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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从三个方面降低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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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从三个方面降低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带来的冲击

这三个方面分别是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大幅提升人力资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辛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日前表示,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将从供给和需求端给中国经济造成冲击,建议政府从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大幅提升人力资本等方面加以应对,从而赢得改革红利。

4月10日,蔡昉在华夏基金春季策略上指出,过去两年,中国经历了两个重要的人口转折点。一是2022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这是我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而且,这一次中国将进入不可逆转的人口负增长时代。二是202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14%,正式跨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末这一比重达到14.9%。

“随着富裕程度提高,人口负增长、老龄化提高是自然现象。不过,中国有特殊之处,主要是未富先老,人均GDP还没达到一定水平,老龄化却达到了一定程度,这给中国老龄化应对来了一定挑战。”蔡昉说。

他表示,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将从供给和需求侧影响中国经济,也将在社会发展层面对中国产生一定制约。

供给侧层面,蔡昉指出,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下行趋势,原因就是供给侧冲击,生产要素不足以支撑经济增长能力,生产力提高速度也不足以支撑经济增长。根源就在于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达到峰值,随后不断下降。

“劳动力短缺意味着工资的上涨,企业的用工成本就会提高,尤其是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会缺乏优势。”他说。

此外,蔡昉表示,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企业会会利用资本替代劳动力,提高了资本劳动比,而生产要素组合里资本占比提高会导致资本的报酬递减,这也意味着企业家的投资回报会减少。

蔡昉进一步指出,和供给侧冲击相比,人口老龄化和负增长对需求端产生的影响更加不容忽视。特别是在出口动力减弱的背景下,中国更希望依靠消费来为经济增长助力,而人口负增长会削弱消费的景气度。

“中国老龄人口的收入是减少的,但还存在对子女的义务,这就导致消费有后顾之忧。同时,即使是就业人口也面临压力,现在的养老金体制是现收现付机制,是工作的人(支付)给退休的人,年轻人担心当自己退休后没有那么多劳动年龄人口支撑退休人口了,所以自己必须要储蓄。”他说。

除了供需两侧,蔡昉指出,人口减少可能导致的社会问题也需要关注。比如,目前老年人口的抚养比在不断提高,预计2022年到2035年是快速提高期,这意味着现行所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有可能面临支付危机。

对于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带来的种种问题,蔡昉认为,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制度建设来应对,从而赢得改革红利。

首先是建立中国式福利国家。“这是必然要走的路,也是一个发展规律。很早以前一位德国经济学家发现,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会显著提高,政府支出提高最快的时期是在人均GDP在1万-2.3万美元区间,这就是中国从现在到2035年的历程,这可以被称为是瓦格纳加速期。”

其次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蔡昉表示,目前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5%,但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要低一些,两者之间差了约18个百分点。提高城镇户籍人口占比,不仅可以扩大劳动力供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潜在增长率,还可以提高收入、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稳定社会总需求。

三是大幅提高人力资本。“可以把义务教育向前和向后分别延长三年,这是有意义的。资金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有没有这个决心。”他说。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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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从三个方面降低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带来的冲击

这三个方面分别是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大幅提升人力资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辛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日前表示,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将从供给和需求端给中国经济造成冲击,建议政府从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大幅提升人力资本等方面加以应对,从而赢得改革红利。

4月10日,蔡昉在华夏基金春季策略上指出,过去两年,中国经历了两个重要的人口转折点。一是2022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这是我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而且,这一次中国将进入不可逆转的人口负增长时代。二是202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14%,正式跨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末这一比重达到14.9%。

“随着富裕程度提高,人口负增长、老龄化提高是自然现象。不过,中国有特殊之处,主要是未富先老,人均GDP还没达到一定水平,老龄化却达到了一定程度,这给中国老龄化应对来了一定挑战。”蔡昉说。

他表示,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将从供给和需求侧影响中国经济,也将在社会发展层面对中国产生一定制约。

供给侧层面,蔡昉指出,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下行趋势,原因就是供给侧冲击,生产要素不足以支撑经济增长能力,生产力提高速度也不足以支撑经济增长。根源就在于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达到峰值,随后不断下降。

“劳动力短缺意味着工资的上涨,企业的用工成本就会提高,尤其是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会缺乏优势。”他说。

此外,蔡昉表示,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企业会会利用资本替代劳动力,提高了资本劳动比,而生产要素组合里资本占比提高会导致资本的报酬递减,这也意味着企业家的投资回报会减少。

蔡昉进一步指出,和供给侧冲击相比,人口老龄化和负增长对需求端产生的影响更加不容忽视。特别是在出口动力减弱的背景下,中国更希望依靠消费来为经济增长助力,而人口负增长会削弱消费的景气度。

“中国老龄人口的收入是减少的,但还存在对子女的义务,这就导致消费有后顾之忧。同时,即使是就业人口也面临压力,现在的养老金体制是现收现付机制,是工作的人(支付)给退休的人,年轻人担心当自己退休后没有那么多劳动年龄人口支撑退休人口了,所以自己必须要储蓄。”他说。

除了供需两侧,蔡昉指出,人口减少可能导致的社会问题也需要关注。比如,目前老年人口的抚养比在不断提高,预计2022年到2035年是快速提高期,这意味着现行所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有可能面临支付危机。

对于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带来的种种问题,蔡昉认为,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制度建设来应对,从而赢得改革红利。

首先是建立中国式福利国家。“这是必然要走的路,也是一个发展规律。很早以前一位德国经济学家发现,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会显著提高,政府支出提高最快的时期是在人均GDP在1万-2.3万美元区间,这就是中国从现在到2035年的历程,这可以被称为是瓦格纳加速期。”

其次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蔡昉表示,目前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5%,但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要低一些,两者之间差了约18个百分点。提高城镇户籍人口占比,不仅可以扩大劳动力供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潜在增长率,还可以提高收入、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稳定社会总需求。

三是大幅提高人力资本。“可以把义务教育向前和向后分别延长三年,这是有意义的。资金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有没有这个决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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