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王磬

编辑 | 崔宇

在一个极端气候、病毒流行、地缘冲突不断的时代里，要去想象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似乎颇具挑战。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观察与思考之后，知名学者、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给出的答案是：未来仍然值得憧憬，但我们的社会需要变得更富韧性。

里夫金今年77岁，是一位来自美国的经济学家、社会理论家、活动家、未来学家，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他著有23本关于科技变革对经济、劳动力、社会和环境影响的书，也是不少欧美国家政府的智囊团。他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化石燃料、可持续发展的多个理论对西方社会影响深远。他是欧盟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发展计划的主要设计师，也正在协助拜登政府规划其绿色新政。在中国，他的作品被大量译成中文，李克强总理亦是他的读者，他还曾两次被汪洋副总理接见。

在新近出版的《韧性时代：重新思考人类的发展与进化》（The Age of Resilience: Reimagining Existence on a Rewilding Earth）一书中，里夫金集成了多个学科的知识，分析了工业革命两百多年人类发展造成文明危机的原因，指出人类需要重塑人与自然关系。他认为，效率至上的“进步时代”已经终结，进入“韧性时代”。

近日，界面新闻就该书的相关内容专访了里夫金。访谈分为上下两篇。在上篇，他描绘了一幅关于韧性时代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宏伟蓝图，以及前往的路径。在下篇，他着重阐述了这幅蓝图中最重要的一环——人——以及人该如何与自然、与自身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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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访谈全文（上），刊发时有编辑。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

界面新闻：你从九年前就开始酝酿《韧性时代》这本书。到今年出版时，世界局势已和九年之前大不相同。特别是在过去两三年里的剧变，包括全球大流行、地区性的战争和气候危机的深化。此时推出这本书，你是否被某种紧迫感所驱动？如果有，这种紧迫感具体来说是什么？

里夫金：是的，我更迫切地希望人们能理解现今这些状况的起因。

我花了九年来写这本书，期间删减了大约5万字，以让它更加晓畅明白。这本书关乎我们如何看待人类历史及其多种多样的面向，也关乎我们从何而来以及将要往何处去。我力求让故事以其自身为基础，它涉及到我们所过的那种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希望去过的那种生活，如果完全得以实现，将会是何等样貌。

先从疫情说起。全球性的大流行将会越来越多。举个例子，我父亲是1908年出生的，那时整个地球还有大约85%的区域是未经开发的蛮荒之地。如今，这个比例已经缩小到了24%左右。到你的年龄和现在的我持平的时候，地球上可能就根本没有荒野了。以此观之，病毒正逐渐成为某种“气候移民”（climate migrants），它们搭上了动物迁移的这班便车，愈发频繁地来找人类的麻烦，在人口密度较高的都市社区里尤其如此。

气候变化也正在愈演愈烈。现在我们就每天都要直面冬日里的大雪以及侵彻骨髓的低温。春天来临以后，持续数月的、席卷每一片大陆的洪涝灾害又向我们袭来。进入夏天，我们又得经受好几个月的热浪，以及如影随形的干旱与山火，大片的土地毁于一旦。到了秋天还有台风和飓风。

为什么会这样？人们需要理解，对于地球上的生命而言，有四个主要的圈层：第一是水圈，它在互动中处于最核心的位置，因为地球就是以水为主的；第二是岩石圈，土壤、植被、动物和树木皆仰赖于它；第三是大气层，即氧气的所在；第四是包罗万象的生物圈。其中，水是最关键的。我们所目睹的这颗行星上的一切剧变，包括洪涝、干旱、山火以及飓风，说到底都和水文循环（hydrological cycle）有关。闯祸的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向大气中排放了如此之多的温室气体，这样一来太阳带来的热量也无法从地面上散发出去。因温室气体累积而导致的升温每提高1摄氏度，从地表蒸发至云层里的水就会增多7%。云层里有了更多的水，与水有关的自然现象如降雪、洪水、干旱、山火以及飓风就会纷至沓来。AI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类正处在地球第六次生命大灭绝的前夜。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他们还指出，这颗小小星球上的生命可能会因此而损失过半，生涯尽毁，后代断绝。上一次大灭绝事件还是在6500万年前，而智人充其量也只有25万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照此继续下去，我们今后将会迈向何方？这是我日常在思考的问题。

“自然界讲究的是韧性与适应性”

界面新闻：过去几十年中，你投入了许多时间与精力著书立说，探讨与时代转型相关的问题，也直接参与过许多国家的政治决策与商业决策。你心目中关于时代症候及其解法的蓝图想必是十分复杂的。最后为什么选定了“韧性”这个词来总结一个时代？

里夫金：我在商业共同体内工作，和政府以及由业界人士组成的全球化团队——而非学者——打交道。我认为，这些人才是真正能带来改变的。我们有幸成为了欧洲数字化绿色新政的主要规划者。我们还和中国的决策层建立了联系，聚焦于旨在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十三五”、“十四五”规划。最近我们也和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一道推进拜登的规划。我们依靠实操的经验来判断方向的正误，以及理解自身的处境。我打算从这里开始讨论。

历史上所有的重大经济范式变迁，都在于基础设施的转型。基础设施的转型，可以改变我们对时空方位的感知。如果你知道了一个社会是如何基于其基础设施来安排时间以及构想空间的，那你就能很好地把握它的经济模型、政府治理模式以及文化生活中的种种话语体系。

先说时间概念的变迁。从25万年前一直到最近200年，我们人类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在人类历史上差不多95%的时间里，我们的时间观都是“增加活动”（add activity）。与地球上的其它种群类似，我们的细胞、组织以及器官里藏着各式各样的生物钟。2017年有三名科学家还因为在生物钟方面的重大发现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些生物钟每时每刻都在记录和调节人体的内在节奏，以适应昼夜变化的节律，鉴于地球是绕太阳旋转的，它也帮助我们应对四季的变化。生物钟是变动不居的，地球的几大圈层也是一样。它们并非固定的结构（structure），而是一系列模式（pattern）与过程（process）。例如水圈和岩石圈就是如此，永远处于变化更替之中，大气层和生物圈也概莫能外。以此观之，历史上的所有种群也都时常会根据外界的状况，如太阳的起落、四季的节律以及围绕太阳的公转来修正和调适自己的内部生物钟。大约1万年前，随着最后一个冰川时代的结束，我们从更新世进入了全新世。宜人的气候取代了冰天雪地，巨变正是从此时开始的。直到那时，我们都和其它种群一样，设法使自己的种群与自然相适应。1万年前，我们开始了农业生产，接下来便是水利文明的勃兴，如长江黄河之于中国、两河流域之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印度河谷之于印度，最后一路抵达工业时代。其间我们经历了一次巨变：我们不再像其它种群那样，让自己的内部生物钟去将就自然，而是反过来让自然向我们看齐。之所以有此变化，是因为我们的时空观开始强调效率（efficiency）。

如今，绝大多数人都以为我们人类这个种群自始至终就很重视效率，其实不然。这个观念对人类来说是崭新的、陌生的。它始于中世纪晚期机械时钟的发明，并在工业革命当中发扬光大，最终确立了全球性的时区制。而所谓的效率，则是指从地球的几大圈层里榨取更大的价值，使水圈、岩石圈、大气层能够物尽其用，如发掘土壤及动植物的经济价值，或是建立空中航线等。要以更快的速度、更短的时间间隔来开发生物圈。到头来我们还一头雾水：为什么一切都被挥霍殆尽了？自然界当中是根本没有效率这回事的，它讲究的是韧性与适应性（adaptivity），各个种群都要不断参照自然来调整自己的内部时钟。现在则成了生产力与效率当先。

所谓生产力，意指根据输入来衡量输出，但自然界也根本不在乎生产力，它只需要再生力（generativity）。同理，自然只讲繁盛（flourishing）而不讲增长（growth）。追求效率意味着你要消灭摩擦（friction）。我在跟商界打交道时经常听他们说要精确规划产量、减小摩擦以防止库存的积压，否则你就无法为投资者带来更高的回报。此外，出于相似的考量，你不能雇用过多的劳工，也不能让供应链上有累赘之物。然而世事难料，新冠疫情一来，一切都乱套了。呼吸机在哪里？卫生纸又在哪里？规划是精确了，但也丧失了灵活性。自然就无所谓精确规划，它留有余量且多元。生态系统越是多元、越是留足余地，它也就越稳固、越具有韧性。在气候变迁面前，单一化的、不留余地的种群是极为脆弱的，也不具有韧性。就以上所述的各项自然之特征来看，我们对人类应当如何与地球共处的理解和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再说空间概念的变迁。在18世纪的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家面对农业工业化革命的高峰期提出了正确的见解。他们主张，光合作用以及净第一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on，指生物在单位时间内透过光合作用所吸收的碳减去植物自身呼吸所损耗的碳之后的剩余—— 编者注）是自然得以生生不息的源泉，但后来英国人和苏格兰人掌握了经济学界的话语权，例如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就认为，自然在于浪费。他这句话的实质意义并不在于自然真的就是一堆废品，而是说自然没有价值可言。唯有当人类把劳动添附在自然之上，自然才有了价值，这是在创造资本吗？大错特错。财产权的问题也与此相关。这就是现代人观念的变化，往前再推个800、900年的话，人人都会认为地球、水、岩石和大气是公有的，没人会认为它们是某个人的私人财产。如今的人会为它们争个你死我活，但大部分人的生活却又依赖于这些公有物。这些东西现在都化为了财产，绝大部分是私有财产或政府财产，而政府和经济生活的角色则在于保护私有财产。结果就是，大量的财富向顶部汇聚，然后凭借涓滴效应一层层往下流动。

在此我想分享一项数据：我们人类只占地球生物量的1%不到，但目前却利用着24%的光合作用及其净第一性生产力。到2050年，这个比例将会增至44%，也就是说我们会用到将近半数的光合作用与净第一性生产力。这是根本不可持续的。

界面新闻：与“韧性时代”相对应的是什么时代？它又有什么特征？

里夫金：是“进步至上的时代”（age of progress）。进步至上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在和政界、商界的领袖打交道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们不再谈论进步了（硅谷那群鼓吹元宇宙的人可能例外）。我们连挽歌都还来不及给它唱，它就已经死了。

讨论韧性的人倒是变多了，但它们并不知道这个词的确切意义。在不久前的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发言的开头仍然强调我们要实现零排放。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已经与以往大不相同，我们几乎无法理解这个自己从来没见过的世界。我们需要一套全新的叙事。许多人虽然谈到了韧性，但他们实际上不懂这些概念。不过既然他们提到了这个词，那就表明他们已经在准备听一个新故事了。

“基础设施将变成分布式的”

界面新闻：说到“新故事”，你曾有过不少专著论述第三次工业革命。从历史进程来看，第三次工业革命为何如此重要？它与前几次工业革命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里夫金：基础设施的大革命改变了历史。这种革命是相当罕见的，迄今为止总共也才发生过7、8次，造就历史的正是它们。当新的通讯手段问世，革命就能覆盖全社会，形成全新的能源体制、流动方式与供应链。而几项因素的合流将能把大批人组织起来、深化劳动分工、加速上传下达、改变日常生活。人们的生活习惯、政府的治理方式以及经济生活的形态都将随之而变化。

政府并不是基础设施的创造者，相反，是新基础设施之下的一系列机会与约束条件规定着人们可以选择何种政府管理模式。人们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基础设施，但却不可能完全脱离基础设施而行动。这是个将许多人组织起来的社会有机体（social organism）。

经济同样不是基础设施的创造者，各种新技术的交汇与合流只是意外之喜。它们同样为人们的经济模式选项划定了范围。社会生活中的每一领域都与此类似。

19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通讯革命，产生了由蒸汽动力而非人工驱动的印刷业。接下来是19世纪末的电报业以及能源革命，煤炭成为了新的核心能源，使我们在森林濒临枯竭之际无需再大规模砍伐树木了。蒸汽机被用来运送煤矿，继而诞生了短程的铁道与火车头，城市交通逐渐成型。都市生活、全国市场、民族国家以及股份制公司随之而站稳了脚跟，毕竟要把这几项因素同时安顿到位就得耗费海量的资源。君主制根本承担不起这样的开销。参与投资的散户可是数以百万计。

第二次工业革命之中的通讯革命以美国人贝尔发明电话为标志，接下来的新能源则要仰赖得克萨斯州的石油，从此我们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煤炭了。亨利·福特推动了汽车的大众化，使交通工具得以更新，并扩展到航海与航空领域。第二次工业革命还推动了乡村的大发展以及全球化，催生了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全球性治理机构。2008年7月实际上才是这场革命的巅峰，石油在当月达到了每桶147美元的高价，全球经济因此而蒙受重挫。这无异于为以化石燃料为核心的工业革命敲响了丧钟。次级贷爆雷后仅仅60天，整个金融业都趋于崩溃，那不过是又一个庞氏骗局。

原因在于，依赖于化石燃料的不仅有汽油、机动车和暖气，进步时代的一切都依赖于它。食品的防腐剂与添加剂、潮流服饰所需的合成材料以及各种药物都概莫能外，包装工业和建筑业也离不开化石燃料，这个清单还可以无限拉长下去。因此，当油价突破每桶80美元，别的东西就可能会涨到120乃至于130美元。通胀率将会迅速攀升。俄乌冲突的后果就是如此，它毫无疑问属于最后一场化石燃料之战，油价涨了，通胀也就来了。然而，在前述的两场工业革命中，基础设施的设计都是集中化的（centralized）。由于基础设施太过昂贵，第一批入场的竞争者通常都能赢得各自业界的垄断地位，油气开采和建筑业就很典型。就此而言，这两场革命也是《财富》世界500强公司的催产士。

我曾给许多CEO开过课，在沃顿商学院讲授了整整15年的高管培训课程。这些500强企业贡献了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GDP。你知道这些公司总共有多少雇员吗？区区6500万。全球的劳动力已经有35亿人不止，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金字塔形的财富分配格局就是这么来的。如今，塔顶上最富有的8人所占有的财富相当于世界上所有其它人的财富总和的一半。

前两次工业革命里基础设施的垂直整合（vertically integrated）于此可见一斑。我是1995年开始使用“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一术语的，当时出了一本以《工作的终结》（The End of Work）为题的书，主要讨论自动化。感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来临的当然不止我一人，人人都知道电脑从1950年代开始慢慢普及开来，我们还见证了机器人科学的诞生。不过，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将不会被设计为垂直整合型。当伯纳尔斯·李（Berners Lee）提出万维网的概念时，他还遭到了嘲笑，但这也将是最后一阵笑声。他表示自己将把所有处于边缘地带的人连接起来，使他们能直接沟通，不需要任何中介，把一切都摆上台面来。第一批互联网巨头如微软、戴尔、谷歌、脸书等都是垂直整合、高度集权的，但从现在开始算它们活不过40年，或者起码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样子。

界面新闻：如果“垂直整合”的基础设施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那么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它将如何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体现出来？

里夫金：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基础设施将变成分布式的（distributed），它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互联网的通讯能力足以把四五十亿人连接起来，凭借着他们手里的那台智能手机，就能产生远超宇航员登月之所需的超强运算能力，甚至于休息当中的人们都可以相互联系。如今我们已经有了覆盖全球的通讯网络和电网，我在2003年的《氢经济》（The Hydrogen Economy）一书里讨论过这些问题，并在更早的2001年初就想到了这个概念。电网和互联网相似，全球现在也有几百万人在自己制造太阳能和风能。再过10年或者20年，这个人数可能会突破几千万甚至上亿，到时候也许每个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所需的那部分能源上实现自给自足，毕竟太阳是每天都会升起的。阳光和风是无处不在的，它们是地球本身的能源。全球能源网络目前也即将成为现实，届时数以亿计的人都能凭借太阳能产出自己所需的电力，多余的部分则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给其它大陆上的人，我的全球团队里就有一部分人在推进这项工作。鉴于地球的日夜各占一半，白天有太阳照射的地区就可以把剩余的电集中起来，与世界上的另一半地区共享，不管晚上是否有风能可用，你都可以借助海底电缆把多余的电输送到其它时区。这种模式迫使人们参与分享，同时也就意味着一种更具分布式特征的基础设施格局，在其中人人都成为了基础设施，它不只是少数强者的游戏。如此一来，处理的数据量将会异常庞大，还要与互联网的流动性、供应链、电能以及燃料电池的运输相结合。

这一网络将益发具有匿名性，由大数据分析和算法来管理，融通讯、能源以及相关的知识于一体。一切都将在互联网上完成，这意味着我们为整个地球建造了一颗大脑以及一套神经系统。这颗大脑包含欧洲的伽利略系统、美国的GPS系统以及中国的北斗系统，它们又各有自己的“神经系统”，凭借其传感器，我们可以监控野生动物的行迹、跟踪荒原上的天气变化。我们还能监控运送食品的货车，实现从工厂到智能家庭的连通。这就形成了一套分布式的基础设施。单凭大公司是无法管理好这一切的，因为数据量实在太大了。当你拥有数以万亿计的传感器，那就足以管理和监控整个地球。它不仅是分布式的，价格也相当低廉。这意味着每个人随时都能联系上他人。集中化的大数据中心没有能力处理如此规模的数据，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设想你有一台自动化的交通工具，它在城里的街道上即将撞车，此时你如果还要把数据发送给遥远的、集中化的、垂直整合的大数据中心，那就实在太晚了。我们正在从“云计算”迈向“雾计算”（fog computing），它依靠的是边缘数据中心，过去几年来已经初具规模，今后将会发展到数以百万计。这些小巧的边缘数据中心是地方性、区域性的，能够连接中小规模的企业，为其提供灵活的平台，它易于部署，并且能适应天气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再投资那些庞大的、垂直整合的、中心化的组织吗？它们太笨拙了，也不够灵活。一旦出现异常天气，世界各地的电力基础设施就容易出毛病。我们无需把所有设施都搬到地下，但必须有几百万个参与者。如果电缆出问题，那我们还可以依托本地的小型设施。

我希望强调全球通讯、能源流动以及供应链的分布式本质。互联网推动着我们从全球化向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转变。这里以3D打印为例，借助于它你可以从机器里直接打印出实物来。设想一下，你是一位建筑师的话，那现在就可以通过3D打印来造出桥梁和楼房，有时甚至能在24小时之内完成整座建筑。意大利著名建筑师马里奥·库奇内拉（Mario Cucinella）就只用本地挖掘所得的黏土和木材造房子，备好原料后他就会启动软件，加热黏土，随后机器就会把黏土打造成一座建筑，所有的房间都可以在200小时之内完成，最少的只要不到24小时。这对于全球本土化有何意义呢？他既然可以用软件造出房屋，那也就可以从供求双方做买卖的传统市场转向以供应商-用户关系为核心的网络。例如，他可以把软件发送给一位身在菲律宾、拥有某种执照的开发者，该执照准许他在一定时间内加入此网络并担当供应商，然后他即可完成整个开发任务。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买方-卖方市场，而是供应商-用户网络，它完全是全球化的。如此一来，你就绕过了麻烦的海上运输、臃肿的供应链以及反应迟钝的大企业，即便天气有变，你还是可以依赖这一全球性的合作网络来完成工作。这样的模式以后会越来越常见，一批规模不大但技术实力强、善于合作与分享的企业将会涌现，为全球化的世界构筑起供应商-用户网络。它们也善于随机应变。一部分大公司仍将存续下去，但它们迟早要加入这个高度灵活的生态系统，与能够做到“留足余量”与“维系韧性”这两点的中小企业一同合作。庞大而臃肿的组织在气候变迁面前是根基不稳的，世界已经迥然不同于以往。

界面新闻：这场走向分布式的基础设施转型是否也将改变政府的治理模式？

里夫金：历史上每一次基础设施的范式变迁都规定着政府治理模式的可能范围。你仍然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但不可能完全脱离基础设施来活动。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传统治理模式的拓展，民族国家并不会一夜之间就消失，大区或者直辖市之类的建制也是如此。但今后的气候灾害也将是完全无视政治边界的。无论是洪水还是干旱，山火还是飓风，都会影响到整个生态系统。就此而言，区域治理应当增加一个生态的维度，地方性的政治单元应当加以拓展，使之能管理跨边界的事务，例如针对共有的生态系统，乃至于跨越不同大陆的界限。

例如，美国1990年以来就划定了两大生态治理的区域。横跨西北太平洋以及俄勒冈、华盛顿、爱达荷等州的喀斯喀特生态区，该区还与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曼尼托巴两省实行区域性的生态共治，因为这些区域共享着同一生态系统，而它们的未来就仰赖于各方能否共同管理好这一系统。它们并没有放弃传统的政治边界，但的确跨越了州与州、省与省乃至于大陆之间的界限。另一生态治理区域则是五大湖区（The Great Lakes），这一湖泊群的规模也许会让中国读者也大吃一惊，世界上20%的淡水都汇集于此。五大湖周边有美国的8个州和加拿大的两个省，实行共治30年有余，是因为各地都认识到气候变迁将会影响到共有的生态系统，而该系统乃是它们的经济与社会福祉之根基。中国是世界上第二个设立生态治理区的国家。2021年，中国的生态环境部联合其它16个部委，公布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规划，其核心便是在国内设立九大生态经济区域。欧盟则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进展。

此外，我们还必须在环保领域扩大公民参与。以往面对洪水、干旱或山火等重大气候灾难，各方都有一些非正式的应对策略，例如医生、护士有卫生上的考量，教师、学生、教会、犹太会堂、清真寺、佛寺也都会出面赈灾。但如今几乎每时每刻都会发生气候灾难，只靠地方政府和非正式的参与，无疑是杯水车薪。这甚至可能会推动军事上的变革。许多地方政府尚未意识到这一点。在化石燃料为主的时代，油气资源通常都是重兵把守的，因为它们只集中在少数几个地点，你需要大量的军队来管控化石燃料。以往也有不少战争是围绕化石燃料展开的。俄乌冲突是较近的案例，法国也曾在二战中攻入德国某处山谷以求控制煤炭。

再比如1941年7月，美国封锁了东南亚至日本的海上运油航线，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日本不得不在4个月后偷袭珍珠港，战事的扩大致使千百万人丧生。但如今军队却经常介入自然灾害，例如美国就曾派军队参加灾后救援，或是负责抗洪和灭火，全世界都在往这个方向发展。以此观之，人们虽然没有正式地把“地缘政治”转换为“生态圈政治”，但他们实际上已经在这样做了。我们不难预见，今后军队的功能将会进一步拓展，成为韧性的一大支柱。军队将仍然保持其军事性，但可能会较少承担作战任务，因为太阳能和风能天生就带有共享性。它们类似于某种轮班制，有日照的地区不妨多分享一点出去，有风的地区也是一样。今后对大规模军事建制的需求或将减少，军队会转而专注于维护基础设施之韧性。

另外，我们也需要公民大会。美国在这一点上也是走在了前面，英语国家更倾向于称它为公民陪审团（citizen juries）。每年约有800万美国人会充当公民陪审团的候选人，审理刑事及民事案件。实际参与审理的人数在180万左右，12名出庭的男女是随机从公众中抽选出来的，他们需要为一些至为复杂的刑事及民事案件把关，最终得出全体一致的裁定。这一制度行之有效。中国的社区参与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公民陪审团的关键意义不可忽略，这样一来我们也必须首先在各级学校里做好地球生态方面的教育，帮助人们熟悉这方面的知识，以及培养生态上的敏锐性，如此他们才有望做出明智的裁决。

“2040年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初具成效“

界面新闻：第三次工业革命如果在未来获得成功，社会将呈现出何等样貌？

里夫金：目前而言，我们还观察不到特别显著的成果，起码我自己还没看到。基础设施方面的发展大约从1995年就起步了。但它带来的一系列转变还没有完全定型，没有在工业领域沉淀下来。我之前说过，基础设施能决定许多东西。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进，现在的基础设施将成为工业时代的最后一批遗物。目前，我们已经能看到电脑和机器人在商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它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到2040年代后期完全成熟。届时全新的基础设施将会成型，而这也会是第一批具备韧性的基础设施，此时交换的本质也将发生改变。就以最基本的经济活动为例，我们商界和业界有一份非正式的清单，上面列明了历年来打交道的对象，其中没有一个是学术机构，我们留意到了基础设施的转变是如何左右我们构想日常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式的。

我们的目标已经从增长转变为繁盛，从积累金融资本转变为积累生态资本，从生产力转变为再生力，从追求GDP转变为追求生活品质指数，从极端的消费主义转变为为生态保驾护航。例如中国就有“中国梦最根本的是实现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这一提法，强调的也是质而非量。我们要走出负外部性，转而关注循环利用。我们要走出买方-卖方市场，转向供应商-用户网络。我们不妨称它们为一系列的“能源服务公司”（energy service companies），但这种公司同样不是垂直整合的而是分布式的，不是臃肿的大集团而是灵活且兼具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我们要从全球化转向全球本土化，从知识产权转向知识的开源分享。人与人随时可以连接，可以实时地分享各种东西。我们要把零和游戏转化为网络效应。网络中的人越多，网络带来的利益也就越丰厚，没有谁会真正沦为输家，人人都能在网络中受益。地缘政治也要转型为生态圈政治。把这些要素合并在一起来考虑，足以为基础设施自身的蜕变（metamorphosis）写就一部全新的纲领。我们将能在2040年代后期看到第三次工业革命初具成效，带来第一批富有韧性的基础设施，开启新的历史篇章。不过，我说的这一切也都还处于草创和发展的过程之中，最终能否成功还是未知数。我们所剩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

界面新闻：你所描绘的这张蓝图的关键节点，你认为是在2040年代后期，为什么是这个时候？

里夫金：是的，就在2040年代行将结束之时。美国已经在推进这一规划，我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已经有10至12次的会面，他问我能否参照美国的需求来制订一个计划，我们已经动员好全球的团队，未来20年里将不惜重金推进此计划，我们也详细考虑了工业领域的改革方案、计划的成本以及如何收回投资等问题。不幸的是它在立法过程中流产了，不过舒默对此表示理解。

然而我们发现，私人领域完全可以满足计划的绝大部分开支。我们甚至连政府都不需要。过去几年来，从化石燃料领域流出的资金达到了11万亿美元。这笔资产属于所谓“搁浅资产”（stranded assets）。我和能源工业界打过交道，他们明白太阳能和风能的平准化成本在2019年就已经降到了比核电还低的水平，令这两者成为最便宜的能源。今后再纠缠于核能、煤炭、石油或是天然气将毫无意义。化石燃料产业根本无法如期收回他们的投资，因为太阳能和风能太便宜了。而且它们会越来越便宜，越来越迅猛地蚕食市场。油气勘探和开采无论如何也跟不上这两者。掌控再多输送管道也没用，因为很可能永远也用不上了，虽然我们也可以把化石燃料换成更加绿色的氢气，这样管道还能发挥一点余热。所有的化工厂都迟早会淘汰它们。

现在也另有两笔资金正在离化石燃料而去。其一是养老基金，它来自全世界千百万劳动者，早先他们曾把这笔钱投给化石燃料。这是最为庞大的资金池。马克思对此想必也会感到费解。工人居然成了世界上主要的资本家群体，坐拥41万亿美元的资金，这都快到世界GDP总额的一半了。以这种惊人程度，马克思可能都得从坟墓里跳起来。工人现在不得不控制自己的资金，他们正在抓紧撤出化石燃料领域，要不然自己今后很可能就没有退休金可拿了。其二是保险基金，总额约为23万亿美元。我曾和各大保险公司的主席共事过，他们对气候变迁竟然极为担忧，因为弄不好他们就要为各种灾害损失支付大笔赔偿。有鉴于此，他们大都愿意为新式的、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投资。而他们面临的问题则是，技术和市场都已经到位了，但政治意志仍然缺位。他们总是对我表示，保险业界无论有多么愿意不惜血本地投资绿色债券，政府都还是只在做一些小规模的试点。换言之，如果你去找一位市长聊这些——不管他是哪个国家的市长——他们可能会向你展示市里的10台电动巴士，或5座获得了LEED认证（知名的绿色建筑认证标准，其全称为“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 宗旨是在设计中有效地减少环境和住户的负面影响——编者注）的建筑，抑或是夸耀环城绿道的精巧。必须革新基础设施，整个转型才有望到位。但地方政府拘泥于老旧的法律、规制与审查标准，政治与商业上的既得利益者也同样迈不开步伐。各种新兴产业都离不开工业与农业领域的公用设施开发与建造，如此裹足不前着实有些让人沮丧。这样看来，关键还是在于从现在起要为此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政治机会窗口。

界面新闻：尽管你提到了化石燃料所面临的挑战，然而我们也看到，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进而引发了全球性的能源危机。有人认为，我们摆脱化石燃料的进程将遭遇新的阻碍。你如何看待这些新挑战？

里夫金：我在2018年出版了《绿色新政》（The Green New Deal）一书，它的副标题就提到我们很可能会在2028年见证化石燃料文明的崩溃，当然具体时间点可能会有些微的出入。上个月，国际能源机构（IEA）的负责人提到了类似的时间点，且各大石油公司也已经得知。他们不会再在新的勘探活动上投入大笔资金了，他们也已经明白太阳能和风能是如此之廉价。现在他们所做的无非是清理库存，让油价最后再冲一波，想尽一切办法帮投资者挽回一点好处。但这只会让太阳能更快地占领市场。这个市场的潜力是不可估量的。何以如此？我暂时还没有谈到核电，等讨论完我们的子孙后代和教育体系之后也许会回到这个话题上。

有个词叫做“水资源-能源纽带”（water-energy nexus），能源行业以外的人不一定熟悉它。运水是需要耗电的，输电也是需要用水的，二者缺一不可。现在全世界范围内有12000座热电厂依靠煤炭和天然气运转，它们也需要消耗大量的水，煤炭和天然气的燃烧会把水加热，由此产生的蒸汽会进一步驱动涡轮机来发电。美国每年消耗的水里有40%以上都是用在这里的。现在我们可用的水越来越少，有不少大坝都已经停运多年，各地也经常发生旱灾。但即便这样，我们都还是会耗费大量的水来发电，这是不可持续的。这种情况无疑十分严峻。某顶级智库曾经针对这12000座热电厂做过一项研究，结论是如果我们转向太阳能和风能，那就可以让这些厂少用96%的水，因为我们不再需要那么多水了。

我们必须推动这场转型，没有别的选择。情况不容乐观，我们必须大踏步前进。我们不能再在热电厂上投入如此巨量的水资源了，这样做既过于昂贵，又容易加速全球变暖。太阳能和风能就几乎不需要水，也廉价得多，还易于储存，但我们为之助推的力度还远远不够。我希望读者们能明白，此话已经是一项警告，也是我们不得不直面的现实。不管我们是采取鸵鸟式的姿态还是立即卷起袖子开始行动，都无法否认自己身陷麻烦这一事实。

我曾在沃顿商学院的高管课程上让CEO学员们想象自己可能碰上的最坏的梦魇，设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最坏的危机，第二天来上课的时候把真实感受分享给大家。当然他们没有谈得特别具体。他们不愿和其他的CEO分享这些。于是我再让他们回去设想如何把最坏的梦魇转化为创造新事物的绝佳契机，思考如何转危为安。我们有许多重新思考人与整个地球的关系的机会。全新的商机与就业空间，共同体感的重新确立，都大有可为。这群富人在这一点上是不合格的，令人很是尴尬。但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不能再像现在这样麻木不仁。关键在于我们要有行动的意志。很大程度上也要看我们的后代能有怎样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