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闫桂花

2022年，中国人口迎来了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比普遍预计提早了近十年。中国的负增长是典型的生育主导型，即生育率过低无法抵消死亡人数。从2000年到2017年，中国每年的出生人口基本在1700多万浮动；但从2017年之后，每年出生人口就逐渐跌破了1000万。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020年已降至1.3，远低于2.1的替代水平，也低于很多欧美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水平。

人口学者通常都将生育率下降归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对此，主流的解释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等经济学家在1960年代提出的“质量数量权衡”（quality-quantity trade-off）理论，即家庭的生育选择会权衡成本和收益。该理论认为，当一国越来越富有，教育投资的回报越来越高，一个家庭理性的反应就是少生、多投资，尤其是增加教育投资。而当女性工作机会增加，她们的时间机会成本也会增加，养育孩子的成本因减少了工作时间，实际上也会变高，少育甚至不育就成了更理性的选择。

长期以来，该理论在现实中得到普遍验证。世界范围内，穷国生育率相对富裕国家更高；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一国范围内，比如在中国，农村的父母们更倾向于选择生育更多数量的孩子。

然而，就在中国出现人口剧烈转型之际，在欧洲等部分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生育率现象：人均GDP越高，生育率越高；女性劳动参与率越高和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高。这不仅仅是跨国别现象，在特定的一国内部也成立。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也显示，大约从1990年开始，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生育率的关系开始逆转，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相比更低学历的女性更愿意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