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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董子琪 姜妍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就开始关注刻在窑器上的唐诗，并对这些诗歌进行梳理。在这个过程中，他感慨自己的工作“是让唐代诗歌的整体水平下降了。”在上海书展期间举行的“路的前方有唐诗”活动上，陈尚君和另一位研究诗歌的中南大学教授杨雨谈及了自己研究的这些出自精英阶层之外的唐诗，他称这些诗歌本身“并不高明”，但并不是说唐诗变差了。
陈尚君：窑器上出土的唐诗“并不高明”
两位学者讨论了唐朝诗歌在民间流行的证据——唐人酒器。在长沙铜官窑博物馆里，杨雨注意到不少出土的唐朝酒器上写着改自白居易《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诗句“二月新丰酒，红泥小火炉。今朝天色好，能饮一杯无。” “铜官窑烧制最鼎盛的时期正是白居易和元稹最流行的时间”，杨雨说，“那样一首诗已经普及到了湖南长沙最民间的、最人间烟火的地方——铜官窑的窑工中。”她感动于不识字的匠人也依然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将表达他们感情的诗句刻在百姓日常用的器皿上，“只要在对饮，就能想到白居易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陈尚君则提到，尽管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称自己的诗在民间流传甚广：“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但事实上，铜官窑出土的酒器上“改用”的白居易的诗，恰恰说明他的诗对民间来说还是太专、太深，底层人民自发地改得更明白、浅显。
从八十年代起，陈尚君便关注着这类刻在窑器上的“浅显”诗歌。据他统计，这类诗歌大概有120首，极大地丰富了唐诗。可“数量增加不代表水平提高”，在整理全唐诗的过程中，陈尚君感到自己的工作“是让唐代诗歌的整体水平下降了”。他认为，这种下降并不是说唐诗变差了，而是由于考古和新文献的发现，让我们读到了精英阶层之外、属于社会下层的唐人写的诗。这些诗歌本身“并不高明”：百姓写鱼因为贪食而咬钩，被钓上来后“悔不忍饥”。陈尚君评价说，这样的讲法是非常世俗的，但这样的说法却同样被人们认可。他总结道，这些属于唐代下层文人的诗，无论是湖南铜官窑里窑器上的诗、山西上党出土的题诗还是敦煌的学童题诗、吐鲁番的卜天寿题诗都揭示着：“这是一个立体的时代，这个时代（人人）都写诗，都对诗有认识。”
杨雨：今天的网络在“去感情化”
唐诗是唐人生活的记录，记录随着时代起伏产生的喜悦与愁苦。杨雨说，今天我们还能读唐诗是因为即使时光过去了一千多年，“我们对人性、对生活细致的体验是不变的”。今天人们仍然需要读唐诗也是因为诗中饱含情感。“现在网络可能比较流行‘去情感化’，觉得（情感）很作、矫情”， 杨雨说，“但（说这些话的人）往往更需要情感的慰藉。”
两位学者认为，唐诗中的情感得来不易，天才如李白者也不可能真的写诗“胸口一喷即成”，陈尚君说：“从李白传世的文本里，能看到他对自己的诗反复地进行修改，这说明再天才的诗人也有勤奋的一面。”对于杜甫，陈尚君则引用学者吕正惠的看法：“杜甫是不断追求诗歌进步的诗人”。在陈尚君看来，杜甫是“心气很高的”，“他（杜甫）不断地挑战自己，挑战（诗歌）新的题材、新的内容，”他说，“杜甫写诗反复锤炼，务必写出前人没有的。”谈到白居易，陈尚君则评价道，有“好几个白居易”：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是多情的；在《新乐府诗序》里是抗争的；他贬官以后又是失落的；到中年后变成了享乐的。“为什么日本人喜欢白居易？”陈尚君解释道，“白居易的可贵，在于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个人之欲望。”
两位学者还提及身处短视频时代，人们应该如何读唐诗的问题。在抖音上讲唐诗的杨雨说，技术手段能透过刺激视觉和听觉的方式，让人们“短平快”地了解尘封了一千多年的唐诗。陈尚君则认为，对于专业的学生来说，该好好读一读“大家”。但如果作为日常调剂，“可以读读《唐诗三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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