漉漉公文袋里拿出一个黑袋子，要我拆开。一个方正黑袋，温热。我小心拆着袋子，一层塑料袋，两层报纸，再一层厚塑料。屋里昏柔灯光下，那是一套叠好的衣裙，正面印着我最喜欢的小燕子。我惊喜得瞬间傻掉，又捧在怀里开心叫出声，咯咯咯笑，屋子里又唱又跳。
“喜欢就好，喜欢就好。”爷爷有些不好意思。
前一天上班路上，他看到有小姑娘穿了这件衣服，印着孙女在家里天天念叨的小燕子。第二天，他和单位请了一中午假，想给孙女一个惊喜。他很少自己买衣物，也分不太清电视里那三个姑娘，沿着县里唯一街道一家一家问过去：“有小女孩穿的印了小燕子的衣服吗？”店主看他问话时的生硬样子，抬了十多块钱价。
32块钱，他毫不犹豫，直接递了过去。
回了单位，他还是有些激动，这是他给孙女买的第一件衣服，他把衣服展开，纹痕一条条压平，再仔细叠好。快下班，他看下了雨，找其他办公室借来报纸厚塑料，把衣服包了好几层再放进公文袋。
雨远比他想象中大，暴雨里他蜷身护着怀里公文袋，踩着泥浆水慢慢挪动。几辆三轮趟着水从他身边骑过，我的爷爷没有喊停，他舍不得坐车的这一块钱。
在我记忆里，爷爷咳嗽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断断续续。往秋冬情况越来越严重，第二年春末成了肺结核。我九岁生日时，爷爷自己领了肺癌晚期通知单。再后来，我的爷爷被装进了棺材，被埋进了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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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在南方二月，呼吸里砺出冰渣。
县城的葬礼繁琐，自家楼房堂屋布置成灵堂，屋前搭棚子供酒席、茶歇。棚子搭多大，葬礼几天，排场尤为重要，每餐几桌，几荤几素，都将成为前来吊唁亲邻们的谈资。沿袭一方的俗约里，葬礼上戏班子的规模，往往是子女孝顺、出息的力证。
葬礼持续了七天，天色一暗，戏班子便迅速涌来灵堂前，手脚麻利搭好戏台。竹竿支成架子，顺着电线坠下灯泡，暖黄跳跃。每夜戏台子闹着，锣鼓喧腾。几乎每夜都会唱到《刘海砍樵》。台上俏媚一声唤，台下男人们笑容暧昧复杂，热烈回应“诶！”台下那些涨红激动的脸中，有我的叔伯兄长、邻居，为看戏来的陌生人，欢愉肆裂。他们只需稍稍一偏头，就能看到灵堂，看到我躺在冰棺中的爷爷。
下葬前一天晚，也是戏班子表演的最隆重一场。年长我三岁的姐姐站在戏台上，乖巧说道：“下面我想为外公献上一首歌，这首歌也代表了我对舅舅们的祝愿，希望他们可以常回家看看。”台下涌来的掌声欢呼随即将她环绕。她整个人被灯光烛火映得通红。我站在冰棺旁，望见笑容在她脸上徐徐绽放，在我眼里，那是一个被放慢千百倍的特写镜头。
爷爷去世当天，全家人挤在底楼堂屋一片慌乱，有的找棺材下葬用品，有的联系各家亲戚，有的找人布置灵堂、葬礼用餐。我跑去二楼找奶奶，整个二楼空荡荡的。当我进房，只看到去世的爷爷躺床上，床边一个陶瓷罐插着三炷燃香。
“是死人”——大脑还来不及更多反应，我霎时逃命一样逃蹿。连气都不敢出，我一路狂奔到屋后菜园，冷风猛灌进鼻喉，咳嗽痛辣，整个人不住发抖。园里枣树、石榴树光秃秃的，枝干挂着零落叶子。它们都是爷爷为我种下的，结的青枣石榴也曾被他一个个洗净，递到我手里。
和恐惧一起袭来的，是更强烈的愧疚和自我厌恶。那个给了我最多疼爱的人，受了足一年癌症和化疗折磨，他眉间神采和锐气被消研殆尽，但他才刚去世，就被我当作了陌生死人尸骨。我极度懊恨愧疚，我清楚我必须马上跑回去，可我害怕得发抖。我在门口被自己气得大哭，迈不动回去的步子。
当我回去，爷爷已经被安放在棺材了，我失去了最后碰触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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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是这时候结束的。
九岁冬末爷爷去世，奶奶去外地看护叔叔儿子，父母带着妹妹去北方，姑姑姐姐一家搬进我屋，我则像陀螺一样在亲戚间滚来滚去。爷爷去世的第二年春初，我到了姑爷爷家。
姑爷爷家顶楼佛堂依然香火旺盛，不断有人来祈愿。每丝微弱希望，都成了被紧攥的救命稻草。年幼的我望着他们，只觉得悲凉。后来我才知道，我一位小学同学也是来过的。爷爷被查出癌症的那年，她的妈妈也查出得了癌症。
她从没见过她爸爸，母女二人靠亲人救济生活。她成绩不好，也不是讨老师乖巧的小孩。在个位数的年纪里，她甚至因为胸脯过早的曲线受到男生们的诸多嬉笑。
她家和姑爷爷家只隔了五户人家，屋后隔着大堤是沱江，每年春夏都有游泳的孩子溺亡。五年级夏天，传来的第一个溺亡消息是女孩的妈妈。街坊和学校都猜测，是妈妈不想再拖累她了。她消失了大半个月，后来又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回来上课，也没人敢去问她原因。再往后，男生们又开始因为胸脯嘲笑她。
也是这一年，爷爷去世，我过上四处投宿的日子。其实我偷溜回家过几次，家里园子早荒了。在我和爷爷夏夜乘凉的二楼阳台，月季、茉莉还疯长着，一旁晾着姑姑姑父的衣服。家里大变样，碗筷、被席全部被换，家具也改了位置，我连自己衣柜都找不到在哪，我做了自己家的新客了。
在外寄住的一年半里，我总持续着或轻或重的忧怯。我把一切归于害怕：害怕棺材，害怕姥姥，怕自己家里的一切改变，和寄住家庭相处时小心翼翼，害怕父母的遥远关切，怕其他亲戚无休止问我想不想回家。细枝末节的隔膜中，我渐渐确认，自己是一个借住的麻烦外人。
其实我偷溜回家过一次。一天傍晚，给姑爷爷留了字条就跑回家了。那近百米路上，是我寄住半年里最快乐的时候。我一路飞快，躲开蛤蟆，跨过小溪，快乐得要飞起来。到家时天檐浑红，落日壮美。
家里园子荒了，枣树生虫，石榴树剩一垛枝，柑子树被锯，树干光秃秃裸在风里。但当我站在家门口，胸口饱满的幸福感像要溢出来。我无比快乐地拍着门，不知道来应门的会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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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诗蕾，界面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