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南水北调移民家庭的回乡之行

“没有故乡的人是不幸的,有故乡而又不幸遭遇人为的失去,这是一种双重的失去。”

2016年10月20日韩玉砚 湖北十堰来源:界面新闻

随笔

 

今年“十一”期间,我和家人到汉江北岸山顶上的移民安置点看望舅舅,顺便让他驾船送我们,到上游两公里处的故乡——鄂豫陕交接地,汉江、堵河交汇处的韩家洲。

走在通往码头的小路上,领头的舅舅咒骂道: “早知道汉江水不流了,搞他妈的南水北调是揍啥子?”前一天晚上,舅舅、舅妈吃过饭就早早地上船准备,夜里十二点撒下网,等到天麻麻亮,网才流了一公里,捕上来一条不足三公斤的鳡鱼。下游的丹江口水库开始蓄水并调水后,江水变得平静多了。

早上,舅舅来不及拾掇渔网上的卵石、树杈,就带着我们出发了。

离河岸不远的水面上,采砂船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几艘满载砂矿的运砂船,往下游县城方向去。运砂船上,砂子堆得像一座峰顶齐整的小山,以至于船肚子完全淹没在水下,只露出岌岌可危的一段护栏。我担心船不堪重负,来一阵风浪就会沉下去。

采砂船作业过程中,在河床上遗留下的石堆,导致本地渔民频受损失。自7月1日禁渔期结束,恢复正常捕鱼以来,已发生多次渔网被石堆勾挂而破裂的事故。而肇事方往往态度消极,赔几百块钱了事。

“这些船昼夜不停地采砂、运砂,每逢上面来人检查就停产,检查人员离开之后,照样继续……”忙活了一晚上没怎么睡觉,眼圈泛红的舅舅说。打小患小儿麻痹症,年龄大了腿脚越来越不好使的舅舅,两只胳膊抡起方向盘却灵便得很。

一个月前,舅舅求助刚从媒体离职的我“向上面反映一下”,水务局的回复是:“将责令采砂公司限期整改,严格按照河道采砂操作规范作业,不得影响上下游通航,不得因采砂作业影响渔业生产。”

不受丝毫影响的,是使用“电打渔”的人。操作简单,一根电线从船头伸入水中,所经之处大小鱼虾纷纷浮出水面,抄起网兜直接捞便是。不过,每年都有人因操作不慎触电身亡。

河对岸的一个远房表哥,因为胆大心细,加上勤于跟渔政管理员“搞关系”,每天晚上收入两三千元。据说已积累下近百万元的积蓄,刚从城里的驾校结业,打算买车。

我想起前几次回乡时在江边看到的,从上游漂来的,来不及被电打渔船捞起的漏网死鱼。长时间随波逐流的它们,和那些卖给鱼贩后、送上城里人餐桌的同类,到底谁更幸运呢? 

 

舅舅原来卖豆腐。那时候,他家三间土房就在离码头几步之遥的坡上,每天挑豆腐过河,到对岸的辽瓦店子集镇上卖。

集镇不大,却五脏俱全,乡政府、派出所、司法所、卫生院、教委……应有尽有。几趟以集镇为目的地的班船,每天来来回回,把那些住在深山、河边的人送到集镇上,卖掉几斤草绳、桐油、橘皮、野鱼,再换回几斤盐、一瓶酱油。还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二流子,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卖,百无聊赖地从街这头逛到街那头,遇见熟人高兴地蹲在路边抽支烟,吹嘘在城里的见闻,临走不忘客套一句“有空去我家吃饭哈”,起身继续闲逛。

来来往往的人都会经过乡政府与供销社之间的菜市场。不管机关上班的人,还是赶着坐船回家的乡民,都爱吃舅舅做出来的豆腐,细嫩、水分少、斤量足。蔬菜的好坏跟老天爷有关,而豆腐好坏只看人的一双手。

渐有积蓄后,舅舅在屋旁起了猪圈,用豆腐渣掺饲料,把十几条黑条猪养得牛一样壮,深得猪贩子欢迎。就这样,舅舅一脚重一脚轻地走上了致富路。

舅舅的好日子没过上几天,就赶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汉江上的丹江口库区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为了确保工程供水,丹江口大坝坝顶将由原来的162米增加到 176.6米,正常蓄水位由157米抬高至170米,风浪线172米,水库面积由745平方公里增加到1050平方公里。

2010年左右,汉江两岸的人陆续远迁外地,不再有乡民坐船到集镇赶集。有的船主迁往外地,剩下的船主觉得寥寥几个乘客连油钱都不够,亏不起,干脆停运了。辽瓦店子空了。

移民外迁结束后,紧接着搞“内安”,即在原地安置,不用远迁。集镇上剩下的人,迁往附近的新集镇。上面搞测量的人来了几次,说舅舅家处于滑坡地带,就“后靠”——从山脚、河边往后搬迁到上游两公里处山顶上的移民新村。

从移民新村到码头的路足足有半个小时。年过五十的舅舅,小儿麻痹症状愈发严重,挑着担子到码头,得走上一个多小时。豆腐营生就这样断了,穷则思变,每天载他过河卖豆腐的小船改变了用途——打渔。

水面下有什么秘密,没人说得上来。前几天的一个夜里,江面忽然刮起大风,船打了一个趔趄,底朝天迅速下沉,将舅舅、舅妈倒扣在水下。舅舅一脚踹开船舱门,凫出水面后,却发现舅妈不见了踪影,惊魂未定的他又扎进水里推开舱门,把她拽了出来。

在水下的那几秒,舅舅心里想的是:狗杂种,老子的棺材还没打呢,这就要拉我走?

母亲劝舅舅不该太拼命,声泪俱下。舅舅讪笑着,不置可否。过了好久他终于答应,以后但凡遇上刮风下雨,就不下河了。

自从下游的丹江口库区蓄水后,水位上升了好几米,江水流速减缓,看起来纹丝不动。曾经哗哗响的河水,变得深不可测。此刻,除了父亲,我们全家人都坐在舅舅船上,亲临这令人心悸的江水。

父亲在300公里之外的移民安置地随州,守着质量可疑的安置房,他写了一首打油诗调侃自己:“一江清水送北国,两汪苦水自己喝。”位于鄂北的随州,没有大江大河经过,是远近闻名的“旱包子”。“两汪苦水”是安置地附近两个时常缺水的池塘,除了养鱼、洗衣服,还给移民提供饮用水。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从效益奇差的供销社下岗回家了。青年时代的父亲,诗歌、书法上颇有成就,在交通尚不便利的八九十年代,利用诗歌交流、书法活动等机会,几乎走遍了国内大城市。素爱打抱不平的他,就算待在基层单位的日子,也愿意翻山越岭、走街串巷,替一些饱受冤屈的农民写申诉材料。他的出行,一度引起基层政府的恐慌。

下岗后,父亲身无分文地回到韩家洲。他偶尔这样对人说起在单位上班的日子。“上班就跟坐牢一样。”从那以后,他再没出过远门。

一直有官位显赫的亲戚,暗示可以把父亲调剂到一个稍好的单位,却遭到父亲的回绝甚至是痛骂,结果把“好心”的亲戚都给得罪了,他却不以为然。

父亲的下岗,意味着家里从此没了收入,还要多养活一张嘴。人到中年,再返回农村做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肩挑手提、耕地播种都不是人的对手,往往遭到乡人背地里耻笑——“你看看,读了一辈子书,结果还是回来种地了。”从市井的势利眼光来看,这样的人生是彻彻底底的失败。

农闲的日子,父亲往往在沙滩上采捡石头。走乡人挑担都难行的沙滩、山路,把不能换钱的石头“吭哧吭哧”地扛回家。

在人人都力争上游的时代,他心甘情愿地在下游,选择做一块沉默、平凡、刚硬的石头。以个体的坚实、真实、充实、平实,反对一切没有个体的假、大、空。

他最近一次出远门,是六年前的大移民。移民临走那天,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走上大巴车,挨个把大红花扣在每个人的胸口。父亲身上的那朵,被他不假思索地一把扯掉。

大部分地方移民,是因为耕地将被淹没。但是在韩家洲,耕地都在山坡,房屋受涨水影响的也少,只有3户、24人。村民不愿搬迁,政府的回答是:“为了环保,水中间不能住人。”经过一阵拉锯战,终究还是敌不过威逼利诱,迁了。

凌晨,移民车队出发,赶到300公里之外的移民新村已是中午。我们穿过路旁敲锣打鼓的欢迎队伍,在几排一模一样的房子里,找到自家的那一栋。父亲沉默地从货车上卸家具、粮食、石头。移民安置房建在一片被填平的低洼地上,屋里阴冷、潮湿,走进屋的那一瞬,过敏性鼻炎的我,鼻头不由地一酸,“哇”地哭出声来,又迅速止住了。幸亏屋外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掩饰,没被父亲听出来。

在移民之前,我和两个姐姐就都已离开家乡,到十堰上班。移民后,妈妈随我们回到十堰,而父亲搬去了随州,只有在过年时,才上来团聚。他也曾回到老家,却没有船过渡韩家洲,只能隔岸惆怅地遥望,又悻悻地回到城里。

我们离开那年,大外甥三岁,小外甥尚未出生。对他们而言,韩家洲只是大人谈话中,时常出现的一个地名。六年后,他们随我们回到了故乡。

 

在老家,水娃子是个远近闻名的人物。上世纪60年代,下游丹江口水库建设启动,“水娃子”举家迁往嘉鱼县,擅长打渔、种麦子的他不能适应当地稻作农业,带着一家老小返乡,打渔为生。重新回到老家的日子里,水娃子一家没有户口、房子,生活在船上或岸边的窝棚里,时常遭到熟人轻慢。

水娃子的儿子康宝娃说,“那时候,你从河里打一条鱼,他们就认为属于他们的鱼少了一条,你捡一块荒地种点儿菜,他们会说你一个‘野人’白白占了他们便宜,阴阳怪气地说风凉话。”土生土长,只是没了户口、房子的堵河口人水娃子不明白,老家的乡亲们为什么这样对他。

辗转多年后,他划船到堵河上游40公里处的叶大乡,投靠康姓族人。在叶大生活十年后,回流移民的户口终于得到上面解决,水娃子得以回到堵河口落户,以为“这下子可安生了”。

2010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期建设(即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移民工作正式启动,移民工作队又上门了。他们逢人就说,“现在跟往年可不一样了,要让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去的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不用肩挑手提,出门就是拖拉机、三轮车……”

于是,年过八旬的水娃子再一次移民了,迁往300公里之外的随县。这一次移民,截止2010年08月底,湖北外迁18.2万人,河南外迁16.2万人,总计约34.5万人远走他乡。

水娃子和儿子康宝娃商量,“到随县安置地后锁上门就回来,死也要死在老家。”2010年8月29日,所有要外迁的移民被干部集中在当地福利院,统一吃饭,蹲在墙根下捱到凌晨,被一个个叫上大巴车。等到陌生的随州,已是30日中午。

马上就是学校开学的日子,再返回老家给孙女报名已经来不及了。水娃子只得同意儿子的做法,让孙女在随县先报上名,上半年学,再回老家。

半年后,水娃子再一次返乡,和儿子一家人住在堵河口山顶上废弃的村小学。水娃子就在教学楼二楼的一间教室里,除了睡觉,他没事儿就背着手,穿过操场上的芝麻、红薯,慢腾腾地往山下走到河岸上转悠。心情好时,他也划着儿子的渔船在江上晃悠几圈儿。这一去一回,得两个小时,大半天功夫就晃过去了。

2013年,84岁的水娃子去世了。生前经历了三次搬迁、三次回流,死后他埋在村小学附近的山坡上,刚好俯瞰山脚下的堵河、汉江。

我在堵河口小学见到水娃子的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人物,与作为背景的天安门城楼极不协调,问他儿子,得知照片是PS出来的。

水娃子从未去过北京。

 

韩家洲像一条逆流而上的大鱼,停驻在汉江中间。船走南面,经过鱼尾巴时,远远地望见那棵柿子树,在黑黢黢的枝桠、绿得发暗的树冠中,点缀着星星点点的黄柿子,格外显眼。

柿子树下方,淹没在水下的是“下潭”。把青柿子埋在沙地里,腌几天再刨出来,味道清脆、甘甜。与“下潭”对应的,鱼脑袋所在的山脚下,还有一个“上潭”。上下潭与汉江之间,襟连着汉江流域面积最大的一片沙滩、草地。如今,这些都已消失不见。

船到渡船口,柴油机马达熄了火,只靠惯性行驶。离岸边还有一米远的距离,我就跳了下去,双脚牢牢地在踩在故乡土地上。六年前,也是在这里,乡亲们把家具、电器、粮食和来不及卖掉的牲畜,抬上船,载到下游的集镇码头,再装车运往三百公里之外的移民安置地。

乡亲们搬走的家什,价值抵不上政府从移民补助款里扣除的4200元/平方米的运输费用。这些家什,很多看起来毫无用处,比如家门前纳凉、吃饭时当凳子坐的石头。当年我与父亲,甚至没忘把一块以前根本就看不上\砌进了檐坎的土黄色蟾蜍形汉江石挖出来,带走。

一位工作队员,看中了我们的宝贝,讪笑着索要一枚形同男根的汉江青石,被父亲断然拒绝。

通往我家房子的路看起来比以前更宽了,移民搬迁的第二天,地方政府紧随其后,将村民无数年来一脚一脚走出来的羊肠小道,拓展至适合大型机械行走的宽度,匆忙地派来挖掘机、推土机,拆了洲上483个移民的房子。

祖祖辈辈住了无数年,一直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即便是后来的“村村通”工程,也没能把公路、饮用水通往这里。终于有了一条像样的路,却空无一人了。

这给当年那些不愿离家的狗、鸡,以及遍地游走的蛇、蝎、松鼠提供了便利,从此它们可以大摇大摆地走正道,不用避着人了。有对岸的外村人,用船把牛羊运过来就不再经管,反正这些牛羊上了岸就插翅难逃,更不愁会偷吃谁家的小麦、高粱。

路比以前更宽,我们却走得比以往更艰难。路上长满了各种不认识的野草杂树。我们准备了两把柴刀开路,还得小心避让不时把人拉拉扯扯的荆棘、带刺的野枣树,深一脚浅一脚。

路过村西边第一户房子原来所在的地方,站在干打垒土房子倒塌后形成的土堆上,母亲长吁短叹,“我的天呀,真看不出来这儿原先有房子了……”其实,只要仔细观察,还能看出来这儿曾经有人居住,洲上漫山遍野的汉墓被盗后,村民用汉砖砌成的猪圈主体都还在。

拆迁人员以为拆了房子,就断了移民的念想。拆猪圈时则马虎得多。实际上,搬迁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四十多个村民回来祭祖顺带找政府官员“算旧账”时,就住在这些幸免于拆的猪圈里。这些“旧账”,就包括山后家家户户未迁的祖坟。从移民安置地到老家,三百公里远,来回路费得120元,年年回来烧纸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拨开眼前的杂草、荆棘,寻找能走的“路”继续前行,却不得不提防脚下的“陷阱”——废弃的红薯窖、沼气池、水窖,这些“机关”外面布满了蒿草,完全可以用来捕捉大型野兽,如果孤身前来陷入其中,真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我家是干打垒土房子,房前的坪地也未铺水泥,推倒之后慢慢松垮、消散了,荒草、杂树也就比邻居家长得更旺。如果不是脚下的地势稍高一点儿,根本看不出这里曾有过一栋房子,以至于我们径直走过去,又满腹狐疑地返回来。所有人都不明白:六年而已,这些小碗粗的白蜡树、洋槐树,一丈多高的芦苇,是怎么从废墟上长出来的?

坎边的那棵白蜡树,临走时只有拇指粗,栽种它为了夏日纳凉——如今已经遮天蔽日,真的可以让我们纳凉了。当年从河床上捡来,放在树下的石头,还是以前的姿势,纹丝不动。坐在树下,妈妈、姐姐和我都很沉默。

两个外甥欣喜若狂地展示着他们的新发现:匆匆走过又钻进土缝的蜥蜴,被杏树上吐出的胶粘住的苦苦挣扎的蚂蚁……

门前的这棵杏树倒没什么变化,只是它和洲上大部分杏树、桃树、桔子树、枇杷树一样,疯狂地长叶子,结出的果实却无一例外地生了虫。两年前,漂流汉江路过的我,满怀期待地上山,打算摘点儿野果,却又失望而归。遇到在码头修理船上柴油机的一对渔民夫妇,妇人说,“人都搬走了嘛,所以树也就不长果子了。”

搬迁不到一年时间,我家房屋旧址上就长出了一人高的蒿草。摄影:韩玉砚。

 

我们在废墟上点燃纸钱,对着坟地的方向,呼唤家门祖先过来取钱,然后匆匆离去。

返回时,在韩家洲渡船口登船,望见对岸堵河汇入汉江的地方,右岸山坡上的大片坟地。水娃子就躺在坟地的某一个坟头下。

四川作家冉云飞说:“没有故乡的人是不幸的,有故乡而又不幸遭遇人为的失去,这是一种双重的失去。”也许水娃子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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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玉砚,湖北郧县人,2010年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迁往湖北随县,现居湖北十堰。曾任媒体记者、编辑,现从事钢琴调律,并尝试自由写作。

题图:站在汉江北岸,远望韩家洲。摄影:韩玉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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