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莱特（William Fulbright）试探性地提出美国是否应该在对华方针中引入“一定的弹性政策”。他的这番演讲只短暂地获得了媒体关注，然而参议院办公室事后报告称，富布莱特收到了大约1.2万封邮件，其中大约2/3的来信者对他的主张表示支持。

尽管如此，美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仍未显现中美关系解冻的明确信号：极受欢迎的肯尼迪总统刚于几个月前遇刺身亡；秉持激烈反共主张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为1964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更重要的是，全美上下仍然处于二战和冷战的思维惯性下，认为只有通过一个外部的威胁才能获得国家凝聚力，无论那个所谓威胁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

但回首1964年，对中国的兴趣在那一年开始出现苗头是显而易见的。一小群“中国观察者”对中国的孤立和美国意欲维持这种孤立表示忧虑，他们认为，中国的孤立对于美国的利益和世界和平来说弊大于利。这些学者分布在全美十所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他们密切关注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并从移民海外的中国人那里获取信息。

另外关心中国事务的人群包括父母曾在中国传教、希望与中国及其文化重建联系的美国人、希望开拓中国8亿人口市场的商人，以及纯粹对这个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神秘大国好奇的普通美国人。每一个群体的若干代表聚到一起，自1964年下半年开始自发组织了一系列交流活动，并于两年后正式成立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f US-China Relations）。

自成立之初，这个非盈利教育机构的目标就是促进美中两国民众的彼此理解。创始人们相信，引导美国人在对华政策上展开公开讨论、推广立场更中立均衡的公共教育有助于明确美国的外交利益，强化美国的外交政策。自1972年与美国乒乓球协会（The US Table Tennis Association）共同承办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美活动之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为两国公共政策交流的主要机构。2015年，习近平访美时在西雅图就参加了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举办的欢迎晚宴并发表了讲话。

今年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立50周年，亦是其举办“众议中国”（CHINA Town Hall）系列演讲的第十个年头。“众议中国”是一个一年一度的公共对话节目，邀请中美关系的顶尖专家出席节目并回答观众问题，旨在给予美国民众参与讨论中美关系的机会。10月18日，第十届“众议中国”邀请了美国前国务卿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参与对谈。

或许没有人比基辛格更适合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时刻来到“众议中国”担任嘉宾。基辛格是尼克松1972年访华最大的幕后功臣、曾担任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并在水门事件后继续在福特政府中担任此职。在1969年到1977年之间，他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时至今日仍在为此出谋划策。在对谈中，担任主持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史蒂芬·A·奥林（Stephen A. Orlins）将他称为“现代美中关系之父”。

“在那段时期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两国人民都应该增进对彼此的了解”

对谈毫不意外地从乒乓外交开始。这位现年93岁的老人对一些具体数字虽然已有了记忆偏差（他称当时中美断交已有25年，但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1969年尼克松政府试图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期间的间隔为20年；根据他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的记录，此前中美在华沙的双边会议为134次而非162次），但他在讲述那段历史时仍然逻辑清晰，关键事件对他来说仍然历历在目。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当局的掩护下登上前往中国的飞机、以安全事务助理的身份代表尼克松总统秘密访华之前，中美双方做了长达30个月的准备。在回忆录中，基辛格详细描述了双方在这个过程中的种种缜密考量、迂回试探、猜测计算、小心遮掩、焦虑等待，并用一种近乎优雅的笔触形容这一过程：“这样，我们与中国人之间就开始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这种小步舞安排得如此微妙，以至双方都能够总是说他们没有任何接触；如此风度优雅，以至任何一方都无需显出主动的样子；如此圆润周到，以至双方现存的关系都没有受到妨碍。”

基辛格指出，对于当时的中美双方而言，缔结关系都是现实所趋：美国与苏联的关系日益复杂，美国因此希望通过结交中国向苏联展示他们有“其他的选择”；1966年1月，苏联同蒙古签订了为期20年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该条约允许苏联在蒙古驻扎军队和设置基地，苏联因此于1979年在中国边境部署了40个有现代化装备的师，引起了中国的警觉。

国际形势促成了中美关系的破冰，而在20年的意识形态对立之后，基辛格和尼克松都意识到了放下对立、找寻共识和谅解的重要性。而1971年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及1972年4月的中国乒乓球队访美事件，不仅是标志着中美外交正常化开端的“乒乓外交”，更是两国开始试图建立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联系的象征。在回答“我们从乒乓外交中学到了什么”这个问题时，基辛格的回答是：

“我们在那段时期——或者更确切地说从中美关系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中国和美国有截然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对于我们来说，中国是与我们有本质差异的敌人这种想法根深蒂固，所以中美双方的民众都需要增进对彼此的了解，而中美双方的政治领导人也应该了解彼此的思维方式。尼克松在中美关系开端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在于，当他第一次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他没有谈差异，而是在谈我们的目标，以期找到对方目标的共同点，并达成和解。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

“我不认为这是一位总统应该发表的言论”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日不到三周时间，新任总统——无论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的外交主张和对华政策自然而然地成为对谈关注的焦点。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关于外交政策的一些“出格”言论引起了媒体与公众的广泛讨论。在Q&A环节中，不少网友希望基辛格就特朗普的外交主张发表观点。

关于特朗普提出的入主白宫后要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展开谈判，并撤出奥巴马已签署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TPP），基辛格持反对态度，不仅如此，他认为中国应该被纳入TPP：

“跨太平洋关系非常重要，因为美国希望与亚洲建立一个有机的、非军事的关系，与亚洲的合作伙伴关系应该是太平洋地区体系的一部分。一旦这份合作伙伴协议条件成熟，它应该向中国开放，中国应该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们正处于中国崛起而美国政治面临变化的时代，任何可能伤害到中美关系的事情迟早都会演变成一场危机。因此，我赞成建立任何合理的关系来强化太平洋两岸的联系。”

而关于特朗普提出的要重新考虑东亚地区的安全部署措施、甚至允许日本和韩国购买核武器，基辛格则更为骇然。他指出，这将立刻引起中国的反弹，甚至导致多年来美国一直想极力避免的军备竞赛。另外他还认为，美国不应该从东亚地区撤出安全部署，让其盟友国独自面对朝鲜的威胁。“我不认为这是一位总统应该发表的言论。”

“每个国家都应该明确定义自己的国家利益是什么”

对于下一任总统的中美外交政策，基辛格有两个建议，第一是任命一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官员成为与中国政府的联络员，密切关注两国外交关系动向，第二是明确自己的诉求，并与中国领导人开诚布公地探讨这些问题：

“总统应该与他信任的重要官员坐下来谈论这些问题：我们想做什么？我们想要达到什么目标？我们想要避免什么？然后他（她）应该与中国领导人开展对话，探讨这些同样的问题。否则的话，冲突将不断地浮出水面，紧张关系将一直存在。”

基辛格认为，2013年6月习近平与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的会晤是个很好的范例，但他同时指出，应该防范精心准备的繁文缛节导致对话流于形式，无法触及问题本身。讲到这里，基辛格显然回忆起了他秘密访华时的“美好旧日时光”——没有媒体曝光、没有预先准备的台词，只有两国政府要员开诚布公的交流。在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

“在我的第一次访问中，我和周恩来会谈用了17个小时。在他任总理期间我以后的几次访问中，我们每天会谈时间6至10个小时，除吃饭时间以外没有中断过。即使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谈话也是哲理性的，饶有趣味的，富有启发意义的。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这样建立起来的关系已经经受了多次困难的考验，而且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石之一。”

本届总统选举反映出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亦另基辛格感到忧虑，“如果美国开始强调贸易保护主义，其他的国家也会跟进，贸易战将打响，全球贸易的红利将消失，人们的生活水准大概也会下降。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会是一种非常不幸的结果。”他警告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