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是不是暂时性的？

目前，有观点认为此次下降还只是暂时性的，是疫情影响的结果，人口真正的拐点还没有到来，短期内可能会有所反弹。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非普查年份人口统计采用抽样调查方法，以每年11月1日零点为标准时点，由此来推算全年数据，也就是说2022年最后两个月疫情快速过峰对人口变化的影响并未纳入。

影响我国出生率的因素很多，负向影响如育龄妇女持续减少、生活成本上升、生育意愿下降以及疫情扰动等等，正向影响如从单独二胎到全面二胎、三胎政策的不断加码等。在总人口减少的大背景下，各地还会继续推出鼓励生育的措施，这都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出生率。

目前，各研究机构或学者专家基于不同生育率方案和不同研究方法给出的预测结果差别比较大。比如，联合国低生育率方案预测我国总人口到2079年会降至9.3亿（2024年达峰，其他方案达峰更晚）。

再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卫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文章中预测了在给定2021年达峰的情况下低中高三种生育率方案的总人口。具体来看，在低生育率方案情况下，我国总人口在2035年、2050年、21世纪末分别为13.65亿、12.45亿、5.87亿；中生育率方案情况下，总人口依次为13.88亿、13.11亿、8.07亿；高生育率方案总人口则为14.12亿、13.79亿、10.93亿。不同方案之间的人口差别在2035年为3000万左右、2050年为6000多万、21世纪末则高达2亿。参考东亚地区经验和我国发展趋势，陈卫预计未来人口走势更大可能在低方案和中方案之间。

人口变局到来的速度超出预期

回顾过去的预测可以发现，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中国人口峰值时点的预测在不断地前移，从本世纪中叶逐渐提前至本世纪三十年代再到二十年代中后期，到2021年数据公布后新发布的预测基本围绕在2022年前后。

比如，2019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9》预测我国总人口将2028年左右达峰。2021年底，联合国的低生育率方案对人口峰值的预测提前至2024年，即2025年开始人口总量出现减少。

预测是基于历史资料和现有理论推断未来的活动，无法覆盖全部因素及其产生的连锁反应，且现实社会中超预期因素此起彼伏。因此，过去一段时间官方或民间智库以人口作为变量给出的对其他指标的预测或政策建议，有必要作出一定调整。

比如，官方或民间对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估算可能存在一定高估，这可能会影响经济下行时的政策力度；需求结构的调整快于预期，宏观层面新增长点的布局可能滞后，微观层面企业的产品研发、生产技术的优化、区域布局的调整等也可能滞后。

人口负增长的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我国有六个省份从2011年开始就进入了常住人口负增长的时代，按照人口减少规模从高到底的顺序依次为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内蒙古、甘肃，这些省份经济增速相对弱于其他人口持续增长的省份，特别是黑龙江、吉林、辽宁，2011到2021年的11年间分别减少了708万、372万、146万人。

理论上看，尽管人口负增长会从供需两端同时产生负向影响，但最终结果则取决于人口的数量、结构、质量以及资金、技术、制度等多项因素共同形成的合力，而且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并非单向因果，经济也会反过来影响人口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陶涛筛选出曾经或正在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六个国家——德国、俄罗斯、匈牙利、波黑、立陶宛、日本，从他们的现实经验来看，无论人口负增长时域的时间跨度或长或短、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开启时间或早或晚、人口负增长发展态势或急或缓，经济都在人口负增长时期实现了增长。陶涛认为，这除了受一些经济发展内在机制的影响和调节之外，可能也是因为各国人口负增长的年份短、程度浅，人口负增长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在已观测到的经验数据内还未能表现出来。

界面商学院梳理了日本人口在2008年负增长以来经济的表现（详《人口负增长10多年来，日本经济发生了什么变化？》），可以发现，日本经济在劳动力达峰进入下降通道后明显放缓，但却在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下滑后迎来了回升态势，特别是2013年-2019年。不过，我们很难分辨清楚这段恢复期出现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的宏观刺激政策，还是延迟退休加码后劳动力恢复增长。

人口负增长后还存在哪些发力空间？

我国人均GDP距离其他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在2021年这个人口拐点，我国人均GDP只有11188美元，大幅低于日美等高收入国家。

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参与率已经处于较高水平，2021年，劳动参与率为68.1%，高于日美等高收入国家也高于中等和中高等收入国家，较2008年日本人口达峰时的劳动参与率高8.1个百分点。

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虽然还低于日美，也低于日本达峰时的水平，但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上升的速度却显著高于日美等高收入国家，也高于中等和中高等收入国家。

我国城镇化水平还有较大上升空间，2021年为62.5%，显著低于日美等发达国家，也比2008年日本人口达峰时低26.6个百分点；我国人口超100万城市群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为29.8%，低于中高等国家总体水平，较日本和美国分别低35.1个百分点、17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也有较大改善空间。2021年，我国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不到5000美元，与人均GDP的比值为40.2%，大幅低于高收入国家，也显著低于中等收入和中高等收入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