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我第一次和吴又见到，是在北京一家火锅店里，时间是2015年的三月。他穿一件黑色皮夹克，身材单薄，皮肤白皙，有些看不出年纪。他早已经拥有自己的公司，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当晚，张羞也去了火锅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头发，像一团黑色的草堆在头上。他戴一副黑边框眼镜，有时把眼镜摘下别在衣服上，他的脸有点像香港演员李灿森，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他的朋友们经常描述他，那个像李灿森的诗人。他在我的左手边坐下，同时放在我旁边的还有两盒万宝路香烟，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青色的烟雾和火锅的白气环绕在他周围。吴又坐在我对面，他也不停地抽烟，被缭绕的雾气包围。他们对我说，“我们已经很久不谈诗了。”
2002年，吴又搬去石家庄之后，他和女朋友决定结婚。吴又的女朋友在县里是那种品学兼优，被老师和父母交口称赞的女孩，她的妈妈是吴又的中学老师。这件事在两边的家庭间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女孩正在读研究生，他们才刚刚达到法定结婚的年纪。
吴又找父亲开未婚证明。他的父亲知道他待业在石家庄，并且看不到丝毫他对未来的计划。吴又是他的小儿子，一直以来，他以一种父辈惯有的严厉方式疼爱着他，因此也不乏责打。他对吴又感到失望，同时也充满担心，他拒绝吴又的请求。“你会害了她，她肯定是被你蛊惑了。”父亲问，“她是不是怀孕了？”“不是。”吴又回答。“那你们为什么要结婚？”“她想和我结婚。”“你们这样小怎么可能结婚？”“我们已经达到法定年龄了。”“不行，不能开，你会害了她。”被父亲拒绝后，吴又把户口迁到他叔叔名下，导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变成了他叔叔的儿子。或许是性格的原因，他和父亲在一块很少有互诉衷肠的交流，一般是聊点四大名著或者时事政治。吴又在石家庄的那几年，父子之间的积怨仿佛一条冻结的河流，横亘在他们之间。
有一次，吴又回家探望。母亲留他吃饭，饭桌上气氛沉闷，面对父亲表露出的失望，吴又一言不发，吃完饭，他在桌上放了一叠钱，作为餐费。这个决绝的举动对他的父亲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那次之后，他们很久没有见面，他的亲戚偷偷告诉他，他父亲每天都郁郁寡欢，他们甚至怀疑他得了抑郁症。
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是父亲寄来的。在信里面，父亲嘱咐他，要好好生活，他说他并不反对他写诗，但更希望他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他托人交给他几千块钱。吴又没有回应，他不想改变他确定的轨迹。
到2004年，他发现写了两年多，他依然处在一种差点就要掌握诗却没办法更进一步的状态，他想停一停。本来他计划以写作谋生，但对待写作，他有几近偏执的挑剔，他不愿意为了迎合大众写些浅薄的文字，他觉得电视剧剧本、专栏文章、流行小说是一种消耗，他没办法通过写作维持生活。
2004年，杨黎和张小波合作，任共和联动的总编辑，他跃跃欲试，想在出版业搅出一番动静。吴又在那里做编辑。第一天上班，杨黎扔给他两本书稿，一本是北岛的《失败之书》，另一本是他自己的长篇小说《向毛主席保证》，写了一个少年在1975-1976年的成长经历，后因涉及的年代、题材敏感，难以公开出版，改为地下印刷。他叫吴又给这本书写一份文案，吴又交上去一句话：“一个少年的情色幻想，一个民族的多事之秋。”杨黎看完，用力拍了一下桌子，“吴又，你太适合做出版了！”
吴又也发现自己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就像把一条鱼放进水里那么自在，在出版业，他几乎没有被什么难题困住。之前，共和联动策划过《十作家批判书》，后来又立了一个项目叫《十导演批判书》，吴又接手的时候，发现这个项目居然立了两年没有人执行，底下的编辑大多中文系出身，面对约稿，执行选题就处在一个不知所措的状态，他想不就是打几个电话这么简单的事儿吗？约见作者他也不怯场，他觉得人和人都是平等的。那会他还是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但内心强大，跟谁说话都一副白开水似的口吻，面部表情波澜不惊，像个有历练的老手。除了做编辑，他刻意留心一本书运作的整个流程，从签作者，到包装，营销，连印刷也管。很快，他就弄清楚什么样的书能卖什么样的书不能卖，“我发现我喜欢做出版，很快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一切我都知道。”
2006年，吴又和华楠合作，创立读客图书有限公司，吴又是总经理。这家公司创造了中国出版的奇迹，其策划的《藏地密码》系列销量过千万，一度被认为是出版界的“读客现象”。读客造就了吴又，给他带来盛名和财富，而曾经的生活像不断退后的风景，越来越模糊，他停止写诗了。
九
回北京之后，张羞继续和竖住在一起，同住的还有三位诗人，在奥体东门。他对这种集体生活很熟悉，他把这段时光记下来，写成一本7万字的小说《散装麻雀》。在小说里，诗人的生活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甚至是无聊而乏味的。他们有时散步，有时打麻将，进行不着边际的对话，但你又能感觉到那片平静底下不知什么时候就喷薄的暗流，仿佛这群人随时会消失。
2004年，“橡皮”论坛关闭。生长三年之后的橡皮看似热闹，实质上正步入式微。起初的小团体之间相互鞭策的写作氛围变成熟人间的相互吹捧，当人数积聚，写作上的分歧演变成话语权的争夺，橡皮渐渐丢失了它出生时的先锋气质，转向陈旧和保守，而这正是橡皮本身所反对的。后期，火星招待所等一批诗人出走，橡皮里最优秀的诗人慢慢放弃了橡皮。
那天晚上，大伙一块吃饭，竖、张羞和吴又都在。人还没到齐的时候，他们在商量。竖说，我反正不再去橡皮了。杨黎说，那橡皮就关了吧。当晚，他们遭遇了一场意外，参加聚会的其中一位诗人被捅了，险些丧命。
受伤的诗人叫苏非舒。吃过饭以后，他们准备打牌，苏非舒说，打牌要零钱，他去楼下小卖部换零钱。竖、吴又等四五个人陪他一块去。苏非舒掏出100元买烟，老板盯着钞票，问：“你的一百块是不是假的？”苏非舒反驳：“我假的？那你拿一个真的给我看看，比较一下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他摆出一副有阵势的样子：“我们今天不走了，你要找验钞机也好，要干什么也好，你给我证明这个是假的，否则我们不走。”竖在旁边想，苏非舒仗着人多在装流氓。
两人起了争执，他没想到，老板是道上混的，是真流氓。苏非舒骂骂咧咧地往外走，店里冲出两个男人，奔着他冲上来。当时苏非舒旁边有个人，二对二，势均力敌。竖离得远一点，看见要动手，想备点武器，就在地上捡砖头。当他加入战斗，男人已经跑了，他就追过去。苏非舒在后面叫他，声音悲哀：“竖，别追了。”竖问：“怎么了？要不要紧？”苏非舒说：“要紧。”竖低头看，苏非舒的肚脐被划开，刀切得很深，肠子已经流出来，他回过神，他们碰上真正的流氓了，而且对方很有斗殴经验，这一刀就是拿人命的。
前往医院的路上，苏非舒几乎处在弥留之际，他回顾一生：“竖，我发现我这一辈子一直唯唯诺诺，太不甘心，不想死。”竖说：“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漂亮女人吗？”他开始拼命讲女人，讲他的性幻想，想给他充分活下去的理由。到了医院，要登记才能做手术，苏非舒是他的笔名，没人知道他的身份证上的名字，竖急的要命，几乎是呐喊着问他：“苏非，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否则动不了手术！”苏非舒不理他，他继续喊：“必须要有名字，这是在中国！”过了一会，苏非舒吐出三个字：“杨兴国。” “苏非，你没事了，你肯定活了。”
这件事发生以后，住在奥体东门的诗人们觉得很晦气，加上各自有了女朋友，也都开始正常上班，他们相继搬了出去。论坛关闭，群居生活结束，生活的钟摆划过圆盘的中间，仿佛宣告某一段年代的终结。有时候，我们说时过境迁，可能仅仅指的是那么几个人，相识，相知，然后再分别。
竖在北京待到2007年而后彻底离开。那些年，他酗酒，抽烟，过着浪子般的生活。很难想象十多年以后，我认识的竖是一位父亲，一个佛教徒，一个节制自律的沉稳男人。这是岁月在他身上流过的痕迹。年轻时，他一喝酒就干出格的事，有两次被逮进局子里。第一次是为了一个女孩，女孩喝醉酒，在马路边呕吐，没有出租车司机肯载她。竖帮她拦车，拦了三辆都不停车，他走到马路中央，用一种对抗全世界的口吻喊：”出租车如果不停，什么车也别想走！”警车开过来，他冲警车侧面用力踹了一脚，把车身踢出一个大坑。
第二次，也是踢车。在杨黎住的光熙门北里，他和女朋友从杨黎家出来，喝得很醉。他一肚子牢骚：“这个世界特别讨厌，你看，所有人都特别在乎他的车，车好像是他的命根子一样，我今天要踹一下这个世界的命根子。”他踢了一脚路边的车，他以为是深夜不会被逮到。很奇怪，好像中了埋伏，小区里的保安、纠察、物业把他团团围住，他只好向杨黎求救：“杨黎，我踢车是为了演示一下人们多么爱车，我演示成功了，证明人们爱车不爱人。你来救我吧，只有你爱人不爱车。”杨黎揣着2000块钱把他捞了出来。
2007年，竖的父亲得了喉癌。他已经对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产生厌倦，父亲的病正好提供他足够的理由离开。临走前，他和其他人吃了一顿饭，隐隐约约地觉得这是一次离别，他说：“我要走了，我这次走，可能不太回北京了。”回上海后，他在广告公司上班，照顾生病的父亲，像一首熟悉却久远的流行歌曲，北京的生活也变得陌生起来。
十
读客创立的第一年，公司陷入危机，濒临倒闭。华楠投资的一百多万到第二年，账户仅剩两万。一开始，他们瞄准18-30岁的女性读者，主打爱情小说，定价在19块8。但这类“沙滩小说”在中国却不怎么吃香，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规模化的家庭主妇阶层，市场对此的反应平淡。另一方面，国内类似张小娴一类的作家稀少，优秀的作者难以寻觅。
公司越做越差，员工忙着辞职，高薪挖来的行业翘楚基本走光了。有一个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小伙子临走前，一边做交接，一边对吴又说：“吴总，有一本书我推荐你。”“哪一本？”“天涯论坛历史版块有个帖子，这两天看的《流血的仕途》很好看。”吴又点开看，觉得这个作者才华横溢，一口气把整本书看完了，他想，“就是他。“十五分钟之后，他联系了作者。
作者曹昇当时在杭州，吴又给他打电话，叫他一个星期之后到北京来一趟，约见个面。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两人见面，聊了几个小时的大秦帝国，后面一个小时开始聊摇滚乐和诗歌。曹昇是个摇滚青年，聊着聊着发现彼此在杭州还有几个共同的玩音乐的朋友。聊完也没有后续活动，就各自回家了。吴又后来觉得这事儿挺不地道的，约作者见面，酒店，机票一样没安排，但对方也没表现出这家出版公司有什么不妥善的。
《流血的仕途》推出三四个月，销量超过40万册，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历史小说。这本书把读客从岌岌可危的境地中挽救出来，上下两册给读客赚了几百万的利润。
2008年，读客策划做一本关于西藏的畅销书。当时市场上关于西藏的流行读物只有两本，一本是宗教类的《西藏生死书》，另一本是旅游类的《藏地牛皮书》，再靠近的是阿来的《尘埃落定》，属于纯文学。但西藏的历史和地理非常适合打造一套畅销小说，文案吴又都想好了，“一部关于西藏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读客经过一番洗礼，全公司只剩五个人。他们在网上进行地毯式搜索，寻找写过西藏的尚未被发掘的网络作家。在一个偏僻的论坛上，有人看到一本写了五万字的烂尾小说《最后的神庙》，点击量后来对外宣称是999。吴又觉得写得很棒，有成为畅销书的潜质，他搜了搜作者“飘逸的马”，发现他跟公司签过约，签约的是一本探案小说《神侦韩峰》。当时读客的资金有限，不可能同时出两本书，他给“飘逸的马”打了个电话，劝说他把《神侦韩峰》和公司解约，同时把《最后的神庙》签约给读客。作者听了觉得莫秒奇妙，但因为没什么名气，也不太高兴地答应了。
跟写剧本差不多，读客把前期策划做得非常完备，他们希望《最后的神庙》紧紧围绕西藏的地理地貌，人文风情，和宗教历史来写，把它变成一部大型的探险类小说。为了写这本书，“飘逸的马”看了六百本关于西藏的书，他是个百分百的宅男，在重庆一家医院做医生，专门给病人抓药，他一次也没去过西藏。
4月，《最后的神庙》改名《藏地密码》出版，作者的名字也从“飘逸的马”改为“何马”，好记，易于传播。读客极尽所有的能力进行营销，他们把书稿发到无数的论坛，甚至连丈母娘他也发动起来，“没事，去网上回个帖。”
《藏地密码》的封面设计是张羞。他本来是希望被打造成畅销书作家的。读客刚成立的时候，吴又给了他五千块钱预付，叫他写点小说，公司看着行就帮他出。过几个月，吴又问他写的怎么样，张羞说，写完给你看。吴又说，要是过程中我觉得写得不合适呢？张羞说，你别管。等到读客快垮了，张羞把小说写完了，写的依然是一本“张羞式的小说”，简单来说，就是拒绝一切流行元素的高冷范。吴又问，我怎么卖？
读客还剩两万块钱那会，张羞约吴又见面。他从兜里掏出一叠钱，不多不少，五千块。吴又很感动，但没有表现得太明显，“我知道他就是这样的，我也会这样的。”
等读客壮大起来，他找张羞做封面设计，他知道他有这方面的才华，“没人做封面，你就做设计吧。”“行，但是我没有电脑。”吴又出一半，他自己出一半，买了一台苹果PowerMac G4。张羞设计的第一本书就是《藏地密码》，后来读客出的好几本畅销书，例如《侯卫东官场笔记》，孔二狗的《黑道风云二十年》都是他设计的封面。
《藏地密码》后来变成了一部超级畅销书，上市半年，总体销量已经超过100万册。吴又看销售数据，每天赚五万，每天赚五万，后来越滚越多。他们开始大规模地出系列书，吴又后来觉得非系列书就不用出了，因为单本书的利润有限。《藏地密码》之后，整个过程变得顺滑，到了2009年，读客已经是一家码洋上亿的公司，吴又和华楠被评为“2009中国年度出版人”。这一年，吴又30岁。
2011年，读客规模扩张，总部迁至上海。张羞不愿意离开北京，从读客离职。2009年，他在通州买了一套房子，他没什么积蓄，哥哥给10万，父母给8万，吴又借了3万，凑起来交了首付。2012年，张羞有了一个儿子，他给这个小男孩取名“Jimmy”，Jimmy的头发就像他的爸爸，乌黑茂密，耷拉至耳垂。同时，他向美国提交了移民申请，排队等着离开中国。
十一
2014年9月，电影《诗人出差了》被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的选片人选中，同时获得了那一届的亚洲最佳电影奖。竖没有想到，2002年他和雎安奇在新疆拍砸的那部电影，在尘封12年后，被雎安奇重新剪辑，再次出现在他的生活中。那个冬天，他第一次看到影片，当他见到年轻时的自己，他恍若隔世，仿佛荧幕里的是另一个人。
在上海，有几年，竖过得不太顺利。2009年他交了一个女朋友。或许是为了给病重的父亲一个交代，这一次，他决定结婚，第一年，他们就有了一个女儿。但在对待孩子的教育方式上，夫妻间有很大的分歧，也加剧了他们的争锋相对。竖是个对物质毫无兴趣的人，他喜欢清贫而自在的生活，他的妻子家境富裕，年轻时在法国留学，虽然和竖一样爱好艺术，但对物质也有较高的要求。尤其是女儿出生之后，她希望竖可以在职场上有所攀升，像很多在上海打拼的白领，以赚更多的钱为目标。竖和妻子的关系越来越坏，妻子的注意力和精力都集中在孩子身上，他觉得“好像孩子才是她最终想要的。”
婚后，竖非常低落。除了和妻子的矛盾，他在广告公司干的也不开心，他觉得做广告就是吹牛撒谎，广告词都是忽悠人买东西的。他想他有了女儿，不能再干这个了，太耻辱了。他不爱说假话，可是女儿要是有一天问起他的工作，他怎么跟女儿解释呢？女儿出生一年之后，他反而把工作辞了，待业在家。
家庭的压力得不到缓解，他再度酗酒，比起在北京，他喝起酒更不顾性命，仿佛想从中获得麻痹。2013年的一个晚上，他一个人在家，情绪特别不好，他开始猛喝，想喝死算了。他先喝了四瓶烈性啤酒，然后把家里剩下的乱七八糟的酒全部喝光，喝光之后，他看见柜子上有一瓶没开封过的金酒，这是用来调鸡尾酒的，一般没人会单喝。他把酒瓶撬开，又喝了大半瓶，喝完，整个人动弹不得，他彻底醉了。
第二天醒来，他的胃像火一般灼热，想吐却吐不出来，他喝了点冰可乐。喝完汽水之后，他开始吐血。一开始，他看着马桶，想吐出来的东西怎么那么红？后来事情变得有点恐怖，他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他瘫倒在马桶边上，像一个濒临死亡的人。那时，他和妻子的矛盾已经很深，妻子看了他一眼，问他：“你怎么了？”“我刚刚吐血了。”竖说。“你怎么办要去医院吗？”“恐怕得去，中午吐了，现在又吐了，站也站不起来。”“我要喂奶，你自己先去，我一会就过来。”
晚上，妻子在医院陪他，她突然问他：“你要不去买个保险吧，要不然你哪天死了我们娘俩怎么办？”
两年后，他们离婚，结束了这段破碎的婚姻。竖理想的工作是做手工艺，画画，他曾有去陕西凤翔学版画的念头，但因为家庭没法实现。离婚后，有个朋友介绍他去嘉定的上海工艺美院，他说，你可以过来看看，如果跟你想的一样你就过来读。竖发现这所学校很适合他，因为属于上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不用交学费每个月还有一千元的补助。他是净身出户，没什么积蓄。
2015年，我看到《诗人出差了》获奖的消息，去上海采访他，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竖。他说话缓慢温和，当时他正在戒酒，后来觉得困难，改为小酌。喝酒之后，他就变得抒情，说些伤感的话。父亲去世以后，他每天念《地藏经》为他超度，诵经时他态度虔诚，到后来就跟父亲没什么关系了，他觉得这是在解救自己，很多困惑，他从佛经里面得到答案。那次我和他在版画室里聊天，竖说：“你知道吗？我拿起雕版开始刻的时候，我泪流满面。我会有这种感动，我就想到我对一个人这么用心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多回馈，而一块木头，它对你的回馈是百分之百的。”
十二
2016年的春天，第十届北京老书虫国际文学节，杨黎和来自秘鲁的外媒记者莫沫在三里屯办了一场讨论诗歌的活动。台下稀落地坐着听众，一半中国人一半外国人。杨黎54岁了，前两年他生病，有意节制饮食减轻体重，但仍旧改不掉抽烟喝酒的习惯，就是啤酒不能碰了，只能喝点白的。主持人向观众介绍他：“诗人杨黎来自于四川，他是一位非常知名的前卫诗人，也是中国许多诗歌运动的发起人。”接着，他们聊到了“废话”，这个由他倡导和建设的诗学理论，也曾遭受过对诗歌的理解过于封闭和绝对的指责，他再次澄清，“我和他们的差别是在态度上，我认为用八个汉字可以清楚描述，那就是他们的写作是‘有话要说’，而我的写作是‘无话可说’。”我回头，看见张羞背一只黑色的双肩包，靠在屋子的门框上。
晚上，我们在石佛营的一家徽州菜馆吃饭。在去饭店的路上，我对张羞提起火星招待所，他似乎有点意外，他挥一挥手，说这个没什么意思，不愿意再提。在出租车上，他向我解释：“只是说有这群人，当时有点相濡以沫的意思，我们都是外地人，到北京无亲无故，说得土一点，大家在一起解决了孤单的问题，孤独解决不了，孤单是能解决的，能在一起喝酒。因为这些人都是在大学的时候已经是异类了，他的价值观不是普通大学生的价值观，到另外一个城市竟然找到了同类，因为写东西，因为写诗，会有志同道合的感觉。那时候年轻，什么都可以不管，我们那时候认为自己是比较酷的。”
“文艺青年吗？”我问。
“我们根本不承认自己是文艺青年，就是烂人，文艺青年有点知识分子味道的，有调性的，我们完全是往下走的，形而下的生活状态，清高的层面是非常清高的，认为诗是非常......”他停顿两秒，“我们不会把诗当成文学。诗很高，至少不是在文学范畴的，诗就是超级牛逼的。现在想起来就是文艺青年。”
饭桌上坐了十五六人，我看见一些年轻的诗人面孔，似乎多年以来，杨黎一直试图把某类诗歌群体团结在一起，在他周围维持了一片尽情欢乐不受拘束的小天地。有时，你还能在这片小天地里见到曾经居住在火星招待所的诗人。十几年前，他们把这片天地视为自我流放之地，现在他们都已步入中年，成家立业，谈论诗歌变成了对往昔的怀旧，而更多时候，他们选择闭口不谈。
大约11点，聚会就快结束，吴又进来了。他挨着张羞坐下，他们有半年没见了。
前阵子，吴又阑尾炎开刀，医生嘱托他伤口愈合期内不能抽烟，他所幸把抽了几十年的烟给戒了。现在，他不再被烟雾围绕，轮廓分明了起来。张羞喝了点酒就敏感多情，他对吴又说：“我跟你为什么现在很少吃饭，我很少叫你出来，你也不可能想到我，这就是阶级的问题。你已经是现在的生活方式了，我还是他妈的像个烂人一样，一个平民老百姓，它就是个阶级问题。今天是吃饭的时候说起你来了，我说没问题，叫啊，杨黎说没你电话，我说我来叫，很操蛋。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就是这么一回事儿，而且问题在于它不重要，它就这样，它不能证明什么也不能反证什么。”“我一直以来没有什么变化，从头到尾没有什么变化。”吴又回答，他们沉默了一会，吴又问：“孩子怎么样？” “挺好的，上幼儿园半年多了吧，快四岁了。” “现在是长发吗？” 张羞笑着：“是的，跟我一样。”
2011年10月，吴又退出读客，把股权全部卖给了华楠。那时，经营读客已经相对轻松，吴又每天工作几个小时，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公司发展得既好又稳。华楠在上海的西郊庄园购置了一套别墅，院子里挖了一块游泳池，那个夏天，他们两个人每天相对饮酒，热了就去池子里游一圈，过着像“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样的富足生活。但在读客的未来发展上，吴又希望迅速地切入影视行业，从一家出版公司转型成娱乐公司，把《藏地密码》变成IP，拍电影，衍生各种各样的产品。华楠不愿意冒险，他认为读客应该专注地做畅销书，变成超级畅销书专家。
2014年，吴又和张小波合作，创立凤凰联动文化传媒，他们的看法不谋而合，都认为出版公司的未来在影业。吴又对张小波有着复杂的感情，张小波是他进入出版行业的引路人，他尊敬他，把他看作老大哥。但另一方面，诗人一旦合作做生意，结局多是不欢而散，也许彼此的个性过于鲜明，看待问题感性超过理性，这是诗歌和商业对立的一面。十年前，他在共和联动做编辑，后几个月两人形同陌路，杨黎和其他三四位诗人也陆续离职。一年多以后，吴又从凤凰联动离开，创立“云莱坞”，做影视行业的版权交易，他把它看做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业，但他再也不愿意和诗人一起做事了。
十三
在成都的芳华横街5号，曾经的橡皮酒吧已经改建成一家俗气的茶坊，里面有四五个隔间，用来打麻将，成都人似乎有半辈子是在麻将桌上度过的。在那里，22岁的张羞第一次见到真正的诗人：杨黎剃着光头，穿一套白西装，像个绅士一样端着酒杯踱来踱去；竖醉醺醺的，喝多了爱抬杠，走在路上大声唱歌，不顾旁人的眼光；乌青热情又自负，认定自己是卡夫卡式的天才，经常陷入突如其来的沉默。他带着观察的角度看待这些奇怪的人物。但第二年，他来到北京，住进火星招待所，他已无法旁观，他就是其中的一员。
今年7月，我在上海见到竖。距离上次采访他已经过去一年，现在，他住在马陆的单位宿舍，他已经从工艺美院毕业，在一家艺术中心做版画。他住的地方布置简单，也可说是家徒四壁，有一个衣架、一张床和一张桌子。他觉得多出来的都是多余，“空调也可以不要，见过古人没有空调热死的？” 在版画室，他正忙着为十天之后的一个展览印版画。他心情很好，晚上我们喝了点酒。我问起他的新诗集，他说已经整理差不多了，打算自己找个时间印出来。他的第一本诗集是2007年张羞帮他印的，印了200本，连卖带送了100多本，余下的二三十本他自己留着，要是有朋友问起，就送一本给人家。竖喜欢像写日记一样写诗，或者说他的诗就是他的生活。诗集按年月分章节，一共三章，中间一章约100首诗，他把它们归类为“火星招待所”。
有一次，我在南锣古巷的一个院子里和张羞喝酒，聊起竖。自从竖离开北京，他们很少见面，张羞说：“竖的诗有个特征，他是需要外部刺激的，这个刺激越特殊，他的反应就越强烈，像我生活越安逸写得越开心，他相反，他的生活越动荡写得越好。”他向我回忆：“那会竖好年轻，人长得又高，说话很无赖，像喝了半斤酒，他过快地消耗了他的青春。以前我一直认为是最了解竖的一个人，现在也模糊了。”
我们又谈到诗。张羞的诗很特别，他的诗里总是出现一只鸟，一棵树，一个站在树下的人或者一个看鸟飞过的人，重复又简单。当我问起，他说：“这个很难说清楚，我打个比方，这里有棵树很平常，我就会想这可能是一个最最诡异的东西，它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在，为什么是这个地方，你就会不停地想，对我来说很神秘很诡异，很多人不会想这个问题。我写'一个人走过一棵树，他停了下来，看了这棵树' ，你以为这很无聊，对我来说很有意义。我选择这样的语句，不会选择另外的语句，一个人选择一个东西写下来，因为对他有意义，不是公共的意义。你要去理解一个诗人的时候，你要理解诗是什么？”
他继续说，“我们这群朋友，都很奇葩，虽然没有赚到钱，日子过得磕磕碰碰的，写东西我觉得都挺好，有自己的一套，这是唯一值得骄傲的地方。” 七八年前，他的哥哥去费城一所大学教书，成为美国公民，他的妻子觉得这是个机会，尤其Jimmy出生之后，她希望儿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申请了移民。平时，他们把存下来的钱兑换成美元，等手续办完就过去。
我和吴又最后一次聊起火星招待所是在顺义的一家咖啡馆。为了方便孩子就读国际学校，他在那儿买了一套别墅。后来，我们谈到钱的问题。“只不过我们一起玩的过去的十几年里面，有一个诗人变得越来越有钱，有越来越多的公司。但我自己没有那样的感觉，我个人生活习惯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当然我住在这里，其他诗人租的房子，我想干嘛就干嘛，其他诗人可能没有钱，我和他们吃饭永远我来买单，就是这样。我不会和诗人比这些东西，你和诗人比这些，有什么意思？”他说：“挣钱这回事，就是一部分人才会挣钱，一部分人挣不了太多钱。”
“你为什么不继续写诗？”我问。
“没有任何人向我提出这样的想法，我自己也没有这样的想法。我的朋友们，他们不会问吴又你为什么不写诗？他们更多地关心你要干什么？”他想了一会儿，说：“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成功过，从来没有过，一丝一毫的感觉都没有过。”
火星招待所已经离去了。吴又说：“火星招待所这批人，就写作的纯粹程度可能超过以前，80年代诗歌是个主流的文化运动，到我们这儿，诗已经处于非常边缘的状态，极度小众，极度个人。从2001年我们开始在一起一直到2004年，我们就是谈诗，翻来覆去，什么是诗？如何写诗？会产生争论。2006年之后，我没有再和他们交流过写诗了，也没有再去任何地方发表过我的诗了。”
— — E N D — —
题图为火星招待所里的诗人在通州杨庄，左起：蝈蝈、竖、张艺、裴飞、张稀稀。由蝈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