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扩消费是2023年经济复苏之年的关键词。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团队的最新研究发现，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需求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为此，就如何扩大消费需要达成新的共识，不能停留在衣食住行方面。他认为，目前对消费尤其是消费升级影响最大的，是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尤其是农民工服务不到位。提升人力资本同时也是一种消费，而且是比物质资本更有价值的投资。

刘世锦主任的研究还发现，投资的格局已经发生变化，服务业投资的比重已超越房地产投资上升到第三位，因此，未来应该把投资的老三驾马车，“制造业、基建、房地产”，转向新三驾马车，即“制造业、基建、服务业投资”。

本文基于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和经济学院主办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年度论坛（2022）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有删减。界面新闻获授权刊发。

 

二十大报告提了一个核心目标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同时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提了一个量化指标，就是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讲，今后一些年，实际上是要上三个台阶。第一，人均收入13200美元成为高入国家；第二是人均收入2万美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第三才是3-4万美元，平均3.5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

这是量的变化，同样重要的是这段时间需求结构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研究团队曾经做过一个研究，用OECD国家，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和中国相同的人均收入这个时期，与中国终端需求结构进行比较，比较以后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结果，这个分析还比较复杂，我就讲讲结论。分成三块。

一块是从居民消费来讲，在居住、出行、批发零售、金融保险等比例上，居民消费支出比例是偏低的，卫生社保福利、教育比例老百姓支出偏高；在政府消费中间，卫生社保福利比例有较大幅度偏低，即政府支出的少，老百姓支出的多。

从投资来讲，红色的柱子是中国，和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我们的基建投资高出一倍以上，房地产投资也至少高出1/3，这些比例都是过高的。相应的社会服务这方面投资的比例是偏低的。

做这个国际比较就会发现我们的问题，或者说我们下一步要纠偏，产业结构要转型升级，到底朝什么方向走，我依托全口径数据库发现了几个特点。

第一，消费增长更多由发展型消费拉动，所谓发展型主要是像教育、医疗、社保、交通、通讯、金融等等这一类的消费，相对应的就是生存性消费，就是过去讲的衣食住行，或者是基尼系数相关的部分。发展型消费现在增长是比较快的。在疫情期间，部分人群，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水平低，重点是要解决增收的问题。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特别是脱贫后的中低收入阶层来讲，消费增长越来越多地与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发展型消费相关，即使在疫情冲击期间，这个态势并没有发生变化。我们看看居民消费增量中，增长比较快的就是教育、医疗、保险、金融、交通通讯等方面的支出。政府消费中间增长比较快的也是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科技等。

发展型消费，从消费方式本身来讲，是有特点的。一是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直接相关，或者说这部分消费相当多的采取了公共消费的方式，或者是集团集体消费的方式。这和生存型消费，主要是个人做决定，是不一样的。二是发展型消费主要服务于人力资本的提升，比如说教育提升人的智力水平，医疗、公共卫生提高人的健康水平，社保实际上一个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安全网，再有一个是提升人的流动性，是服务于人力资本提升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现阶段一个突出的问题，近3亿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对消费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影响非常大。

我今天想讲的核心观点，最近讲消费讲得比较多，大家讲的还是衣食住行这些方面怎么扩大消费，其实这个是有问题，是需要提升，但是最重要的是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特别是农民工服务不到位，这个对于消费的影响，特别是消费下一步升级的影响，这个是更大的，但是现在几乎没人讲这个事情。

2007年以来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公共医疗、教育文化娱乐、保险服务、交通通讯、银行和中介服务、居住，总体上都是上升的趋势，衣食住行这些总体上稳定，或者是下行。

看一个最新的数据，2022年10月份政府消费结构，排在第一位的是社会保障与就业，第二位是教育，第三是医疗，第四是一般公共服务，然后是城乡社区事务，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等等，这就反映了刚才我讲的特点，这是从消费来讲。

从投资来讲，过去讲投资的三驾马车，制造业、基建和房地产，这个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了，近期服务业投资的比重已经超过房地产投资上升到第三位。房地产投资我就不展开说了，因为这是一个大的问题，需要专门讨论，总的来讲，下降是符合规律的。现在的问题是下得过快了，政策上也需要纠偏，让它回到合适的位置上。基建投资，其实是有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呈现出比较强的政策工具的特性，但是我想特别需要关注的，除掉基建后的服务业投资，这一块儿在我们全口径体系中间是能够看出来的，因为现在一般的统计体系看不出这一点，这一块儿是近年来稳中趋升，即使是疫情期间也呈现出较强的增长韧性。这是制造业的投资，总体稳定，略有波动，基建投资有波动，主要是对冲型的，政策工具的特点比较明显。房地产投资大家看，一直在下行。这个是服务业投资，大家看最近几年一直往上走，而且很稳定。采矿业投资是下行的态势，农业在往上走，我们还是很值得关注的。

2020年4月以后，服务业比重现在已经上升到第三位，第一位制造业投资，第二位基建投资。第三位，过去经常是指房地产投资，现在已经是服务业投资了，房地产投资在这儿，所以老三已经变了，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还是把房地产投资当做老三在这儿讨论。以后也可能房地产投资有所恢复以后，它的位置也可能会有调整，但是服务业投资至少跟房地产投资是并驾齐驱的，其实跟基建也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以后，你得讨论前三位，或者是前四位，服务业投资是不能丢的，丢了以后，整个对于投资结构的理解可能就会出现大的偏差。

投资结构内部也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基建投资中间，主要是信息传输环境、公共管理、水的生产和供应，传统的铁公基的比例一直在明显下降。制造业投资相对稳定，但是其中增长快的都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领域。服务业投资增长比较快的有社会保障和福利、科学研究、教育、卫生、娱乐、银行和其他金融、商务服务等领域。

最后看一下出口，其实也呈现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比重上升的态势。出口增长比较快的，也是计算机、信息设备、电气机械、化学原料和制品、专用和通用设备、医药、汽车、仪器仪表等等。传统的纺织、家具等略有波动，总体稳定。近年来，我们进入发达国家高端市场的能力增强，比如说新能源汽车，还有家电产品。

刚才我讲了需求侧发生的这些变化很重要，我们讲扩大需求，扩大内需，就不能在过去的几年下，要从新的实际出发，要达成新的共识。

第一，发展型消费促进消费者体力和智力发展，促进劳动者的流动性和机会均等，提升人力资本，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消费也是一种投资，而且是比物质资本更有价值的投资。

第二，扩大消费要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但是重点是要转向增加发展型消费，从这个角度来讲，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近3亿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当务之急，不能再拖下去了。

第三是要把投资的老三驾马车，“制造业、基建、房地产”，转向新三驾马车，即“制造业、基建、服务业投资”，同样重要的是新三驾马车的投资重心转向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人力资本提升。

第四点，政府投资的着力点从物质资本投资转向人力资本投资。这方面要调整一种观念，可能咱们一些同志还是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太虚，这个东西对于稳增长有什么用。这个观念要调整，比如说财政支出，你去投一个已经过剩的基建项目，还是解决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如果在人力资本方面花钱的话，实际上可以拉动各类发展型的需求，可以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当期消费，还可以拉动保障性住房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来讲，人力资本提升将增强发展的活力、质量和创新性。

最后，想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化，要更加重视人均指标。我们过去讲总量讲得比较多，但是容易造成对人均水平的误判，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实际获得感，是以每个个体为基础的，所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人力资本，要把人均指标、结构性指标放在优先位置，这也是对人的发展状况的评估精准到位、国内国际可比也有这方面的现实要求。

和这个需求特点相适应的，我想提五大新的增长动能。

第一，发展型需求。刚才已经讲得比较多了，关键是要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是近3亿进城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改革和住房、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这个可以带动发展型消费和相关生存型消费、住房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驱动的产业增长。

二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城乡人员、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农民进城，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城里人也可以下乡，这方面的难度好像更大，农民进城，城里人下乡，带动城乡结合部住房和基本设施建设、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

三是聚集效应。进一步增强人口、要素和产业聚集效应，持续推动都市圈、城市群发展，带动前沿科技原创突破、产业组织优胜劣汰，形成日益扩大的基于产业素质、创新能力、要素利用效率提升的发展机会。

四是出口升级。提高出口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地位和控制力，在保持成本优势的同时持续增强技术、质量竞争力，扩大高端市场占有率，在汇率合理升值的背景下保持出口的稳定增长。

五是数字化绿色化赋能。这两个东西是天然合为一体的，应该以增量优先、逐步替代存量方式，对国民经济进行系统改造，拓展由大量应用场景驱动的增长空间。

这些新的增长点到底能不能发挥作用？有些可能是看得见，抓不住，还是要推动一些重要的改革。最近我们特别强调增强预期、提振信心，关键能不能有一些实质性、标志性改革举措，这里我想点点题，提这么几点。

一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

二是要真正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打破事实上存在的不利于公平竞争的潜规则。

三是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使市场参与者有现实获得感和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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