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刘培林（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2022年末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之后，这一早就预期到的变化还是引发广泛关注。早在数据发布之前就有很多方面人士呼吁采取这样那样的措施提高生育率。本文旨在说明，保持人口规模不是唯一目标，也不是多目标中的最高目标，而只是众多政策目标当中的一个。特别是，如果着眼于保持经济增长动力的话，那么，生产率重于生育率，前者是西瓜，后者是芝麻。当然，本文并不是说生育促进政策毫无可取之处。

一、保持人口规模不是唯一目标或最高目标

公共政策需要兼顾众多政策目标。保持人口规模本身具有一定意义，是众多政策目标之一，但并不应该成为唯一目标或最高目标，而应该和其他政策目标相互照应。具体到我国的情况而言，目前，粮食安全是重要政策目标，以至于国家需要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节能减排、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标志的题中之义，不可谓不重要；本来就不充分的就业机会将因新技术发展而进一步受到冲击，实现共同富裕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之一，这种背景下如何保持充分而体面的就业机会，不可谓不重要；第七次人口普查表明我国有1/4多的人口处于跨省或省内跨市的人户分离的流动状态，不能成为长期就业地新市民，外出打工父母和子女长期分离，使这些流动人口彻底融入长期居住的城镇地区并能与子女和家人长期团圆，涉及到1/4流动人口和他们的家人对基本生活品质的追求，涉及到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和实现共同富裕，不可谓不重要。保持人口规模这个目标与上述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即使不是背道而驰，至少不是相互促进。那么，保持人口规模是否就是唯一目标或最高目标？很显然不是。保持人口规模这个目标，应该和上述这些目标乃至其他更多目标，统筹加以考虑。

在和其他目标统筹的前提下关注保持一定人口规模的目标时，还需要考虑到下面一些因素。一是诸如发放各种补贴、降低生育成本等生育鼓励政策，能否奏效，效果多大、多持久？能否抵消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和避孕措施普及对生育率的负向效应而有余？《柳叶刀》杂志2020年发表的一项关于2017-2100年195个国家人口规模的研究认为，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和避孕措施的普及，女性生育率降低是各国普遍趋势，各个发展阶段的国家，各种信仰各种宗教的人群，各种肤色的人群，未来一段时期内生育率都会降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女性生育率降低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

二是给定各国生育率都降低这个趋势，中国即使不采取大力度的生育鼓励政策，在相对的意义上，也将是全球性人口大国。

三是提高生育率，只应该在尊重人民群众生育自主权前提下实施奖励或补贴生育的政策，而不能采用惩罚性政策，不能把当初为节制生育所实施的政策180度地逆转过来，强制或变相强制生育。

四是在没有生育干预政策前提下，生育率自身是否就具有周期性，从而在一定时期后反弹？比如，也许有这样的经济作用机制：人口减少后人力相对于资本更稀缺，生育行为的经济回报率提高，人们会相应提高生育率；再如，也许有这样的生物学趋势：不爱生孩子的人逐渐世进而生育率降到一定程度后，留下来的人的基因都是偏爱生孩子的。随着后者在人口中占比提高，生育率会逐步回升。事实上我们常常援引的少子化例子的日本，最近几年生育率就回升了。当然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不是这里说的这些，需要深入分析。

二、从经济增长动力角度看，生产率是西瓜，生育率是芝麻

如果要兼顾各方面目标，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让国家综合国力强大，而不是单纯追求保持高人口规模，那么，广泛的历史经验表明，生产率重于生育率。

分析经济增长历史特别是二战以来的经济增长历史，可以发现一些典型事实。第一，高速增长主动力都是高劳动生产率增速而非高劳动力增速，虽然劳动力增速不无贡献。在所谓高人口红利时期，同样是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远远大于劳动力投入增长的贡献。第二，高速增长大幅度放缓，主要的拖累因素是劳动生产率增速大幅度放缓而非劳动力增速放缓，虽然劳动力增速放缓不无影响。第三，劳动力年龄人口高增速并不总是甚至在很多时候并不伴随着生产率高增速。也就是说，高人口增速并不能推动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

这些典型事实表明，人民幸福生活，根本上是靠劳动生产率提高支撑的，而不是靠总人口规模扩张支撑的。生人不如解放人！生人不如发展人！生人不如激励人！如果着眼于经济增长和人民幸福生活的话，那么，只要劳动生产率增长得够快，足以抵消生育率降低的态势，经济的供给能力就会快速提升；人们的收入水平进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会快速提升，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总规模都会增长。

从经济角度看，还有很多人担心生育率降低、人口抚养比提高对社会保障体系财政可持续性的冲击。这种冲击的确不容忽视。那么，为了提高社保体系财政可持续性，是不是促进生育率就万事大吉？不是的！不难理解，如果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而只提高生育率的话，除非生育率提高到人口替代水平之上，才能够保障社保体系的财务可持续性；否则，如果生育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没达到人口替代水平之上，那么，现阶段的生育鼓励政策，虽然在一段时期内多生出来一定数量的人口，但这些人口退休后同样会给社保体系财务可持续性带来冲击。也就是说，生产率不提高且生育率没有提高到人口替代水平之上的前提下，任何中短期的生育鼓励政策，最多只能将社保体系财务不可持续性问题延后一段时间爆发，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大量扎实的研究表明，可以预见的未来时期，将生育率提高到人口替代水平之上，是不可能的。从这些分析也不难看出，彻底解决该问题的出路，在于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升。

生育率降低和人口规模减少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真正值得关注的影响是，企业家和创新天才由于产生的人口基数减小了，从而全社会的企业家和创新天才绝对数量会减少。这是否会拖累长期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但是综合来看，全社会潜在的企业家和创新天才所能实际发挥的作用，既取决于这些人的数量，更取决于社会是否为他们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片面强调生育，人口规模大，导致人口不能自由全面发展，潜在的企业家才能和创新天才不能充分释放的局面，未见得就比低生育率下人口都能自由全面发展，潜在企业家才能和创新天才充分释放的局面，来得更好。

这些分析对于谋划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含义是，较之提高生育率而言，着眼于解放人、激励人，促进全体人民自由全面发展，从而提高生产率，才更有意义，也更能见效。

三、生育率降低、老龄化程度加深背景下另一方面的无悔政策选择

上述分析表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充分解放人、激励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无悔的政策选择。当然上述分析并不是绝对反对任何形式的生育促进政策，更不意味着面对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而无所准备。

我们认为，在老龄化程度加深的历史时期内，真正需要政府关注的，是如何发展医学特别是老年医学从而延长健康预期寿命，如何妥善照护失能老人。这些方面是无悔的政策选项，这些方面的投资是无悔的投资，由此所积累的知识，所形成的能力和技术，可以永远服务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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