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陈钊（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基于作者3月30日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组织的20周年庆之鸿儒论道特别活动——“20年20人”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已经作者确认。

 

我最近这些年做产业政策方面研究比较多，借这个机会基于我的几项研究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大家很关注这个话题，特别是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该怎么走向科技前沿？我主要从产业政策、市场环境以及民营企业的角度和大家分享。

讲具体内容之前，我用三句话概括一下：

第一，政策有所为。我们有一些致力于推动高科技产业研发创新的政策，我会通过自己的研究告诉大家，本着去伪存真的态度，中国的创新激励政策是有效的。

第二，市场亦重要。即便没有政策，市场也可以发挥它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新兴产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千万不要忽视市场的重要性，不要以为有了政策就可以做好一切。

第三，关键靠民营。我们通过一项研究更加全面地识别了到底有哪些“卡脖子”领域以及从这些领域的发展背后看出什么。我们发现，中国未来想在这些领域有更好的发展，想走向科技前沿的话，关键还得依靠民营企业。

下面，我就按照政策有所为、市场亦重要、关键靠民企这个顺序来展开。

第一，政策有所为。

对于产业政策的评价，必须case by case，不能笼统地讲产业政策好不好，要不要产业政策。我这里要讲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涉及中国企业的创新或者研发激励政策。为什么重要？因为研究与开发的投入有多少，决定了一个国家未来技术进步的潜力，通常我们会用研发占GDP的比重来进行国别比较。在跨国研发(R＆D)强度的比较中，1996年中国的比例非常低，甚至还不如印度，但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上升速度非常快，甚至把一些发达国家都抛到了后面，当然与美国还是有差距的。

对于这一现象，国际上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对美国全球科技领导者的地位造成了挑战，这带点中国威胁论的味道；第二种声音更多来自学者，他们发现中国企业研发投入的回报并不高，这似乎暗示着中国企业创新效率低下。

这就让人产生了困惑，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这需要我们去伪存真，用科学的态度抽丝剥茧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先来说一下这里涉及到的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激励政策，它在2008年前后有一点变化。2008年前，中国认定了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它们有可能享受15%的优惠所得税率。如果没有政策优惠，内资企业所得税率是33%，从33%到15%这是很大的优惠。当时外资企业普遍有各种优惠政策，它们的实际税率是15-24%，因而这个政策对外资企业还不是那么有吸引力。

要享受优惠税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的研发强度得达到5%。企业的研发强度指什么？就是你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要达到5%。后来政府发现，对所有的企业不管大企业、小企业都要求5%，太机械一刀切了。因为对小企业来讲，拿出5%可能不够，因为盘子小，大企业基数很大，拿5%可能太多了，所以不同规模企业应该有差异化对待。2008年之后，这个前提条件就有了一点变化，简单来说就是，小企业要求高一点得6%，中等的4%，大企业3%。

2008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内资和外资的所得税率都变成25%了。这意味着对外资来讲，15%的优惠税率也变得很有吸引力了。这样的政策出来以后，企业会有什么反应？以2011年情况为例，横轴是不同的研发强度，纵轴是对应研发强度的企业到底有多少。我们发现企业在不同研发强度上的分布密集程度有三个突起，如果没有这三个突起，就是一条从左到右往下倾斜的线。也就是说，更多的企业研发做得比较少，研发强度越高，这样的企业就越少。但是有三个突起，有些企业如果研发强度接近3%，就索性努力一下达到3%，到了3%之后就可以有政策优惠了。我们确实可以发现，小企业在6%这里突起，中等规模企业在4%，大企业在3%。所以，数据显示企业研发强度的确对政策有反应。这是2011年的情况。

再来看一下大型外资企业的数据。2008年之前外资本来就有政策优惠，所以研发强度基本没有受政策影响。2008年之后，大型外资企业的研发强度在3%这里就有了一个突起，因为政策要求大企业是3%，外资对政策也有反应了，看起来，创新激励政策是有效果的。

再来看看小型本土企业。2006、2007年政策一刀切要求5%，企业扎堆在5%右边一点点，2008年政策变了，小企业要求6%，我们从数据中的确可以看到2008年研发强度在6%右侧集中，2009、2010年也都是在6%右侧集中。所有这些好像都告诉我们政策是有效的。但这可能还不够接近真相。在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去调研了一些高科技企业、软件企业，当时就发现所谓的研发投入里很可能是有水分的。比如，企业可能把一些本来不应该算研发投入的，也算了进去。

为了回答我们关心的问题，要给出科学的解答，必须把水分挤掉，才能真正知道我们的创新激励政策的效果是怎样的？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才能做到去伪存真呢？

在会计上，企业的研发投入属于管理费用，但是管理费用除了研发之外还有其他的费用。按道理来讲，一个企业的其他管理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和企业的研发强度高低没有必然联系。也就是说，随着企业研发强度的增加，企业其他管理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应该不怎么变化，是一条水平线。

但通过察看数据，我们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当大企业研发强度比较低的时候，随着研发强度增加，其他管理费用占销售收入比重确实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当研发强度达到3%时，这个比重突然就下来了。过了3%之后又慢慢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这是为什么？对于中等规模的企业跳跃发生在4%，小企业在6%。

当大企业研发强度到3%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比重会突然往下跳跃？要么分子变小了，要么是分母突然变大了。分母可不可能突然变大？数据显示，并没有，这个不难理解，因为企业增值税发票销售收入没有操作空间。还有一种可能，一个接近于中等规模的企业，可不可以把规模搞大一点，变成一个中等企业，这样研发强度的要求就从6%下降到4%了。但数据显示，企业的销售收入并没有在规模分界处发生明显跳跃。排除这两种情况后，唯一的可能是分子突然变小，就是其他管理费用突然变小了。这就是说，企业把原先不属于研发费用的其它管理成本重新贴了一个标签，称之为研发费用。由于存在这样的研发操纵，我们就必须先去伪存真，才能知道企业真正的研发回报是怎样的？

我们的研究最终表明，企业真实的研发投入增加一倍，整体效率可以提高9%，这恰恰是国际同类研究所得出的平均水平。所以，中国企业的研发效率并不低，我们的研发激励政策是有效的。

此外，这一政策也是合理的。因为任何政策的激励一定会导致市场价格的扭曲，这是有损失的。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值得做？我们知道，研发活动存在正外部性。只有正外部性足够高，也就是一个企业提高研发投入能够给其它企业带来足够的好处时，政策干预才会在整体上提高社会福利。我们的研究发现，只要研发投入能使整体效率提高6.9%以上就能满足这一条件。而我们估算出来的是9%，大于6.9%这个要求，所以，这项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激励政策整体上是提高社会福利的，因而这一政策具有合理性。

最后，这项政策也体现出先进性。以欧美为例，激励研发活动的普遍做法是采用线性的补贴。不管企业大小，线性补贴政策会根据企业的研发投入提供一定比例的补贴。这种政策之下，受益的企业当然也会更多。而中国所实施的面向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激励政策却是抓大放小，通过针对不同规模的企业设置一定的研发强度门槛而受益于相对少数的有潜力的创新型企业。在监管能力有限的前提下，这样做反而能够更好地限制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使政策设计更为优化。

要知道现实中，我们不能以完全杜绝研发操纵为政策目的，这是不可能的。这就好比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里，就不可能没有摩擦力，这种情况只在实验室里才有。现实中有信息不对称，就会有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而我们的最佳政策选择就是在合理控制研发操纵的前提下，有效促进企业真实的研发投入。

上面第一部分的内容是是想告诉大家，以我们对中国科技进步最重要的创新激励政策来讲，该政策确实是有效的、合理的、先进的。只要有好的设计，政策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第二，市场亦重要。

产业政策不可能方方面面政府都能提前想到，特别是在新兴产业的发展上。既然是新兴产业，就很可能是刚刚才发展起来，政府还不知道，只有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才知道。你连这个产业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可能通过政策加以干预呢？对于这样的产业，天然地需要依靠市场。那么，在产业政策缺位的情况下，市场能不能起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呢？我们选择了一个行业进行研究——无人机行业。虽然我没有玩过无人机，但这个行业几乎无人不知，因为它的发展实在大快了，我们在民用无人机方面的表现尤其突出，在国际上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

但是，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前针对无人机行业的政策扶持，有的只是一些规范性政策，比如关于航空器的空间管理等等。所以，我们特别想知道，在政策缺位时市场因素怎么起作用？这里我们想强调的市场因素就是上游产业基础。学者也好，国家领导人也好，很多场合都提到过上游产业链基础的重要性。

我们看一个非常简单的图，横轴是每个城市当地无人机上游企业的数量，纵轴是无人机企业登记注册的数量。我们发现两者高度正相关，看起来上游产业基础和无人机产业发展是非常相关的。从研究角度来讲，这里有没有因果关系？这里我们想强调的因果关系就是上游产业越发达的地方，无人机产业的发展也会越好。因为无人机是个新的东西，所以，我们并不担心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是倒过来的。但我们担心的是，存在一些潜在的因素，比如这个地方政府特别能干，法治特别完善，所以这个地方上游产业发展得好，无人机发展得也好，但是上游产业与无人机两者之间也许没有因果关系。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要说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用工商登记注册数据，因为这个数据是最新的，别的企业数据达不到时间要求。根据登记注册的经营范围，我们可以找到无人机制造业企业，比如2019年有1.5万家。怎么找到无人机的上游产业呢？以前我们研究上游产业，比如汽车产业的上游是什么？太多了。这里我们通常拿投入产出表的投入产出系数来衡量每个产业在多大程度上是其它产业的上游，所以，这是一个系数。选择无人机来研究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它的上游并不多，且比较明确，这样就可以直接定义哪些是无人机的上游。根据万得和启信宝的数据我们明确定义了无人机的上游产业，比如电子调速器在国民经济分类里面属于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就是其中一个上游。接下来我们就能衡量不同城市无人机的上游产业基础了。

研究无人机还有一个独特的好处。我们一直讲产业升级，但怎么度量呢？其实很难。有些用二三产业结构转变，还有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化来度量产业升级。无人机给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如果你以前是做消费级无人机的，也就是当玩具飞的，现在突然去做工业级无人机了，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升级，因为两者对生产的技术要求是不一样的。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的主要发现有以下几点：

第一，如果一个城市上游产业基础更好的话，这个城市无人机企业的进入会更多。刚才说这不一定是因果关系，可能因为制度等因素在起作用，使得两者共同有好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做了一些努力，希望验证因果关系，比如工具变量等等。但我认为，最重要也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做的一项安慰剂检验。这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芯片也是无人机的上游行业，但无人机所需要的芯片我们自己却提供不了，必须要进口。这样的话，一个城市芯片产业的发达程度和无人机行业的发展就没有因果关系，因为再发达也用不了，我得进口。如果前面我们发现的无人机的发展和当地上游产业的发达程度只是一种正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的话，我应该也能看到一个地方芯片行业的发达程度与当地无人机行业的发展也会存在正相关关系。比如，芯片行业的发达是因为当地有好的制度环境，无人机会发达同样也是因为好的制度环境。但如果前面我们发现的上游行业与无人机之间的相关性是真的因果关系的话，那么当地芯片行业与无人机之间就应该不存在这样的相关性。我们的实证研究也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第二，我们发现好的上游产业基础，有利于无人机企业的生产从消费级向工业级转型，有更多无人机企业会开始生产工业级无人机。我们通过工商数据中的企业经营范围信息，利用“巡线”、“巡检”等针对专业无人机的关键词通过文本分析来定义生产专业级无人机的企业。但有人也许会说，你这只是企业的工商登记注册写写而已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到底是怎样的呢？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发现。

第三，上游产业基础也有利于无人机企业实质性地取得更好的经营表现。但企业数据没有这么新的年份，我们怎么说明这一点呢？从两个方面：一是看网络招聘信息，如果有无人机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招聘，并且是招聘对技能要求比较高的高学历人才，就说明无人机企业发展得比较好。二是看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如果你拿到了融资，有人投资你，就说明你发展得比较好，这也是企业经营较好的一种体现。我们的实证研究确实发现，当一个城市无人机上游产业基础更好的时候，这个城市的无人机企业更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好的表现，并且在资本市场上更可能获得融资。

根据这些工作我们可以说，即使没有产业政策，如果有好的市场环境，特别是有好的上游产业基础的话，新兴产业也可以获得发展，可以有更多的企业进入，可以有更好的产业升级以及市场表现。

今天的题目是中国如何走向全球科技前沿？什么叫前沿？就是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未知的产业空间。这时我们不能指望直接的产业政策扶持，市场环境就变得非常重要。

说到产业链基础，以无人机上游为例，大量的上游产业都是民营企业，为什么深圳无人机发展特别好？因为那里无人机的上游产业非常发达，其中大量都是民营企业。这就来到今天最后一个要点。

第三，关键靠民企。

最近“卡脖子”这个话题大家谈得比较多。有一种说法，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很自豪的事情，因为产业链可以打通，供应链网络可以配套健全。再来看一下中国和美国不同年份各自出口产品复杂度排名，原始数据来自哈佛大学发展实验室。可以看到，美国的排名比较靠前，出口产品比较复杂，科技技术含量比较高。中国呢？看上去是比较令人振奋的现象，2000年出口复杂度排名约40名，但随着时间推移，出口复杂度排名上升非常快。

但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事实。中美贸易争端之后，有些行业中我们的进口额有明显下降，而这些行业恰恰是我们不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也所谓的“卡脖子”行业。

那么，到底哪些领域是属于被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列举，比如《科技日报》曾经有过一个清单。但我们更希望从所有的制造业行业中，找出哪些行业属于“卡脖子”或者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我们的识别逻辑是，判断是否属于生产核心？是不是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我们自己的水平和发达国家的水平差距大吗？同时具备这三个特征就是我们认为的具有“卡脖子”风险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基于这个逻辑，我们还要用到机器学习的概念，再用《科技日报》的清单做交叉验证。机器学习中的训练数据来自两个清单。一个是中美贸易争端时，我们对美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这些属于非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什么是关键核心技术产品？这个来自排除清单，也就是加征关税时我们认为需要加以排除的清单。因为对于这些商品，我们很难找到替代品，如果加征关税会对我们造成严重经济损害，会对相关行业造成重大负面结构性影响。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卡脖子”领域。

基于这个训练数据集，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我们就能找到最为合理的识别 “卡脖子”领域的一套规则，基于这个规则，我们就能够最终预测出谁是“卡脖子”行业。

最终预测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可以比较前面的训练集与后面的预测集。在训练集数据中，关键核心技术和非关键核心技术在几个指标上确实不一样，“卡脖子”领域进口依存度相对更高、发达国家进口比例更高、相对进口单价也是更高的。而在预测集里面，我们预测出的“卡脖子”和非“卡脖子”领域也在这几个维度上有明显差异。

再把出口产品复杂度排名，区分为我们预测出来的“卡脖子”和非“卡脖子”产品，可以看出来“卡脖子”产品复杂度排名会更靠前。所以，从出口复杂度来看，我们识别出来的“卡脖子”产品的确与众不同。

如果把我们找到的一些代表性的“卡脖子”领域列出来，就可以发现《科技日报》所列出来的“卡脖子”领域都在我们的预测之中，我们通过机器学习得到的规则并没有把它们漏掉。但我们也找出了一些《科技日报》并没有列出的“卡脖子”产品，比如汽车变速器、人类用疫苗等。

我们也对“卡脖子”产品的进口来源地进行了区分。“卡脖子”产品的进口来自少数发达国家，且这些发达国家的占比比较稳定，而非“卡脖子”产品中，这四个发达国家的进口比较少。这与之前我们对“卡脖子”产品的定义有关。

下面看企业所有制，区分进口与出口，这些行业全部是“卡脖子”领域。可以看到，无论进口还是出口，更多是外资企业在做，在中国进口“卡脖子”主要是外资企业，出口“卡脖子”也主要是外资企业。而内资企业则相对比较少。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自己的技术水平还不是那么接近国际前沿，即便在出口“卡脖子”产品，也是以外资企业为主在出口，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与总书记讲的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系。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而且还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样才能把高水平的外资吸引进来，这样我们才能得益于更高水平的技术溢出。

内资企业怎么样呢？我们再进一步比较民营和国企。可以发现，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民企的表现都要远远好于国企，并且民企的份额还有上升的趋势。所以，即便从内循环角度来看，本土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要走向科技前沿的话还是得靠民企。我们一直强调要赶超、追赶国际前沿，那么大家要记住，这个任务主要靠的是民企。既然民企如此重要，我们就不能一边强调技术很重要，一边不去鼓励民企发展，这两个事情是冲突的。

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产品进出口的地区分布也很有意思。在进口中，苏州的外资企业最为重要，排在上海前面。第三名是深圳，深圳也很有特点，不仅外资进口多，民企比外资甚至还要多一点，这说明深圳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突破非常明显，这和苏州、上海不一样。

出口方面的表现更有意思。相对进口来讲，出口更加反映我们距离科技前沿的位置。出口第一名是深圳，而且深圳民企出口超过外资。第二名是苏州，上海是第三名。所以，以后中国走向科技前沿的希望在哪里？恐怕最大的希望在珠三角，在民营企业。这再次告诉我们，市场化非常重要，民间力量很重要。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中国如何走向科技前沿？

第一，好的政策设计可以发挥好的作用，我们要有自信。当然我们也要小心，不要以为政策能够解决一切。

第二，市场也是很重要，尤其对于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未知领域的进步，千万不能忽视市场的作用。

第三，中国未来走向科技前沿，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企业身上的，是要由企业家精神来实现的，而这离不开民营企业的发展。

作为总结，以上内容无非是告诉我们，如果想迈向科技前沿，必须要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所谓改革，就是要有好的市场环境、营商环境，要让民企有一个公平的环境就可以了，这就是最好的政策，这就是改革的目标。所谓开放，就是在现有的国内国际形势下，依然应当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有利于我们绕过少数别有用心的发达国家对我们发展的限制，也能够让外资发挥更大作用，让本土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享受更多的技术溢出，提高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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