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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的巨变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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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的巨变前夜

新能源汽车正在迎来蓬勃向上但危机丛生的新篇章。

文|汽车预言家

上世纪90年代,在技术与经济的冲突之间,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被迫困在原地,但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看似平静的湖面正在摇摇欲坠。

不得不说,千禧年是一个神奇的年份,更是一个“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年份。这一年开始,改革开放的红利开始得到释放,经济快速发展,熟悉的流行音乐充斥在人们生活的大街小巷,似乎所有的事物都蕴含着蓬勃的生机。

这样饱满的能量也理所应当地延续到了汽车工业上,政策倾斜、资金支持、技术积累……伴随着新世纪之后汽车工业的飞速运转,仿佛已经生锈的齿轮再次随着时代的浪潮开始转动。

像所有等待变革的产业一样,在新能源汽车巨变的前夜,平静与期待交织,生机与活力隐藏在夜色之间。

01 接过火炬

如果说孙逢春是点燃新能源汽车发展圣火的人,那么万钢绝对是最值得被铭记的“接棒手”。

接过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火炬”,对于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的万钢而言,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1999年,时任奥迪高管的万钢带领中国留德汽车工业博士工程师代表团回国考察,考察期间,他确认了一个事实:中国汽车工业太过于依赖国外了。同一时间,全球范围内爆发的能源危机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让万钢意识到,“中国汽车产业可以实现跳跃式发展,而新能源汽车就是一个切入口”。

如果说,孙逢春掀开了新能源汽车在技术、产品等优势的“冰山一角”,那么有着充足市场经验的万钢,则迅速意识到了其背后所具备的产业优势、经济优势,甚至政治优势。基于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的必要性,中国必须要把新能源、电动化推向一个高潮。

2000年,万钢向国务院提出了开发清洁能源汽车、实现中国汽车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建议。这份建议最终被采纳,在当时科技部部长朱丽兰的盛情邀请下,万钢踏上了回国的归途。开始在同济大学担任讲师和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

后来的采访中,他对此深情地表示,“我想回家当教授,把我对汽车的理解和实践总结一下,带出一批人来。”

在此后的岁月中,即使有了新的身份,他始终没有忘记这一责任。2007年,万钢上任科技部部长。无论在什么场合,他总要提一两句新能源汽车的事情,也因此被冠以“喜欢谈汽车的科技部长”。直到今天,他依然活跃于中国汽车工业的各个场合,用最严肃的话语表达着他对中国新能源汽车最纯粹的热爱。

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而言,万钢已经成为一种符号;而于万钢而言,见证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和巨变这件事,同样深深吸引着他。

02 创新的“年轮”

当然,“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建议被采纳的背后,除了万钢的努力之外,彼时整体的市场经济环境、行业发展状况等也是这一计划得以实施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成效的大背景下,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事实上到了一个稳步增长的时期。数据显示,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4亿元,第一、二、三产业均实现较大比重的年均增长。以国家财力为发展意志的经济支持,给了新能源汽车产业扩大“底盘”的直接助力。

另一方面,从2000年开始,国内汽车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轿车、微型客车为代表的需求主体由以集团消费为主转变给以私人消费为主,多样化、个性化的趋势明显。换句话说,中国汽车工业已经过了“计划经济时期”而进入“市场经济”,这无疑给了新能源汽车更为广阔的生存和发展土壤。

2001年,科技部启动了“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科技专项,累计投入8.8亿元。同年,万钢被选中担任专家组组长。

随后,以万钢为组长的专家组,提出了“三纵三横”的总体路线,即以燃料电池和动力蓄电池技术、电驱动系统技术、共性基础技术三大技术体系为“三横”,燃料电池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动力系统技术平台为“三纵”的总体研发体系。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提供了持续性、系统性、框架性的方案。

在“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科技专项启动的此后几年中,中国新能源产业在事实上进入了一段时间的技术储备期。

除了国家、科研机构开展的研究项目之外,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比亚迪、吉利、长安等自主品牌的崛起,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这一时期在新能源汽车研发上所积累的名为“创新”的年轮。

03 见证两个世界

不过,尽管新能源汽车领域已经得到足够的关注,但长期以来,国家对其的政策引导一直没有走向产业化。技术不够成熟是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这条道路上,中国早已没有了参考答案。

直到2007年,《新能源汽车生产准入管理规则》发布,才正式对新能源汽车进行了定义,对企业生产资格、产品管理等做出了规范,这一文件也因此被业内视为国家鼓励新能源汽车市场化的开端。

嗅到风声的企业们开始行动起来,比亚迪和北汽成为转型的典型代表。以做电池出身的比亚迪为例,2008年,比亚迪上市了中国首款量产新能源车——F3DM,此后推出的e6出租车、e5轿车等也成为人们早期选择电动汽车时的重要参考。

2009年,国务院通过《汽车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首次提出大规模发展新能源汽车的目标,将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升至战略高度。

同年,在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等部委的联合牵头下,启动了“十城千辆”这一标志性计划——通过国家财政补贴,花费3年左右时间,每年发展10个城市,每个城市推出1000辆新能源汽车,从公共交通、政府用车、邮政环卫等领域开启示范运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化之路由此正式开始。

在这一年的上海车展中,比亚迪F3DM、F6DM、e6、奇瑞瑞麒M1-EV,吉利EK-1、长城欧拉等概念车型纷纷参展亮相,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印迹。

2010年,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被列入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在孙逢春看来,这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关键节点之一。万钢也曾表示,“跨越发展的机遇要看准,重点跨越就在这个机遇点上,跨过去就成功了。”

在此之前,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酝酿和巨变的前夕;而在此之后,是蓬勃向上但危机丛生的新篇章。那些身处其中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人,幸运地见证了两个世界的更迭。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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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的巨变前夜

新能源汽车正在迎来蓬勃向上但危机丛生的新篇章。

文|汽车预言家

上世纪90年代,在技术与经济的冲突之间,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被迫困在原地,但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看似平静的湖面正在摇摇欲坠。

不得不说,千禧年是一个神奇的年份,更是一个“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年份。这一年开始,改革开放的红利开始得到释放,经济快速发展,熟悉的流行音乐充斥在人们生活的大街小巷,似乎所有的事物都蕴含着蓬勃的生机。

这样饱满的能量也理所应当地延续到了汽车工业上,政策倾斜、资金支持、技术积累……伴随着新世纪之后汽车工业的飞速运转,仿佛已经生锈的齿轮再次随着时代的浪潮开始转动。

像所有等待变革的产业一样,在新能源汽车巨变的前夜,平静与期待交织,生机与活力隐藏在夜色之间。

01 接过火炬

如果说孙逢春是点燃新能源汽车发展圣火的人,那么万钢绝对是最值得被铭记的“接棒手”。

接过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火炬”,对于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的万钢而言,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1999年,时任奥迪高管的万钢带领中国留德汽车工业博士工程师代表团回国考察,考察期间,他确认了一个事实:中国汽车工业太过于依赖国外了。同一时间,全球范围内爆发的能源危机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让万钢意识到,“中国汽车产业可以实现跳跃式发展,而新能源汽车就是一个切入口”。

如果说,孙逢春掀开了新能源汽车在技术、产品等优势的“冰山一角”,那么有着充足市场经验的万钢,则迅速意识到了其背后所具备的产业优势、经济优势,甚至政治优势。基于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的必要性,中国必须要把新能源、电动化推向一个高潮。

2000年,万钢向国务院提出了开发清洁能源汽车、实现中国汽车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建议。这份建议最终被采纳,在当时科技部部长朱丽兰的盛情邀请下,万钢踏上了回国的归途。开始在同济大学担任讲师和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

后来的采访中,他对此深情地表示,“我想回家当教授,把我对汽车的理解和实践总结一下,带出一批人来。”

在此后的岁月中,即使有了新的身份,他始终没有忘记这一责任。2007年,万钢上任科技部部长。无论在什么场合,他总要提一两句新能源汽车的事情,也因此被冠以“喜欢谈汽车的科技部长”。直到今天,他依然活跃于中国汽车工业的各个场合,用最严肃的话语表达着他对中国新能源汽车最纯粹的热爱。

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而言,万钢已经成为一种符号;而于万钢而言,见证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和巨变这件事,同样深深吸引着他。

02 创新的“年轮”

当然,“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建议被采纳的背后,除了万钢的努力之外,彼时整体的市场经济环境、行业发展状况等也是这一计划得以实施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成效的大背景下,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事实上到了一个稳步增长的时期。数据显示,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4亿元,第一、二、三产业均实现较大比重的年均增长。以国家财力为发展意志的经济支持,给了新能源汽车产业扩大“底盘”的直接助力。

另一方面,从2000年开始,国内汽车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轿车、微型客车为代表的需求主体由以集团消费为主转变给以私人消费为主,多样化、个性化的趋势明显。换句话说,中国汽车工业已经过了“计划经济时期”而进入“市场经济”,这无疑给了新能源汽车更为广阔的生存和发展土壤。

2001年,科技部启动了“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科技专项,累计投入8.8亿元。同年,万钢被选中担任专家组组长。

随后,以万钢为组长的专家组,提出了“三纵三横”的总体路线,即以燃料电池和动力蓄电池技术、电驱动系统技术、共性基础技术三大技术体系为“三横”,燃料电池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动力系统技术平台为“三纵”的总体研发体系。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提供了持续性、系统性、框架性的方案。

在“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科技专项启动的此后几年中,中国新能源产业在事实上进入了一段时间的技术储备期。

除了国家、科研机构开展的研究项目之外,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比亚迪、吉利、长安等自主品牌的崛起,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这一时期在新能源汽车研发上所积累的名为“创新”的年轮。

03 见证两个世界

不过,尽管新能源汽车领域已经得到足够的关注,但长期以来,国家对其的政策引导一直没有走向产业化。技术不够成熟是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这条道路上,中国早已没有了参考答案。

直到2007年,《新能源汽车生产准入管理规则》发布,才正式对新能源汽车进行了定义,对企业生产资格、产品管理等做出了规范,这一文件也因此被业内视为国家鼓励新能源汽车市场化的开端。

嗅到风声的企业们开始行动起来,比亚迪和北汽成为转型的典型代表。以做电池出身的比亚迪为例,2008年,比亚迪上市了中国首款量产新能源车——F3DM,此后推出的e6出租车、e5轿车等也成为人们早期选择电动汽车时的重要参考。

2009年,国务院通过《汽车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首次提出大规模发展新能源汽车的目标,将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升至战略高度。

同年,在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等部委的联合牵头下,启动了“十城千辆”这一标志性计划——通过国家财政补贴,花费3年左右时间,每年发展10个城市,每个城市推出1000辆新能源汽车,从公共交通、政府用车、邮政环卫等领域开启示范运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化之路由此正式开始。

在这一年的上海车展中,比亚迪F3DM、F6DM、e6、奇瑞瑞麒M1-EV,吉利EK-1、长城欧拉等概念车型纷纷参展亮相,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印迹。

2010年,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被列入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在孙逢春看来,这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关键节点之一。万钢也曾表示,“跨越发展的机遇要看准,重点跨越就在这个机遇点上,跨过去就成功了。”

在此之前,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酝酿和巨变的前夕;而在此之后,是蓬勃向上但危机丛生的新篇章。那些身处其中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人,幸运地见证了两个世界的更迭。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