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人口学会主办的“人口负增长及其应对策略”研讨会专家发言内容及《老有所养：资产年金化实现终生可持续收入》一书，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1月出版。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在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项重磅数据：

2022年，全国人口约达14.1亿人（不含港澳台）。其中，出生人口95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

这一数据也就意味着，我国自1962年以来（即近61年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重大历史拐点！

此前早已有不少专家就曾预测，2022年或将出现人口拐点。

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教授、《老有所养》一书特邀推荐人原新认为，全国人口负增长表明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会为经济社会系统带来新挑战，但也会提供相应的新人口机会。

这种新人口形势会对国家发展带来经济社会负担持续加重、宏观经济潜在风险增加、城乡协调发展难度提升、社会各类关系矛盾凸显等新挑战，也会带来短期内劳动力供给充足、低龄老人社会参与增加、教育发展格局拓宽升级、家庭政策助力生育率提升等机遇。

我国出生人口为什么持续下降和低迷？未来30年将有哪些新的人口机遇？

一、我国出生人口为什么持续下降和低迷？

中国近年来的出生人数和生育率下降速度惊人。根据七普数据推算，2017年出生人数1800多万，2010-2017年基本上在这一水平附近波动。但是短短几年到2021年就降到1062万，2022年跌破1000万。中国的生育水平已入世界最低行列。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陈卫教授在中国人口学会主办的“人口负增长及其应对策略”研讨会上表示，导致中国出生人数持续下降和低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出生人口规模首先取决于育龄女性的规模。

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不断下降的最重要原因是育龄女性规模不断减少。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育龄女性规模从2010年以来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从2010年的3.7亿下降到2020年的3.2亿和2022年的3.1亿，“十四五”期间都将持续下降。2017-2020年，育龄女性人数年均减少567万，其中对于出生人口贡献最大的20-29岁生育旺盛期女性，年均减少540万。

其次，女性结婚年龄推迟是另一个影响出生人数的重要原因。

近10年来，女性初婚年龄加速推迟。七普数据表明，中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由2010年的24岁上升到2020年的近28岁。女性婚姻大幅度推迟导致结婚女性明显下降，进一步减少了出生人数。2010-2020年20-24岁女性已婚比例从32.5%下降到19.6%，25-29岁女性已婚比例从78.4%下降到66.8%。全国结婚登记人数连续8年下降，从2013年的1347万对下降至2021年的764万对，减少了43.3%。其中，初婚登记人数从2386万人下降至1158万人，减少了51.5%。

另外，已婚女性的生育率下降，也是影响近年来出生人数的因素。

2010-2017年已婚女性生育率基本呈现上升趋势，但是2017年之后转而下降，进一步压低了出生人数。

导致近年来我国出生人数和生育率低迷和下降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导致群众生育意愿较低。

中国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是全世界最低的，不仅低于西方国家，也低于日韩等生育率极低的国家。尽管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但是生育意愿高于更替水平。而中国的生育意愿也大大低于更替水平。同时，中国年轻人群的生育意愿进一步降低。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80后”和“90”后女性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82个和1.66个。

生育意愿低迷，促使生育率下降，与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1990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有很大关系。

七普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3.89%，比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上升14.21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出现惊人的大幅度增长，达到3.76亿，比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增长69.73%。如此巨大的流动人口增长和快速的城镇化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显著促进生育率和出生人数下降。中国的高等教育程度人口大幅度增长更是推动生育率下降的重大力量。七普数据显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由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的8930人上升为15467人，中国是高等教育程度人口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自1990年代实行高等教育扩张政策，使得在过去30年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加了10倍，已经超过50%。育龄人群中高等教育比例大幅度上升，而且年轻人群的高等教育出现性别逆转，因此即使各类教育程度的生育率不变，整体的生育率和出生人数也会明显下降。

中国快速的经济社会变化，对影响生育决策的一系列因素产生很大冲击，其中生育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成为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生育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和照料负担是阻碍家庭再生育的最大因素。城市不断攀升的房价、越来越高的养育费用、公共托幼服务的缺位和市场养育服务的高成本让家庭“生不起”、“不敢生”。尤其是全社会高度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家庭对教育存在过度追求的现象，学区房、课外辅导等精养型的孩子养育方式使得孩子的养育成本非常高。另外，社会对女性存在“母职+公职”的双重期待，而市场环境对女性不友好，对女性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就业、升职等歧视，一方面加剧工作-家庭冲突，另一方面也带来就业和经济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

最后，新冠疫情也对婚育行为产生一定影响，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和出生人数。

在疫情冲击下，很多人的就业、收入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健康状况也受到影响，被迫延后或取消婚育计划，甚至对怀孕的女性增加流产风险。

二、未来30年有哪些新人口机遇？

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教授、《老有所养》一书特邀推荐人原新在“人口负增长及其应对策略”研讨会上表示，聚焦未来30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周期，在人口负增长挑战进一步加剧的形势下，更应该充分认识人口机会、挖掘人口机会、珍视人口机会、开发人口机会。

第一，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的人口规模依然巨大。

基本事实：目前是人口零增长阶段，人口规模已达峰值14.1〜14.2亿人。

2022年人口负增长起步，2035年总人口依然在14亿人以上，2050年仍在13亿人以上，人口规模巨大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基本特征。

人口机会：本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中国依然是全球两个十亿级以上的人口大国之一，潜在市场规模巨大，伴随经济持续发展，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能力强劲，带来现实的超大市场规模不可估量。人口规模巨大和国土空间巨大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了人口基础和人口机会。

第二，人口老龄化加速的早期阶段具有典型的低龄老龄化特征。

基本事实：人口老龄化是全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人都在其中。第一，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缩减，但劳动力资源总量供给依然丰盈。2020年为8.9亿人，2035年8.2亿人，2050年6.5亿人，总量比届时发达国家总和还多。第二，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和老龄化水平翻一番，2054年分别达到5.2亿人和40%以上，但是，这个时期的低龄老龄化特征显著，60-69岁低龄老年人口规模从1.5亿人增至2050年2.1亿人。

人口机会：第一，充分就业的人口机会扎实。虽然劳动力资源稀缺性增强，但劳动力供给丰盈的数量型人口机会犹存，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劳动生产率提升，经济产出能力增强，劳动力数量需求弱化和质量需求强化同在。第二，低龄老龄化特征开启了长寿机会窗口，为实施老年人经济社会参与创造了机会，如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老年人灵活、弹性就业、终身学习等，同时也为家庭内部代际支持、志愿者、互助、社工等非正式参与提供了条件。第三，老龄社会创新老龄产业新经济增长点，有利于构建文化、健康、宜居、服务、制造、金融等老龄产业新业态。

第三，日渐雄厚的人力资本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

基本事实：健康大幅改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8.2岁，60岁余寿为21年，婴儿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等健康指标均低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突飞猛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7.8%，进入稳定的大学普及教育阶段；成人文盲率大幅下降，仅为2.76%；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到9.9年；累计受过高等教育人口2.4亿人，占总人口17%；高等教育年招生和年毕业规模均超过1000万人。

人口机会：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人口质量替代人口数量是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通行做法。我国人力资源大国正向人力资本大国转型，质量型人口机会厚积薄发，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更加强劲和更加持久的新动力源。

第四，活跃的人口迁移流动提升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基本事实：人口迁移流动性持续增强，2021年流动人口规模为3.84亿人，占总人口27.2%，即四分之一强的国人在流动迁徙且向城镇、向东、向南等经济发展高地集聚，城镇化水平达到64.7%，促进乡村中国向城镇中国转型，既提高了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也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空间再布局。

人口机会：人口迁移流动活跃和城镇化水平攀升盘活了配置型人口机会。量大、地广、长期的人口迁移流动，既激活了人口国内大循环，促进了人口空间的优化布局，也提升了城镇化水平，提高了劳动力自身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人口大国的空间腾挪优势发挥。

总之，人口负增长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是硬币的两个面。

在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要创新促进潜在人口机会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的新机制和新路径，续写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