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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支柱“保人口”,德国生育激励政策成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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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支柱“保人口”,德国生育激励政策成效如何?

即便是在大手笔的激励下,德国总和生育率(1.53)离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所需的2.1仍很遥远。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作者 钱伯彦 发自 法兰克福

120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宣布,这个欧盟第一人口大国在2022年人口净增长110万,总人口达8430万,创该国历史新高;死亡人数较2021年的102万增加至106万。但导致德国人口大幅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移民的增加。

单位:万人

相比于德国联邦统计局2006年做出的居民人数将在2050年降至6900”的预测,以及贝塔斯曼基金会2008年预计的德国在未来数十年内将损失比任何欧盟国家都多的人口,去年1210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在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及该国人口预计将在2070年突破9000万关口。而德国联邦统计局基于人均预期寿命稳步增长假设的模型推演,德国2070年人口将超过9440万。

1994年总和生育率触及1.24的低谷后,该数字在过去20余年开始稳步回升至1.53左右。而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预测,在高家庭福利以及完善的儿童保育系统的激励下,该国总和生育率将进一步回升至1.71,并在2070年左右稳定在1.67左右。

德国目前的生育激励措施主要分为经济激励与配套基建两部分。

经济激励方面首当其冲的便是政府为产妇提供的从产前6周至产后8周的生育保护期(Mutterschutz)。生育保护期内妇女不得从事任何工作,并能通过医保获得全额税后工资。若产妇在生产期间出现创伤、多胞胎、医学意义上早产等情况,生育保护期将自动延长至产后12周。此外,妇女在生育保护期内享受不被雇主以任何理由解雇的权利。

至于生产之后更加耗费精力的育儿环节,政府则通过育儿假(即父母假,Elternzeit)与育儿金(即父母金,Elterngeld)为家庭减轻负担。任何德国家庭享有最长每孩每人三年的育儿假,即允许父母双方以接力形式申请最长六年的育儿假。育儿假期间父母同样享有不被雇主解雇的权利。

不过育儿假本质上与“停薪留职”无异,实质上的经济资助则通过14个月的育儿金实现。领取育儿金期间,父母双方能够从德国家庭部收到原税前工资67%的现金汇款(上限每月1800欧元)。为了鼓励父亲更多地承担育儿责任,14个月的育儿金之中父亲必须至少脱产2个月回归家庭;若父母均以半职形式共同分担育儿义务,育儿金发放时长将延长至16个月。

即便在育儿假结束之后,德国政府仍将以儿童金(Kindergeld)的形式为家庭提供补贴直至孩子18周岁。2023年德国儿童金已从每月每孩219欧元提高至250欧元。若子女在18周岁成年后继续参与高等教育,儿童金发放年限将进一步延长至21周岁至25周岁。

2018年起,为缓解房屋市场上房价与房租快速上涨为家庭带来的额外负担,德国政府还为居住条件欠佳、收入普通的家庭提供每孩12000欧元的住房儿童金(Baukindergeld),该笔款项将分十年发放。住房儿童金的申请已于2022年末正式截止,未来政府是否将推出二期住房儿童金,联邦议院仍未达成一致。

作为高税收国家,德国财政部还为育儿家庭提供每年每孩4000欧元的抵税额度,直至儿童14周岁。

针对单亲妈妈、低收入家庭等弱势群体,德国还提供包括每月每孩187欧元至338欧元的养育预付款(Unterhaltsvorschuss),以弥补父亲缺失带来的经济劣势,以及每月每孩250欧元的儿童津贴(Kinderzuschlag)。

除了直接的经济刺激,以幼儿园和日托机构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则是德国生育激励政策的第二支柱。

作为“幼儿园(Kindergarten)”的发明国,德国早在1996年起便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所有3岁至6岁的学龄前儿童都拥有进入幼儿园的基本权利。在德国社会法典2013年修订之后,育儿家庭进一步被赋予了所有儿童在1岁之后均拥有进入日托机构的权利。

父母有权每周获得至少20个小时的日托机构看护时间,针对双职工家庭的看护时间则为45个小时。考虑在以柏林为代表的大城市日托机构资源持续紧张的现状,若育儿家庭无法获得政府提供的日托机构服务而不得不寻求私人日托服务,则该家庭有权利要求市级政府对该部分费用进行报销。

林林总总的生育刺激政策背后,则是庞大的政府支出。

2021财年为例,不包括幼儿园和日托机构等育儿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纯经济刺激政策累计耗费了德国政府131.3亿欧元,相当于首都柏林全年所有财政开支的三分之一。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被称为超老龄化国家的德国即便是在大手笔的生育政策激励下,该国的总和生育率不仅无望回归至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所需的2.1,也远远落后于法国(1.83)、瑞典(1.66)等欧盟邻国。

一方面,德国的生育激励政策在欧盟范围内远非最慷慨的水平。以法国为例,产妇享受16周至26周的全薪产假,远长于德国12周的生育保护期;父亲也同时自动享有28天的陪产假(congé paternité),而德国父亲则必须通过损失三分之一收入的代价使用育儿假搭配育儿金。

另一方面,移民数量的持续增长才是促使德国人口迈向1亿大关的首要因素。德国作为沟通原苏东各国和西方世界的桥梁,在苏联解体之后迅速填补东欧的政治和经济真空并持续从东欧吸纳移民。

德国联邦统计局117日的报告指出,2022年德国净移民数量高达142万至145万人,比202132.9万人的数字增长四倍有余。

其中受到战争冲击的乌克兰难民为第一大贡献国。早在去年8月,德国难民与融合署便估计来自乌克兰的难民数量至少为96.7万人,截至今年1月,该数字已经进一步上升至176万人。

与移民数量暴涨形成对比的,则是在生育政策刺激下反而下降的本土出生人数。2022年德国本土的新生儿数量为73.5万至74.5万人,较2021年的79.5万萎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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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支柱“保人口”,德国生育激励政策成效如何?

即便是在大手笔的激励下,德国总和生育率(1.53)离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所需的2.1仍很遥远。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作者 钱伯彦 发自 法兰克福

120日,德国联邦统计局宣布,这个欧盟第一人口大国在2022年人口净增长110万,总人口达8430万,创该国历史新高;死亡人数较2021年的102万增加至106万。但导致德国人口大幅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移民的增加。

单位:万人

相比于德国联邦统计局2006年做出的居民人数将在2050年降至6900”的预测,以及贝塔斯曼基金会2008年预计的德国在未来数十年内将损失比任何欧盟国家都多的人口,去年1210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在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及该国人口预计将在2070年突破9000万关口。而德国联邦统计局基于人均预期寿命稳步增长假设的模型推演,德国2070年人口将超过9440万。

1994年总和生育率触及1.24的低谷后,该数字在过去20余年开始稳步回升至1.53左右。而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预测,在高家庭福利以及完善的儿童保育系统的激励下,该国总和生育率将进一步回升至1.71,并在2070年左右稳定在1.67左右。

德国目前的生育激励措施主要分为经济激励与配套基建两部分。

经济激励方面首当其冲的便是政府为产妇提供的从产前6周至产后8周的生育保护期(Mutterschutz)。生育保护期内妇女不得从事任何工作,并能通过医保获得全额税后工资。若产妇在生产期间出现创伤、多胞胎、医学意义上早产等情况,生育保护期将自动延长至产后12周。此外,妇女在生育保护期内享受不被雇主以任何理由解雇的权利。

至于生产之后更加耗费精力的育儿环节,政府则通过育儿假(即父母假,Elternzeit)与育儿金(即父母金,Elterngeld)为家庭减轻负担。任何德国家庭享有最长每孩每人三年的育儿假,即允许父母双方以接力形式申请最长六年的育儿假。育儿假期间父母同样享有不被雇主解雇的权利。

不过育儿假本质上与“停薪留职”无异,实质上的经济资助则通过14个月的育儿金实现。领取育儿金期间,父母双方能够从德国家庭部收到原税前工资67%的现金汇款(上限每月1800欧元)。为了鼓励父亲更多地承担育儿责任,14个月的育儿金之中父亲必须至少脱产2个月回归家庭;若父母均以半职形式共同分担育儿义务,育儿金发放时长将延长至16个月。

即便在育儿假结束之后,德国政府仍将以儿童金(Kindergeld)的形式为家庭提供补贴直至孩子18周岁。2023年德国儿童金已从每月每孩219欧元提高至250欧元。若子女在18周岁成年后继续参与高等教育,儿童金发放年限将进一步延长至21周岁至25周岁。

2018年起,为缓解房屋市场上房价与房租快速上涨为家庭带来的额外负担,德国政府还为居住条件欠佳、收入普通的家庭提供每孩12000欧元的住房儿童金(Baukindergeld),该笔款项将分十年发放。住房儿童金的申请已于2022年末正式截止,未来政府是否将推出二期住房儿童金,联邦议院仍未达成一致。

作为高税收国家,德国财政部还为育儿家庭提供每年每孩4000欧元的抵税额度,直至儿童14周岁。

针对单亲妈妈、低收入家庭等弱势群体,德国还提供包括每月每孩187欧元至338欧元的养育预付款(Unterhaltsvorschuss),以弥补父亲缺失带来的经济劣势,以及每月每孩250欧元的儿童津贴(Kinderzuschlag)。

除了直接的经济刺激,以幼儿园和日托机构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则是德国生育激励政策的第二支柱。

作为“幼儿园(Kindergarten)”的发明国,德国早在1996年起便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所有3岁至6岁的学龄前儿童都拥有进入幼儿园的基本权利。在德国社会法典2013年修订之后,育儿家庭进一步被赋予了所有儿童在1岁之后均拥有进入日托机构的权利。

父母有权每周获得至少20个小时的日托机构看护时间,针对双职工家庭的看护时间则为45个小时。考虑在以柏林为代表的大城市日托机构资源持续紧张的现状,若育儿家庭无法获得政府提供的日托机构服务而不得不寻求私人日托服务,则该家庭有权利要求市级政府对该部分费用进行报销。

林林总总的生育刺激政策背后,则是庞大的政府支出。

2021财年为例,不包括幼儿园和日托机构等育儿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纯经济刺激政策累计耗费了德国政府131.3亿欧元,相当于首都柏林全年所有财政开支的三分之一。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被称为超老龄化国家的德国即便是在大手笔的生育政策激励下,该国的总和生育率不仅无望回归至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所需的2.1,也远远落后于法国(1.83)、瑞典(1.66)等欧盟邻国。

一方面,德国的生育激励政策在欧盟范围内远非最慷慨的水平。以法国为例,产妇享受16周至26周的全薪产假,远长于德国12周的生育保护期;父亲也同时自动享有28天的陪产假(congé paternité),而德国父亲则必须通过损失三分之一收入的代价使用育儿假搭配育儿金。

另一方面,移民数量的持续增长才是促使德国人口迈向1亿大关的首要因素。德国作为沟通原苏东各国和西方世界的桥梁,在苏联解体之后迅速填补东欧的政治和经济真空并持续从东欧吸纳移民。

德国联邦统计局117日的报告指出,2022年德国净移民数量高达142万至145万人,比202132.9万人的数字增长四倍有余。

其中受到战争冲击的乌克兰难民为第一大贡献国。早在去年8月,德国难民与融合署便估计来自乌克兰的难民数量至少为96.7万人,截至今年1月,该数字已经进一步上升至176万人。

与移民数量暴涨形成对比的,则是在生育政策刺激下反而下降的本土出生人数。2022年德国本土的新生儿数量为73.5万至74.5万人,较2021年的79.5万萎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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