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叫河岸的旧书店，我见到朋友。
现在买新书，也是去旧书店找二手的。美国出版市场给新小说定的书名常花里胡哨，等书略旧了，边翻了毛，配夺人眼球的书名倒还顺眼一些。举几个我比较喜欢看的移民文学例子，几位都是活跃的年轻移民作家：
加里·施特因盖特，Gary Shteyngart——在苏联时他叫伊戈尔·塞米约诺维奇·施特因盖特。零二年处女作叫《俄罗斯初次社交指导手册》，第二部《荒诞斯坦》算比较克制。刚出版了新小说，题为《十分悲伤的真实爱情故事》。
莫辛·哈米德（Mohsin Hamid），三本作品标题是越来越花的趋向。第一本《蛾烟》还只是两个名词抓人眼睛的意外拼接，Moth Smoke读起来音节参差，动听得奇异，像短祷词。到《不情愿的原教旨主义者》，保留了标题发音的脆和重复，不过已经花了。去年上市的新小说反响非常好，叫《在经济腾飞的亚洲如何赚钱多到不要脸》。
朱诺·迪亚兹（Junot Diaz），首部长篇已经有了中文版，大陆译为《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台湾版于零九年由漫游者文化公司出版，从出版商给自己公司冠的名，应该已经能想象出书标题译法的风格——《贫民窟宅男的世界末日：奥斯卡·哇塞短暂奇妙的一生》。
当然也有书名不让人悚然一惊的。例如李翊云零九年出版的长篇处女作，《流浪者》。尚无中文译本的印度裔作家Akhil Sharma，是我心目中美国如今第一流的年轻作家，他写完《顺从的父亲》，再写新著《家庭生活》，都朴素。但这类作家的文风，一般也像标题那样，属于契诃夫加海明威类型，写法上求滋味不求丰盛。新小说中，写作风格本身蓬蓬裙的，多数都配有嘟噜噜一串的长标题，其中必有抓眼词一到两个，不然就有个生造词。像《文章》（Prose），伊丽莎白·毕晓普的散文集这种书名，越来越少见了。《万有引力之虹》或《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是我心目中不多得的好书名，不花哨，是通过造就词语和世界的意外来醒目也醒心，并不长，这种书名今天几难得见。《洛丽塔》如果在今日出版，出版商可能会恳求尚未在美国出名的纳博科夫，改用《说吧，妖精》或《幻觉之所不能的》。
严肃文学的主标题也长而花彩，有时甚至长如一整句话，以至于读者看标题，就得把脑袋里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都提溜起来运动一番，这是美国文学出版界的新时髦。我尚未弄清它是什么时期刮起来的，能想到的糟糕又流行的先例，是雷蒙德·卡佛的《当我们在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这本书有了中文译本后，有那么一两年，国内的时尚杂志和生活类杂志，几乎没有哪期不引用或套用这个句子的。排三栏时，这18个字的书名就占一整栏。把“爱情”替换成“安全套”，一字一元的专栏作家赚19块，“足球中的政治”，22。
雷蒙德·卡佛于1981年首用时，这个标题当然新鲜锐利。它特殊在于，“爱情”在英文里也是动词“爱”，爱又是沟通性的情感，要求他人存在、期待实践表达，言语是爱的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爱、对他人表达爱、与他人谈论爱之间，这几者之间的差别与转换是关键问题。这个句子把人表达与内心、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距离清楚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而把“谈论爱”换成“谈论体育”“谈论天气”，并没有类似效果。更何况卡佛的小说场景是一次餐桌谈话，这个标题相当准确地指向言语与实质之间的差异，而因袭者的使用往往根本不涉及话语问题，只是对“XX物究竟是什么东西？”“XX词究竟是什么意思？”的简单提问，这个结构和腔调在滥用、用滥后，彻底失去了魅力和刺人思考的尖锐。
这家叫Strand的书店，地下室亮如白昼，人多得很，擦肩来往，像车站多过像常幽暗而令人鼻子发痒的旧书店。一叠书上插着标牌“你在大学英语课堂偷懒没读的书”，譬如《德伯家的苔丝》和《五号屠场》。一张长桌上堆满了“写作者技巧手册”，《如何写悬疑小说》、《怎样读一个句子（以及怎样写）》、《教你自己给自己做编辑》，最后一本给予写作者的首要建议是“尽量不要犯拼写错误”。说的对。再一叠叫“决不可能再版的书”，你翻开它们后，也会同意书店员工的判断。
朋友与我停在地下室中心的浅栗色长桌前。摊开着一摞摞呈在桌子上的，是非虚构类别的通信集。指着一本《此地此刻：保罗·奥斯特与JM库切通信集》，朋友说：“这本我看过。”
“怎么样？”我问。
“文学性不那么强，好读。” 朋友说，“他们不光谈小说，还讲金融危机之类现实问题。没想到库切这人那么天真。他对金融危机的意见是，人们突然发现自己银行账户上的数字变少了，那给每个人的账户添一个零不就解决问题了。他完全不拥有对现实世界金融运行的知识。”
我问：“有具体页数吗？”
我说：“我觉得心砰砰在跳。”
我想：“好像预感要开始一场战斗。”
朋友找到那四页库切写给奥斯特的信。库切写道：“世界并未改变，变的只是数字。假如没有什么事真正发生了，假如数字并不反映现实，而是反过来，只指向其它数字，那么，我问，我们必须接受‘现在我们更穷了’的判决吗？必须像真的更穷了一样生活吗？为什么，我问，为什么不简单地为银行账户后面加上一个零？” 一页之后，库切说：我知道这种说法会受批评，称我过份天真，我想说，把错的变对，需要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的彻底改变。
这几页像强硬的证据，让朋友放下心来。他说：“你看，库切不仅无知，而且根本没有尝试去了解金融危机的逻辑。”
是哪些过渡步骤，让这普通一幕演变为我说出“你傻逼”？
记得的是，我说库切用的比方之一就是数字作为能指的任意性，像字母，库切在说假如字母表从C开始又如何，任意性是种规定，规定后成为历史，而他在说历史的当代扭曲让数字与现实之间有了怪诞的关系，或许他认为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之一就是统计学其实不真实更不普遍。我好像说，但库切的看法对不对不那么重要，关键的是他在提一连串挑衅性的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激进，他已经说了这是一系列“为什么不”的提问，指向的不是修补逻辑而是逻辑自身的不正义，所以他已经为自己辩护，说势必会受到“天真”的批评。他说的能否实现在这里不是最重要的，也不可能判明，但他发出了一个邀请，你为什么不肯应邀去“试想一下”，却轻易判定他是在用虚无的自信去胡说八道。
到这儿我已经开始在人身攻击他，之后愈演愈烈。朋友为自己辩护：“但库切在这里丝毫没有表现出他对金融体系有任何了解。”我说：“马克思必须把《资本论》同时献给你才能让《共产党宣言》有意义吗？假如库切是想敲打某种思想根基，他有必要在信里先对那种思想根基下的现实作具体描述，好给自己一个资格吗——他是个作家，作家有叙事策略，为什么你认定他的绕开不是故意的？”
我气势汹汹地扔出能想象到的最大最重的名字以吓倒他。马克思之后是柏拉图。我说他邀请你往洞外面看，你的反应却是嘿哲人疯了吧大傻瓜这儿不是亮得很。差一点儿，我就会说泰戈尔讲“上帝等待着人类在智慧中获得新的童年”，你注定苍老得没治了，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头脑青春的机会你就这样放过了，再健身有什么用。
好像还拿了《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来比方朋友。因为以库切辩护库切，似乎能说明作家本人已经做好了批评者会称他的观点是无知乱讲的准备，也就说明作家不是在无知乱讲——这个逻辑现在想来站不住脚，但在河岸书店里，就给了我环环相扣的错觉。我说当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在演讲中谈到“我们食用屠宰场杀死的动物，是日常的大屠杀，和纳粹一样糟”，下面听众哗然，你丫就是听众之一。此时我心情激奋，想像千百动物屠宰而死时，用大量的猫来想像，果然感到直接、真实的怒火，再说下去时就像身负道德重剑。我说科斯特洛的说法未必对，但对于一些听众来说，拿动物生命与人的生命作比、说大屠杀不是有史以来最残酷的灾难，那是不可、不准想象的。他们不肯认真地对待科斯特洛的意见，必须说她不严肃，说她疯了，无知。你不就是这样。
朋友给我台阶下，说我们看法的差别是学科差异。我不下，一定要说这是伦理上的对错。我说你批评库切，说他无知且乏于探索的兴趣，实际上等于批评他不认真对待自己的言语，说他不配做伦理学家，而库切正是伦理学家，于他而言这恐怕是比小说家更核心的身份。你自己不认真对待言语，不严肃，说自己不懂的话，不信的话，你有什么证据（我可能也说了“资格”，太糟糕了）认为他和你一样。你这是出于无知的傲慢。
反正，最后我说：“你这个小资产阶级。你傻逼。”
我朋友说：“你傻逼。”
我走了。朋友也转身不见。这时我已经觉得太荒诞，想蹑手蹑脚迅速溜出书店，可惜还不得不去结帐。
我对自己这场荒诞的低水平指责有耻辱感，想想就做作可笑。如果无知的傲慢者可以组队，我应该能参加奥运会。回来想想，我对朋友没完没了的责难或许缘起于我一直对他的趣味有保留，一直等着个机会把“你是小资产阶级”这句话说出来，就仿佛说出它，就能表明我区别于他。
他喜欢毛姆，我也认为毛姆写得好，可毛姆、张爱玲、杜鲁门·卡波蒂是同类作家，膜拜局限，他们认定世间无神，再佯装现实主义地指出世界的真相，其世界构成中，没有超越性的存在——无论是拒绝慌张的霸道理性、白胡子老头的神意、呼吸绵长的阿拉伯人、令人必须匍匐其前的进化论规律、细胞的神秘、还是“一个历史的行进，其中每一个相续的运动都是为解决前一运动中的矛盾而出现的”。无神对于他们还并非现代境况，而是普遍状态，或者说他们压根不计较神，急于剖鱼肚腹，析毒。我觉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有超越性存在的世界事实上不是现实主义的，他们写喧哗万物、可悯众生，但最后富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庸俗。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当然正是最好的20世纪作家。
张爱玲的《鸿鸾喜》写得非常好，写坏在一句，
“娄太太也觉得嚣伯是生了气。都是因为旁边有人，她要面子，这才得罪了她丈夫。她向来多嫌着旁边的人的存在的，心里也未尝不明白，若是旁边关心的人都死绝了，左邻右舍空空地单剩下她和她丈夫，她丈夫也不会再理她了；做一个尽责的丈夫给谁看呢？她知道她应当感谢旁边的人，因而更恨他们了。 ”
她知道她应当感谢旁边的人，因而更恨他们了。最后这一句看起来聪明入骨，但真不必要。
回家后，我去楼里咖啡间看CNN的马航新闻。一个邻居推着婴儿车进来，里面是她一岁多的儿子。我问好，她像格式化过似的回答：“Fine, thank you.” 她是亚洲人，儿子混血，头超大，一张月牙形的脸——不过是侧面看像月牙，下巴揪揪地撅起来，我每见都想笑。婴儿车又是尤其窄的那种，大眼睛方下巴的孩子在里面卡得板正，让人纳闷妈妈怎么把他放进去的。
楼里的维修技师走过来逗孩子，他手舞足蹈，孩子嘎嘎地笑起来，眼睛睁得大，跟着技师在空中飞的握紧拳头转来又转去。我开始在可爱中走神，觉得亚洲婴儿黑头发黑睫毛，眉目昭明，似乎因更接近成年人的面貌而相对容易把握。
母子走后，维修技师对我说：“这个孩子有点毛病，你发现了吗？” 我说没有。
他说：“这孩子不说话，光笑，可能是智力或者语言障碍，我也没见过他自己在地上走，都是坐在车里。另外那两个常被爸爸带来咖啡间的小孩Sam和Ted就不这样，逗他们，他们立即就说话。”
我说，我看不出来，我眼里像健康孩子；那个妈妈和他说的是另一种语言（泰国话？越南？），他可能只习惯说其它语言。他确定地说：“我看这孩子就是有问题。不过我从来没问过——这种事情不能问的。不合适问。做父母的已经很艰难。”
CNN在播机舱模拟试验，专家轮番出场。另一位咖啡间常客来了，向我打招呼，问我是不是那位“有时会带着个婴儿的”；他以为我就是适才那位母亲。大概分辨亚洲人对他有困难。看着马航新闻，他说：“乘客可怜的家人现在必定很焦急。” 我说是这样吧，虽然我自己还没有为人母的体会。他说：“很多乘客父母都来了。要知道没人做好孩子死在自己身前的准备。假如孩子很年轻就死去，那总是意外，接受不了。Unthinkable.”
这是个五六十岁的中年人，在楼里很活跃。我想他说得对。他接着给我讲：
“我有个熟人，不太熟，见过几次那种，你知道。他们夫妇的儿子24岁就死了——谋杀。他们都心碎了，你知道。幸好，让事情略容易容忍一些的是，那个儿子之前长期住在一个精神治疗机构，不是像监狱的那种，是很舒适的，像公寓楼，每个人有自己一套。就是另一个精神病人谋杀的他。”
我说，那么谋杀者也不能定罪了。
他说，“你想想，先是精神病，又死了。”
人能从“我熟谙他人的不幸而不点明”中感到多少高尚，在洞穿的聪明和恩赐般的怜悯中自满。很容易就可以自命为他人的恩主。在这种情况下，还有那么多人不快乐，有时也包括我，这真是不可思议。
那天傍晚，还是在旧书店外面找到了朋友。他领我去吃饭。晚餐前半程皆态度冰冷，以内力逼出对方的胆汁。后来讲起我下午行踪，去一个神棍开的算命店，问未来。神婆闻起来像腐烂的薰衣草，全是紫的，脸上皱纹极多，手却嫩得不像真的，我观察了半天是否是假手。她告诉我，我应当“注意西北方向”，并且“金鱼是危险的”。我和朋友讨论这些测算间不可把握的微妙，吃小资产阶级的标准一餐。后来当然就非常快乐。
— — E N D — —
题图为Strand书店，来自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