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李超民（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从不断完善到更加成熟的过程。自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目标至今，已走完了21年的历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优化税制结构”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与“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两项内容并列，作为未来中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政制度建设的三项重要内容之一，其关键性十分突出，未来实现制度构建并不断完善任重道远，其中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和吸引外资最多的外资东道国，未来的国际税制构建和完善已成为必须加以进行国际借鉴、研究并实施的重要问题，它既关乎中国的国际税收主权，也关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税收治理的话语权和维护国家利益，它还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

国际税收是指主权国家对纳税人实施跨国征税而形成国际税收收益分配的行为。这种国际税收关系是国际税收体系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税收政策实施的后果，国际税收收入是由跨国直接投资而引起跨国所得所形成的税收资金，由相关国家对各类跨国所得进行直接征税所产生。通常国家对与国际税收的管理，包括了国家（地区）间反避税措施、反避税调查、国家（地区）间税收协议、协定谈判，有关协议、协定的执行等工作，国际税收管理是主权国家参与国际治理的重要工具。

国际税收是服务中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重要抓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相一致，从统筹内外两个大局的高度看，国家税收体制建设也必须履行统筹内外的职能。关注各国税制，尤其是主要大国的国际税收改革与政策运用及其影响，还要不断优化中国税收制度，推动和完善具有竞争力的税制结构；在国际税收合作过程中，寻找并扩大与各国的共同利益交集，进而在国际税收治理中，提出中国立场、中国诉求、中国方案，持续提升中国税收在全球税收治理体系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第一，美国2017年国际税制作为大国重塑其国际税收格局的重要基础规则值得剖析和借鉴。由于国际税收权利是一国国家主权的有机内核，它既是主权国家进行国际税收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其行使对跨国投资管理权的重要工具。美国改写其国际税收规则，将直接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FDI）行为，改变全球产业生态，引起供应链重构，而相关的反避税措施与调查、国际税收协议协定谈判等，也都受到了影响。这些都是直接关乎全球财政和税收治理绩效的政策问题，因此各国和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很多研究，推动了学术创新。中国在当前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未来跨国投资活动将更加活跃，所涉及的国际税收新问题新现象，也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去重新认识重新学习，为中国未来的国际税收体制构建和完善提供材料。

第二，吸引跨国投资要求国家构建国际税收体制并完善税收法治。各国税收体制的先进与否往往与本时代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密切相关，也是各国进行国家治理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政策工具；税收实践催生税收理论，税收理论的发展也会促进国际税收体制进步。根据所谓供给学派拉弗曲线，税收是税率与税基的乘积，一方面变动税率会影响产量，产量反过来又会影响税收；当税率处于临界点之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一旦税率超过临界点之后，提高税率反而会导致政府税收收入持续性减少。而且高税率抑制经济增长，导致税基缩小，税收下降。反之，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增加。

1986年美国国际税制是当代比较重要的一次税制改革。这次改革是在里根政府意在提升国际税制的先进程度、提升国际竞争力方面的一次重要财经战略实践。此次改革涉及美国税制整体结构，其中包括削减税收抵免数量、合并税基、简化税收征管等；对国际税收管理则采用了全球税制，但是同时根据资本中性原则，对于海外来源所得税的外国税部分，准许抵免美国应纳税收，并部分取消了公司税收抵免政策，加速折旧，以达到平衡财政的目的。

这次改革取得了短期成效，促进了美国的国际投资深刻发展。随后的冷战体制终结和国际资本的全球流动加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WTO的成立，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有利于国际资本的跨国投资与税收政策，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形成了比较全面、稳固和高效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而这个过程也是1986年税制效率逐渐下降的过程，从而为美国进一步改革国际税制带来了新的契机。

《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再次减税并改良了30多年来的全球税制。这次税改目的是推动美国际税制向参与豁免税制的收到股息扣除（DRD）机制转换，同时在跨国公司海外利润的回流方面出台了跨国投资遣返税、改革了跨国投资的税收分配规则、增加了反滥用规定，制定了惩罚跨国公司通过所谓“倒置”转移投资和利润、剥离税基的规则，强调了国际税收的有效性和对国际条约的遵从，其目的是既提高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力，同时又能吸引海外美国企业回流，增强其制造业基础，但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大国竞争。

第三，必须重视国际税收理论、税收实践对税收效率产生的重要影响。其中边际有效税率通过影响投资税率弹性，决定对跨国投资的吸引力，投资税率弹性高则跨国投资就活跃，因此边际有效税率是衡量各国吸引跨国投资最常用的指标。各国由于地理因素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在税收方面也有很多不同，例如税率在各国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各国的法定税率即名义税率，对于高税率国家来说，低税率国家就类似“税收天堂”，既吸引着跨国公司投资，也吸引着跨国公司通过申报纳税而获得避税。美国在2017年税制改革前，由于施行递延外国应纳所得税和外国税收抵免制度，激励了跨国公司将收益和利润留在东道国，进行循环再投资。进行跨国投资决策需要比较很多因素，其中在税制方面，税负高低构成相似投资选址之间比较的基础，这就是总有效税率，它要考虑跨国公司税后真实收益、经济折旧、所得税率、成本回收津贴现值、融资方式、通货膨胀率等多项指标，经过反复测算，然后跨国公司才确定是否追加投资。

三四十年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发展非常稳定。实际上尽管中国将法定税率一直保持在25%，但是在各地对外资的投资管理方面，外商享受到的实际边际有效税率约为10%左右，与一些发达国家实际税率旗鼓相当，加上中国优越的法制环境、丰沛的劳动力供给、巨大的本地消费市场，对国际资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由此可见，中国在与其他跨国投资东道国基础设施要素都相等条件下，对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吸引，边际有效税率低显然是最大的优势。

另外，生产力发展催生的新税种涉及的国际规则构建值得高度重视。然而，全球性的气候变暖带来的碳税政策兴起，当代新兴科技进步引发的数字税问题，由于网络经济的兴起产生的版权保护问题等，都在给各国的国际税收带来新的挑战。而在当前中国仍旧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吸引外商投资大国的现实格局下，在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越来越大的背景下，传统的跨国投资税收政策，依旧是我们税收理论和政策的前沿问题，也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它关乎中国的税收主权、国际利益分配，也必然对国际税收理论进步做出贡献，同时在大国国际税收政策不断推进的条件下，完善中国的国际税收制度和管理，应当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适时修订和完善公司法推动跨国投资保护。目前我国公司法中的有关受控外国公司管理的政策还比较薄弱，例如有关规章只规定，若中国居民控股公司投资并控制在实际税负低于12.5%的低税率国家（地区）设立的受控外国公司，该受控外国公司所没有分派回中国控股公司的利润，将被视同已经分派而需在中国纳税；还规定税务机关应公布不属于低税制国家（地区）的“白名单”等。在国际经济史上，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全球投资管理体制与规则体系实行的是母子公司制，在西方公司法中，F分篇规则对于将美跨国公司海外利润汇回本土起着规范作用，对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权益起到了保护作用。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来，中国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家之一，国际税制建设应当积极布局，外国国际税制改革经验值得借鉴，而F分篇税制作为这方面的典型经验，也提示着未来有必要对公司法、税法和会计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完善、适时修订，提升中国的国际投资管理水平。

二是，研究知识产权转让定价规律，制定和完善行之有效的知识产权税收政策。据2021年上海美国商会披露，导致跨国企业向外迁移生产能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知识产权保护难度高，而且因知识产权保护因素搁置其投资计划的在华外资制造业企业占43.9%。2015年以来，中国参与和共同推进了若干BEPS建议，有关经验提示，只有明确落实与研发和无形资产有关的税务和转让定价法规，提高税务处理的确定性，才能鼓励和促进跨国公司的本地研发和创新。从国际经验看，2017年美国税制改革基于知识产权的独特性质，修订了旧税法的转让定价规则和F分篇规则，理清了对知识产权开发地点和所有权的影响问题，这将在相当时期内，达到提高美国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有利于美国获得更多的国际税收收益。

三是，完善中国国际税制，引导外资更多进入科技研发和制造业，助推当前的供应链稳定。当代的世界各大国都有本国适合的国际税收治理框架，引导着全球资本的流动规模和方向。其中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而且国际经验和我们的探索经验，都会对完善中国的国际税制有所贡献，并推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

 

（本文是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2021年年度课题[210930753]中间成果。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