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年以来，从柏拉图、卢梭到马克思，这些政治哲学家们研究思考的都是伦理、主权、社会契约、人权等重大问题。很少有人劳神去关心政府的愚蠢行径，尽管这种愚蠢行径早已长期、普遍存在。

但是，如果历史悲剧中的政治家并非那么愚不可及，已经消失的世界是否有另一番景象？

塔奇曼在《愚政进行曲：从木马屠城到越南战争》中提出，无视可行的替代方案而坚持与自身利益相左的政策，即是愚政。由此，她研究了四个历史上著名且典型的政府愚行：特洛伊战争、文艺复兴时期教皇导致的教廷分裂、英国乔治三世在美洲殖民地不切实际的政策，以及美国在越南的自欺欺人。她的研究来源于我们当前时代所面临的问题。

什么是愚政，又如何鉴别出政府的愚蠢行径？塔奇曼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指南。

在整个人类历史时期，不论在哪个国家，也不论在哪个阶段，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便是政府奉行与自身利益相左的政策。与人类几乎所有其他活动相比，政府的表现往往更为不如人意。在这方面，原本应该根据经验、常识和可利用信息而做出恰当判断的智慧，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导致了令人沮丧的结果。为什么身居高位的人如此经常性地做出有违理智且显然与自身利益相违背的事情呢？为什么明智的思维过程似乎常常失效？

首先，尽管特洛伊的统治者有种种理由怀疑那令人生疑的木马是希腊人的诡计，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将它拉到城里去呢？为什么乔治三世的历届内阁，都宁可对美洲殖民地坚持威胁态度，而不采取任何安抚手段，尽管众多顾问一再劝诫这样做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什么查理十二世和拿破仑，以及后来的希特勒，不考虑先驱们所遭受的灭顶之灾，仍然一意孤行地入侵俄国呢？蒙提祖马（Montejuma），作为一支勇猛好斗、渴望驰骋疆场的部队的统帅和拥有30万人口城市的首领，为什么虽然已经清楚地知道几百名外来入侵者不过是人而绝非神，却仍然顺从地举手投降呢？

为什么蒋介石拒绝听从任何改革或警告的声音，直至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呢？为什么由出口商所组成的牢固的统一战线能轻而易举地掌控局势，石油进口国却为可供应的石油资源剑拔弩张呢？为什么近代以来英国工会似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致使国家处于瘫痪状态，且场面疯狂壮观，令人觉得他们好像不是这个国家的一员呢？为什么美国的企业一味追求“发展”，却与此同时明显在耗尽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命赖以生存的三大基础，即土地、水源和未受污染的空气呢？（虽然从严格的政治意义上来讲，工会和企业并不是政府部门，但它们说明了执政的情况。）

人类在政府以外的其他领域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发明了能带我们离开地球飞向月球的运载工具；在漫长的过去，成功地利用风能发电，用泥石修建起高耸入云的教堂，用蚕丝织造出丝绸布料，发明了乐器，从蒸汽中获得动力，控制或消灭了疾病，在北海填海造田，对自然的形态进行分类，探索宇宙的奥秘。“尽管人类在所有其他科学领域都取得了进展，”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说，“政府却踯躅不前，在管理方式上与三四千年前相比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特洛伊战争·木马屠城

政府的失当行为有四种，且通常不会单独出现。它们是：

1.暴政或压迫，历史上已经有无数此类臭名昭著的例子，这里无须赘述；

2.过度的野心，比如雅典企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征服西西里，腓力二世试图用他的无敌舰队击败英格兰，德国自视为优秀种族而两次试图统治欧洲，日本谋求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3.无能或颓废，比如晚期的罗马帝国，最后的罗曼诺夫王朝和中国末代王朝清朝；

4.愚蠢或堕落。这本书关注的是最后一种，它具体表现为奉行一种与所涉及的国家或政体的自身利益相左的政策。自身利益一般应有利于维护统治主体的利益或优势，而愚蠢的政策往往适得其反。

要限定本研究所说的愚蠢行为，采取的政策必须符合三个标准：不仅以后视之明，而且当时就必须被认为是违反生产力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所有的政策，都取决于那个时代的观点。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曾经说过：“用现代人的观点对过去时代人们的行为进行判断是非常不公平的。无论人们对道德如何评说，政治智慧无疑是不断变化的。”为避免用当代的价值观作为判断的依据，我们必须采纳当时的观点，并且只研究那些当时的人们察觉到的对自我利益伤害的事件。

其次，必须要有一个可行的替代行动方案。

要排除个人因素，第三个标准就必须是，所述的政策是由一个团体而非某个统治者自己做出的，并且在政治阶段结束后继续发挥作用。由独裁者或暴君导致的政府失当行为数不胜数，且大都是由个人因素造成的，不值得归纳调查。而由集体所领导的政府或先后继任同一个职位的统治者们，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会产生更为严重的问题。（要简要审视一下的话，对于上述时间标准，特洛伊木马是一个例外，而对集体统治的标准，罗波安是个例外，但每个都是经典案例，并且在已知的政府管理历史中发生如此之早，足以说明此类愚蠢现象是何等根深蒂固。）

　　《大独裁者》剧照

愚政的出现与其所处时代或地域并无关联；虽然某个特定时代和地域的习惯与信念确定了它所采取的形式，但这是一种永久的普遍的现象。它与政权形式也没有关系：无论是在君主制、寡头政治还是民主政体下，都同样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它与民族或阶级也不相干。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俄国无产阶级在掌控国家60年后，以残暴取得了成功，但其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很难说是开明的。如果说大多数俄罗斯人在物质方面比以前更为富裕，那么他们为残酷的政策和暴政付出的代价则不比在沙皇统治下小，可能还大得多。

法国大革命中，曾经是民粹主义典型代表的政府，却在强有力的执政者上台后迅速恢复了君主专制。雅各宾派的革命政权本来能够整合力量消灭内敌并战胜外国侵略者，但他们连自己的下属都管理不好，维持国内秩序、建立强大的政府或广征赋税就更无从谈起了。最后波拿巴通过军事行动才确立了新的秩序，他用在国外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填补国库，随后登上执政者的宝座。他根据“任人唯贤”的标准选拔官员，那些聪明过人、精力充沛、勤勉踏实、唯命是从的人才被悉数收入他的麾下。这一招非常有效，可惜好景不长，傲慢自负的他，最终因为过度扩张而将自己摧毁殆尽。

　　越南战争

或许有人要问，既然愚蠢或反常行为是人性所固有的，为什么我们要指望政府有所不同呢？原因可能是，政府的愚行比个人的愚行影响更为深远，因此，政府更应该采取理智的行动。既然如此，人们也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却并未采取预防和保障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呢？

历史上已经有人进行了尝试，比如柏拉图建议挑选一批人进行培训，使之成为政府管理专家。根据他的理论，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统治阶级应该首先学习执政艺术，应该是理性和智慧的杰出代表。因为在他看来，这种人是极其稀有的，所以他认为，应该通过优生学方法进行繁殖和培养。他说，管理，是一种特别的技艺，管理能力，如同在任何其他行业一样，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够逐渐掌握，无法通过其他渠道获得。

他的解决方案就是让哲学家成为国王，这听上去妙不可言，实际上高不可攀。“哲学家必须成为我们城邦的国王，或者，现在的国王和统治者必须像真正的哲学家那样去寻求智慧，只有这样，政治权力和知识智慧才能融为一体。”直到那一天，他说，“对于城市，并且我认为对整个人类而言，才会远离各种麻烦。”事实也确实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不开窍的榆木脑袋造成的自我欺骗，在政府管理中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它主要表现在以先入为主的固定观念对形势做出评估，而忽视或拒绝任何相反的迹象。它总是根据意愿行事，而不让自己根据事实调整方向。一位历史学家对西班牙的腓力二世，这位所有主权国家中思想最顽固的首脑的评价概括了这种特质：“他始终坚信自己超凡卓越，即便他的政策失败无数次，这也难以动摇。”

一个战争中的典型案例便是第17条计划，也就是1914年法国作战计划。该计划完全是按照进攻态势构想出来的，集中一切人力物力于法国莱茵河前线，令左翼几乎毫无防卫。唯一能说明这一战略合理的理由便是：法国方面固执地认为，德国不可能调派足够的力量将侵略战线延伸到比利时西部和法国沿海省份。这种假设是基于同样固执的观点，即认为德国永远不会动用其前线预备役部队。而法国参谋总部1913年就逐渐获得与此相反的证据，但事实上却将其断然忽略了，目的在于不要让对德国可能从西部发起攻击的担忧，影响法国向东部的莱茵河地区进攻的士气。当战争来临之际，德国能够并确实使用了前线的预备役部队，又长途奔袭绕到西线，结果便导致了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20世纪所经历的可怕的后果。

榆木疙瘩似的僵化思维同时也拒绝吸取经验教训，14世纪的中世纪统治者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尽管货币贬值非常明显并已严重影响到经济的运行，引起了人民的愤怒，但法国的瓦卢瓦君主还是把它作为疯狂攫取现金的手段频繁加以使用，这最终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暴动。战争是统治阶级的手段，其中榆木疙瘩式的思维尤其明显。许多国家通过战争掠夺敌对国家的资源，但还是不可避免地经常陷入食品短缺甚至饥饿状态，比如英法百年战争中英国对法国的入侵就是这样，尽管如此，国家间还是经常发动战争。

在17世纪初，另外一位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据说因为坐在一个炽热的火盆边太久而发热，于是传唤负责挪开火盆的人，无奈一时没有找到那个人，国王竟因此发烧驾崩了。20世纪后期，人类好像在接近一个类似于自杀性愚蠢行为的阶段。这种案例如此之多，出现如此频繁，以至于人们只能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为什么超级大国相互间不摒弃人类自相残杀的方式？为什么我们穷尽所有技术和资源为获得武力上的优势而竞争，却不花点儿力气与我们的竞争对手寻找一种权宜之计，也就是说，寻找一种生存而非死亡的方式呢？

　　《大独裁者》剧照

2500年以来，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杰斐逊、麦迪逊、汉密尔顿、尼采、马克思等政治哲学家，他们研究思考的都是诸如伦理、主权、社会契约、人权、权力腐败、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平衡等重大问题。马基雅维利关注政府的职能，而不是政府所应采取的形式，除他之外很少有人劳神去关心政府的愚蠢行径，尽管这种愚蠢行径早已是长期和普遍存在的问题。

阿克塞尔·奥克森谢尔纳（Axel Oxenstierna）伯爵，在异常活跃的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统治期间的30年动乱中担任瑞典首相，在其女儿克里斯蒂娜统治时也是瑞典实际的统治者，他在临死之际基于自己丰富的阅历得出结论：“我的孩子，现在治理天下，哪里需要什么智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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