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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界的中流砥柱:甜到哀伤的周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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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界的中流砥柱:甜到哀伤的周氏兄弟

后来的那些日子,那些梅干、盐煎饼与和果子只能存在于周作人的记忆中。

寄居北京,最大的恨事是吃不到一口好点心。这种对于北京点心的怨气几乎持续了一百年,尤其是对一个南方人来说,点心简直是比米饭更重要的命脉,饭可以不吃,点心匣子却是常年要准备齐全的。在这群江南抗议人士中,最响亮的名字是周作人。

1924年,周作人便开始抱怨:“北京建都已有五百余年之久,论理于衣食住方面应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实际似乎并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论,就不曾知道什么特殊的有滋味的东西 ”他对于南北点心的分类,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北方的点心历史古,南方的历史新,古者可能还有唐宋遗制,新的只是明朝中叶吧。点心铺招牌上有常用的两句话,我想借来用在这里,似乎也还适当,北方可以称为‘官礼茶食’,南方则是‘嘉湖细点’。”“官礼茶食”是历代相承的,即使时势转变,点心上发生了新品种,但“一切仪式都是守旧的,不轻易容许改变”;江南地区的商业在明时发达,“那里官绅富豪生活奢侈”,茶食一类也就发达起来,所谓“细点”,如是。

“藤村羊羹”的脑残粉

不管粗细,周作人和鲁迅兄弟对于点心的热爱,是毋庸置疑的。这种热爱似乎可以追溯到在日本的留学岁月。他们共同的文学偶像是当时的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就是现在千元日币上印着的那位先生),夏目漱石的胃不好,却偏偏热爱红豆年糕这样难以消化的甜食。夏目的妻子曾经回忆,为了让丈夫忌口,她经常把家里的羊羹等甜食藏起来,可是每次丈夫一回家,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翻箱倒柜,这种“侦察与反侦察”的活动,贯穿着夏目的大半生。

周氏兄弟作为夏目漱石的脑残粉,便忠实地模仿夏目的所有举动,他们租住夏目漱石住过的房子,也热爱吃夏目漱石爱吃的点心。周作人一直念叨着“本乡三丁目的藤村制的栗馒头与羊羹是比较名贵的,虽是豆米的成品,那优雅的形色,朴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各色的羊羹大有特殊的风味”。

“羊羹”这名称,和羊肉毫无关系,是用小豆做成馅,加糖凝结成块,切成长条,在日本算是贵重的点心。根据周作人的考证,羊羹在中国原本叫做羊肝饼,因为饼的颜色很像羊肝,传到日本,便讹传成为羊羹。周作人爱羊羹,哥哥鲁迅也不例外。他一有零钱,便会去买藤村家的羊羹,藤村家的羊羹是文人们的最爱,扎堆儿住在本乡一带的文艺青年,笔下常常出现“藤村羊羹”,这当中当然也包括夏目漱石,他最喜欢藤村家的“藤色”羊羹:“在所有糕饼中,我最爱羊羹。即使并不想吃,光是那表面的光滑、致密且呈半透明受光的模样,怎么看都称得上是一件美术品。尤其是泛蓝的熬炼方式,犹如玉和寿山石的混种,令人感到十分舒服。盛在青瓷皿中的蓝色羊羹,宛如方从青瓷皿中出生一般的光滑匀润,教人不禁想伸手抚摸。”

不过,点心和偶像比起来,显然还是点心更重要。周氏兄弟很快搬离了夏目漱石住过的房子,因为房租增加了许多,便不能再去青木堂吃牛奶果子露了。何况羊羹虽然是日本的好,终究也是中国的产物。

“甜党”鲁迅

比起周作人的挑剔,鲁迅对北京的点心显然宽容很多。在《鲁迅日记》中,前后有十几次在稻香村购物的记载:“1912年9月25日,阴历中秋也。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至稻香村买食物三品。”“1913年5月3日,过稻香村买饼干一元。”稻香村在当时算是南货食品店,卖的多半也是仿制的南方点心。在真正的北京点心中,鲁迅最喜欢吃“萨其马”。启功先生考证,《清文鉴》中便有此物,释意却非常奇怪—“狗奶子糖蘸”。萨其马用鸡蛋、油脂和面,细切后油炸,再用饴糖、蜂蜜搅拌沁透,故曰“糖蘸”。只是“狗奶子”太让人不解,王世襄先生对这个名词做了考据:“如果真是狗奶,需要多少条狗才够用!原来东北有一种野生浆果,以形似狗奶子得名,最初即用它作萨其马的果料,入关后,逐渐被葡萄干、山楂糕、青梅、瓜子仁等所取代,而狗奶子也鲜为人知了。”

除了萨其马,鲁迅也喜欢白薯切片以鸡蛋和面油炸的点心,这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朱安为他特制的,后来人们便叫这种点心为“鲁迅饼”。不过,即使爱极了这款饱含朱安深情的点心,他还是更喜欢给他写信说明“如何防备蚂蚁夜里来偷吃点心”的许广平。到鲁迅家做客,无论男女,一开始都是打开点心匣请吃点心。但久而久之,鲁迅便发现,男的一来,点心匣子很快被清空,于是不得不差别对待:女生来家里做客,还是请吃点心;要是男生来,点心盒子里的点心便换成一筐花生,这也算是“甜党”鲁迅的一点绅士风度。

周作人的海淘生涯

1960年,鲁迅已经去世24年,周作人把生命中最大的期待都给予了食物,每星期最令他激动的事情,是收到朋友们寄来的包裹 。

这其中,最多的包裹来自鲍耀明。半世纪之前,鲍耀明与周作人的745通书信,使我们这些后辈得以有幸一窥周作人先生的晚年生活与思想。

2016年4月9日,鲍耀明先生在中国香港去世时,我正在日本出差。站在超市里,手里捏着那包盐煎饼,忽然想起周作人写给鲍耀明的第一封信里的第一个请求:“欲请费神买盐煎饼一盒。”

那时的知堂老人周作人,因为儿子周丰一被打为“右派”停发工资,只能靠自己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翻译的收入,养活一家数口,以及周建人前妻羽太芳子。生活窘迫,苦不堪言。

那时的鲍耀明,从东京回到香港,在三井洋行任副总经理。虽然从商,他所热爱的仍是文学。因此,鲍耀明结识了不少作家,这其中,便包括曹聚仁。

1950年,新加坡南洋商报社在香港中环旧东亚银行九楼设立驻港办事处,并以“创垦社”的名义,发行不支稿费的同人杂志《热风》。撰稿同人有徐訏、曹聚仁、朱省斋、李微尘、刘以鬯、高伯雨、李辉英等,写外稿者则有知堂老人周作人。在《热风》同人的一次叙会中,鲍耀明向曹聚仁问起:“不知知堂老人近况如何?”曹聚仁反问:“你是否想认识他?”鲍耀明答:“我正是有这个意思。”曹聚仁说:“既然如此,我替你写信给他,不过,最好你自己也给他去封信。”

于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和一个失意的大师开始了长达七年的鱼雁往来。

不可思议的是,书信中,他们谈论最多的,不是文学,不是历史,却是食物。因为鲍耀明的帮助,周作人比现在的海淘生涯,可早了大半个世纪,如他信中所说:“身居北平,得食千里外的珍品,深感佳慧。”

一开始,鲍耀明给周作人寄的,还是颇为风雅的清酒、樱干和煎饼,渐渐的,换成更为实用的猪油和白糖,甚至还有十斤糯米(因为周作人想在端午节包粽子)。除了食物,也有药品,比如治疗结核病的常用药雷米封,还有安眠药、胃药等。

那时的海淘环境和现在相比,更加恶劣。鲍耀明和周作人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当时规定每人每月只能收一个海外包裹,于是鲍耀明让周作人提供了多个名字—除了本人,还有妻子、儿子、儿媳、侄子。周作人妻子信子去世之后,周作人特别告知鲍耀明,从今天开始,不要再用信子的名字寄包裹了,因为取时需要出示户口本。

为了可以给周作人一次寄尽可能多的东西,鲍耀明动了很多心思。比如一次寄月饼,周作人收到时,惊喜地发现“虽罐已磕瘪,而内容无损,又蒙费心用砂糖衬垫,更保证完全”。有段时间,香港报纸传言,包裹只可以寄国内紧缺品,味精有国产货,不许进口。因为周作人点名想要日本的“味之素”,于是鲍耀明买来味精,去掉包装,分装后和有标示的白糖一起,再放在铁皮盒子里。这样一旦查出,也会认为是白糖。

当然包裹丢失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根据不完全统计,鲍耀明寄给周作人的物品中,被海关扣下下落不明的有:CARRO 巧克力、日本羊毛衬衫一件、松茸、生油、月饼、昆布 有些包裹还会出现部分物品缺失的情况。有一次,明明包裹列单有猪油,周作人甚至为此交了税,但没有当场打开检验。等到回家打开,发现猪油已不翼而飞。周作人感慨,肯定是被人半道劫走了,“毕竟猪油紧俏”。

之所以紧俏,因为当时正值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周作人的日记里,多见别人送了几个苹果、一听只有芋头没有鸡的鸡罐头,连家养的鸡下了一只蛋,也会不惜笔墨,郑重记下。有一年腊八,周作人甚至没有煮腊八粥的原材料(豆米难买),只得在日记里记下,过过眼瘾,那时候,他已经三年没喝到腊八粥了。鲍耀明后来接受采访时判断:

我知道当时内地食物很缺乏,因为是三年困难时期,这里很多人寄食物、日用品给内地亲人。所以,我就跟他讲:“在我这里是举手之劳,随时有什么需要说给我听。”这样,他就开始说:“我现在想要点花生油。方便就请寄点花生油给我。”

因为食物的极度匮乏,周作人甚至会为了一盒煎饼的下落,在信中数次提起。当时香港向北京寄物,似乎时常有丢失,1960年10月30日,因为鲍耀明给周作人寄了广式月饼,一直没有收到,周作人在回信中说:

唯别无甚欲得之物,因点心类既不能进口,其余副食品亦不知孰为禁品?倘有罐头“蒲烧”,尚乞酌量购寄,余则不敢望也!

这里的“蒲烧”,是一种日式料理方式,指切开鱼并剔骨之后,淋上以酱油为主的佐料,穿上竹签去烧烤,一般常见的有鳗鱼蒲烧、秋刀鱼蒲烧等。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娶了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所以,他拜托鲍耀明代购的食物,多为日式,我做了一些粗略的统计,做出一份“周作人食单”,供大家参考:

矶自慢

日本静冈县清酒品牌,鲍耀明寄出的是一瓶“大吟酿”,周作人很欣赏,夸奖“有海的味道”。

福神渍

一种产生于江户时代的日本什锦酱菜,据说材料使用了萝卜、茄子、劈刀豆、莲藕、丝瓜、紫苏、芜菁七种蔬菜,于是用关谷中七福神来给它命名。现在最常见的是搭配咖喱饭食用。

奈良渍

奈良风味酱菜,将酒糟混入冬瓜、黄瓜、西瓜、生姜等食材中,腌制年期由3年到13年不等,年份越久远的颜色越深。

赤味噌

日本味噌根据颜色可分为赤味噌与白味噌两大类,味噌颜色的淡浅主要是受制曲时间的影响,制曲时间短,颜色就淡,时间长,颜色变深。周作人收到赤味噌之后,“今晨早速制味噌汁尝之”。

玉露茶

一种日本绿茶。我不太喜欢这种茶,周作人却赞为他的“苦茶”。

鲷味噌

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定义“鲷味噌”“肉味噌”这样的东西,究竟算是用味噌腌制的肉碎,还是掺杂了肉碎的味噌。我贪图包装美貌,曾经买过一盒,吃饭时放一坨,比较鲜,但有腥味,不如肉味噌。

田麸

肉松和鱼松都可称为田麸。周作人还专门让鲍耀明给自己买过鱼松。

梅干

日本传统酱菜。我买了一罐回来,吃了三年,还没吃完,因为太酸,一点点可以吃一大碗饭。做成茶泡饭也很好。

味之素

日本味精。鲍耀明第一次寄,味精的袋子破了,和白糖掺在了一起,重新又寄了一次,因为周作人在信中说,这是羽太信子非常想要的东西。

佃煮

佃煮一般都视为佐饭的配料,味道甘甜而带咸。各种食材均可作为佃煮,我吃过的有鱼、蕨菜、螺肉等。

这些日本土产中,最令我动容的是一盒东京荣太楼的栗馒头。荣太楼是1858年创立的东京和果子老铺,所谓栗馒头,是一种栗子馅的和果子。1962年2月26日,周作人得知鲍耀明的弟弟要去日本观光,便提起想要一盒栗馒头,却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而是因为“内人近来甚欲得”。当时羽太信子罹患胃病,“终夜呕吐”,思念家乡之物,周作人不顾自尊,写信向鲍讨要。鲍耀明得信后,四处寻找此物,后来拜托另一位著名作家,才了了周作人的心愿。

3月24日,这盒辗转东京、香港的栗馒头终于到了周作人手中,同时寄来的还有猪肉罐头、方糖、奶粉和药物。拿到包裹时,周作人最感慨的,居然是栗馒头的“原盒无损”。然而信子的病情加重,这时连日思夜想的故乡之物,也吃不进去了。4月7日下午一点,便传来了信子的死讯。

后来的那些日子,那些梅干、盐煎饼与和果子只能存在于周作人的记忆中。

(作者系《民国太太的厨房》书作者。本文详见于《家族企业》杂志11月号,版权归《家族企业》杂志所有。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经本刊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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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界的中流砥柱:甜到哀伤的周氏兄弟

后来的那些日子,那些梅干、盐煎饼与和果子只能存在于周作人的记忆中。

寄居北京,最大的恨事是吃不到一口好点心。这种对于北京点心的怨气几乎持续了一百年,尤其是对一个南方人来说,点心简直是比米饭更重要的命脉,饭可以不吃,点心匣子却是常年要准备齐全的。在这群江南抗议人士中,最响亮的名字是周作人。

1924年,周作人便开始抱怨:“北京建都已有五百余年之久,论理于衣食住方面应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实际似乎并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论,就不曾知道什么特殊的有滋味的东西 ”他对于南北点心的分类,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北方的点心历史古,南方的历史新,古者可能还有唐宋遗制,新的只是明朝中叶吧。点心铺招牌上有常用的两句话,我想借来用在这里,似乎也还适当,北方可以称为‘官礼茶食’,南方则是‘嘉湖细点’。”“官礼茶食”是历代相承的,即使时势转变,点心上发生了新品种,但“一切仪式都是守旧的,不轻易容许改变”;江南地区的商业在明时发达,“那里官绅富豪生活奢侈”,茶食一类也就发达起来,所谓“细点”,如是。

“藤村羊羹”的脑残粉

不管粗细,周作人和鲁迅兄弟对于点心的热爱,是毋庸置疑的。这种热爱似乎可以追溯到在日本的留学岁月。他们共同的文学偶像是当时的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就是现在千元日币上印着的那位先生),夏目漱石的胃不好,却偏偏热爱红豆年糕这样难以消化的甜食。夏目的妻子曾经回忆,为了让丈夫忌口,她经常把家里的羊羹等甜食藏起来,可是每次丈夫一回家,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翻箱倒柜,这种“侦察与反侦察”的活动,贯穿着夏目的大半生。

周氏兄弟作为夏目漱石的脑残粉,便忠实地模仿夏目的所有举动,他们租住夏目漱石住过的房子,也热爱吃夏目漱石爱吃的点心。周作人一直念叨着“本乡三丁目的藤村制的栗馒头与羊羹是比较名贵的,虽是豆米的成品,那优雅的形色,朴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各色的羊羹大有特殊的风味”。

“羊羹”这名称,和羊肉毫无关系,是用小豆做成馅,加糖凝结成块,切成长条,在日本算是贵重的点心。根据周作人的考证,羊羹在中国原本叫做羊肝饼,因为饼的颜色很像羊肝,传到日本,便讹传成为羊羹。周作人爱羊羹,哥哥鲁迅也不例外。他一有零钱,便会去买藤村家的羊羹,藤村家的羊羹是文人们的最爱,扎堆儿住在本乡一带的文艺青年,笔下常常出现“藤村羊羹”,这当中当然也包括夏目漱石,他最喜欢藤村家的“藤色”羊羹:“在所有糕饼中,我最爱羊羹。即使并不想吃,光是那表面的光滑、致密且呈半透明受光的模样,怎么看都称得上是一件美术品。尤其是泛蓝的熬炼方式,犹如玉和寿山石的混种,令人感到十分舒服。盛在青瓷皿中的蓝色羊羹,宛如方从青瓷皿中出生一般的光滑匀润,教人不禁想伸手抚摸。”

不过,点心和偶像比起来,显然还是点心更重要。周氏兄弟很快搬离了夏目漱石住过的房子,因为房租增加了许多,便不能再去青木堂吃牛奶果子露了。何况羊羹虽然是日本的好,终究也是中国的产物。

“甜党”鲁迅

比起周作人的挑剔,鲁迅对北京的点心显然宽容很多。在《鲁迅日记》中,前后有十几次在稻香村购物的记载:“1912年9月25日,阴历中秋也。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至稻香村买食物三品。”“1913年5月3日,过稻香村买饼干一元。”稻香村在当时算是南货食品店,卖的多半也是仿制的南方点心。在真正的北京点心中,鲁迅最喜欢吃“萨其马”。启功先生考证,《清文鉴》中便有此物,释意却非常奇怪—“狗奶子糖蘸”。萨其马用鸡蛋、油脂和面,细切后油炸,再用饴糖、蜂蜜搅拌沁透,故曰“糖蘸”。只是“狗奶子”太让人不解,王世襄先生对这个名词做了考据:“如果真是狗奶,需要多少条狗才够用!原来东北有一种野生浆果,以形似狗奶子得名,最初即用它作萨其马的果料,入关后,逐渐被葡萄干、山楂糕、青梅、瓜子仁等所取代,而狗奶子也鲜为人知了。”

除了萨其马,鲁迅也喜欢白薯切片以鸡蛋和面油炸的点心,这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朱安为他特制的,后来人们便叫这种点心为“鲁迅饼”。不过,即使爱极了这款饱含朱安深情的点心,他还是更喜欢给他写信说明“如何防备蚂蚁夜里来偷吃点心”的许广平。到鲁迅家做客,无论男女,一开始都是打开点心匣请吃点心。但久而久之,鲁迅便发现,男的一来,点心匣子很快被清空,于是不得不差别对待:女生来家里做客,还是请吃点心;要是男生来,点心盒子里的点心便换成一筐花生,这也算是“甜党”鲁迅的一点绅士风度。

周作人的海淘生涯

1960年,鲁迅已经去世24年,周作人把生命中最大的期待都给予了食物,每星期最令他激动的事情,是收到朋友们寄来的包裹 。

这其中,最多的包裹来自鲍耀明。半世纪之前,鲍耀明与周作人的745通书信,使我们这些后辈得以有幸一窥周作人先生的晚年生活与思想。

2016年4月9日,鲍耀明先生在中国香港去世时,我正在日本出差。站在超市里,手里捏着那包盐煎饼,忽然想起周作人写给鲍耀明的第一封信里的第一个请求:“欲请费神买盐煎饼一盒。”

那时的知堂老人周作人,因为儿子周丰一被打为“右派”停发工资,只能靠自己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翻译的收入,养活一家数口,以及周建人前妻羽太芳子。生活窘迫,苦不堪言。

那时的鲍耀明,从东京回到香港,在三井洋行任副总经理。虽然从商,他所热爱的仍是文学。因此,鲍耀明结识了不少作家,这其中,便包括曹聚仁。

1950年,新加坡南洋商报社在香港中环旧东亚银行九楼设立驻港办事处,并以“创垦社”的名义,发行不支稿费的同人杂志《热风》。撰稿同人有徐訏、曹聚仁、朱省斋、李微尘、刘以鬯、高伯雨、李辉英等,写外稿者则有知堂老人周作人。在《热风》同人的一次叙会中,鲍耀明向曹聚仁问起:“不知知堂老人近况如何?”曹聚仁反问:“你是否想认识他?”鲍耀明答:“我正是有这个意思。”曹聚仁说:“既然如此,我替你写信给他,不过,最好你自己也给他去封信。”

于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和一个失意的大师开始了长达七年的鱼雁往来。

不可思议的是,书信中,他们谈论最多的,不是文学,不是历史,却是食物。因为鲍耀明的帮助,周作人比现在的海淘生涯,可早了大半个世纪,如他信中所说:“身居北平,得食千里外的珍品,深感佳慧。”

一开始,鲍耀明给周作人寄的,还是颇为风雅的清酒、樱干和煎饼,渐渐的,换成更为实用的猪油和白糖,甚至还有十斤糯米(因为周作人想在端午节包粽子)。除了食物,也有药品,比如治疗结核病的常用药雷米封,还有安眠药、胃药等。

那时的海淘环境和现在相比,更加恶劣。鲍耀明和周作人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当时规定每人每月只能收一个海外包裹,于是鲍耀明让周作人提供了多个名字—除了本人,还有妻子、儿子、儿媳、侄子。周作人妻子信子去世之后,周作人特别告知鲍耀明,从今天开始,不要再用信子的名字寄包裹了,因为取时需要出示户口本。

为了可以给周作人一次寄尽可能多的东西,鲍耀明动了很多心思。比如一次寄月饼,周作人收到时,惊喜地发现“虽罐已磕瘪,而内容无损,又蒙费心用砂糖衬垫,更保证完全”。有段时间,香港报纸传言,包裹只可以寄国内紧缺品,味精有国产货,不许进口。因为周作人点名想要日本的“味之素”,于是鲍耀明买来味精,去掉包装,分装后和有标示的白糖一起,再放在铁皮盒子里。这样一旦查出,也会认为是白糖。

当然包裹丢失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根据不完全统计,鲍耀明寄给周作人的物品中,被海关扣下下落不明的有:CARRO 巧克力、日本羊毛衬衫一件、松茸、生油、月饼、昆布 有些包裹还会出现部分物品缺失的情况。有一次,明明包裹列单有猪油,周作人甚至为此交了税,但没有当场打开检验。等到回家打开,发现猪油已不翼而飞。周作人感慨,肯定是被人半道劫走了,“毕竟猪油紧俏”。

之所以紧俏,因为当时正值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周作人的日记里,多见别人送了几个苹果、一听只有芋头没有鸡的鸡罐头,连家养的鸡下了一只蛋,也会不惜笔墨,郑重记下。有一年腊八,周作人甚至没有煮腊八粥的原材料(豆米难买),只得在日记里记下,过过眼瘾,那时候,他已经三年没喝到腊八粥了。鲍耀明后来接受采访时判断:

我知道当时内地食物很缺乏,因为是三年困难时期,这里很多人寄食物、日用品给内地亲人。所以,我就跟他讲:“在我这里是举手之劳,随时有什么需要说给我听。”这样,他就开始说:“我现在想要点花生油。方便就请寄点花生油给我。”

因为食物的极度匮乏,周作人甚至会为了一盒煎饼的下落,在信中数次提起。当时香港向北京寄物,似乎时常有丢失,1960年10月30日,因为鲍耀明给周作人寄了广式月饼,一直没有收到,周作人在回信中说:

唯别无甚欲得之物,因点心类既不能进口,其余副食品亦不知孰为禁品?倘有罐头“蒲烧”,尚乞酌量购寄,余则不敢望也!

这里的“蒲烧”,是一种日式料理方式,指切开鱼并剔骨之后,淋上以酱油为主的佐料,穿上竹签去烧烤,一般常见的有鳗鱼蒲烧、秋刀鱼蒲烧等。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娶了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所以,他拜托鲍耀明代购的食物,多为日式,我做了一些粗略的统计,做出一份“周作人食单”,供大家参考:

矶自慢

日本静冈县清酒品牌,鲍耀明寄出的是一瓶“大吟酿”,周作人很欣赏,夸奖“有海的味道”。

福神渍

一种产生于江户时代的日本什锦酱菜,据说材料使用了萝卜、茄子、劈刀豆、莲藕、丝瓜、紫苏、芜菁七种蔬菜,于是用关谷中七福神来给它命名。现在最常见的是搭配咖喱饭食用。

奈良渍

奈良风味酱菜,将酒糟混入冬瓜、黄瓜、西瓜、生姜等食材中,腌制年期由3年到13年不等,年份越久远的颜色越深。

赤味噌

日本味噌根据颜色可分为赤味噌与白味噌两大类,味噌颜色的淡浅主要是受制曲时间的影响,制曲时间短,颜色就淡,时间长,颜色变深。周作人收到赤味噌之后,“今晨早速制味噌汁尝之”。

玉露茶

一种日本绿茶。我不太喜欢这种茶,周作人却赞为他的“苦茶”。

鲷味噌

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定义“鲷味噌”“肉味噌”这样的东西,究竟算是用味噌腌制的肉碎,还是掺杂了肉碎的味噌。我贪图包装美貌,曾经买过一盒,吃饭时放一坨,比较鲜,但有腥味,不如肉味噌。

田麸

肉松和鱼松都可称为田麸。周作人还专门让鲍耀明给自己买过鱼松。

梅干

日本传统酱菜。我买了一罐回来,吃了三年,还没吃完,因为太酸,一点点可以吃一大碗饭。做成茶泡饭也很好。

味之素

日本味精。鲍耀明第一次寄,味精的袋子破了,和白糖掺在了一起,重新又寄了一次,因为周作人在信中说,这是羽太信子非常想要的东西。

佃煮

佃煮一般都视为佐饭的配料,味道甘甜而带咸。各种食材均可作为佃煮,我吃过的有鱼、蕨菜、螺肉等。

这些日本土产中,最令我动容的是一盒东京荣太楼的栗馒头。荣太楼是1858年创立的东京和果子老铺,所谓栗馒头,是一种栗子馅的和果子。1962年2月26日,周作人得知鲍耀明的弟弟要去日本观光,便提起想要一盒栗馒头,却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而是因为“内人近来甚欲得”。当时羽太信子罹患胃病,“终夜呕吐”,思念家乡之物,周作人不顾自尊,写信向鲍讨要。鲍耀明得信后,四处寻找此物,后来拜托另一位著名作家,才了了周作人的心愿。

3月24日,这盒辗转东京、香港的栗馒头终于到了周作人手中,同时寄来的还有猪肉罐头、方糖、奶粉和药物。拿到包裹时,周作人最感慨的,居然是栗馒头的“原盒无损”。然而信子的病情加重,这时连日思夜想的故乡之物,也吃不进去了。4月7日下午一点,便传来了信子的死讯。

后来的那些日子,那些梅干、盐煎饼与和果子只能存在于周作人的记忆中。

(作者系《民国太太的厨房》书作者。本文详见于《家族企业》杂志11月号,版权归《家族企业》杂志所有。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经本刊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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