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礼中第一次来到桂林旅游是在1978年，那时中国正在试图走出长期计划经济下的阴影，贝礼中与他的父亲贝聿铭一道受邀来到中国访问。
在1970年代末，这类邀请通常是某种变革举措的先声。第二年，贝聿铭被中国政府委托设计一个重要的建筑项目——香山饭店。贝聿铭考虑了很久是否要接受这个项目，此前，他拒绝了一个在故宫附近设计高层建筑的请求。
拒绝的原因来自贝聿铭对于北京城市规划的思路，他后来多次提出，应严格控制北京古城区的建筑高度，以保持从故宫向外平缓开阔的空间格局。在贝聿铭看来，北京最理想的规划是建成巴黎式的城区，“里面不动，只进行改良，高楼建在旧城外面”。
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商业项目开发者和城市规划者们考虑到这些的并不多，同样参与了香山饭店设计方案的建筑师曹慰祖对当时中国大陆匮乏的建筑知识记忆犹新：“当时中方的合作者不知道怎么构建这个项目，他们只有一家建筑公司，并且来对接的人把我们的图纸看都看反了。”
贝礼中亲身感受到了人们求新求高的建筑需求：“当时国内在现代建筑设计上有一个不好的趋势，就是过分西化，改革开放之后涌入了很多新的思潮。然后很多地方都建起了高楼大厦。”
贝聿铭被归类为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他同时也以坚持民族性著称。早在1946年，贝聿铭还在求学时，他就曾和自己的导师、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发生过争论，后者认为未来建筑的主流将是国家风格的现代主义。格罗皮乌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建筑设计师之一，也是包豪斯的创办人，但贝聿铭的成就同样不可小觑。
人们很难说谁的看法更贴合实际，但在1978年，当贝聿铭登上景山环顾北京，看到沿着中轴线两侧排布的胡同、街道、钟鼓楼时，他的直觉压倒了老师的理论，“城墙虽然没了，北京的肌理还在。”
近40年后，贝礼中在广西桂林的十如论坛上告诉现场听众那些高楼的结局：“到1993年的时候，北京政府出台了新的规划条规，最后中心城区内的许多高楼被拆除掉了，但香山饭店一直还在。”因为这件事，他对父亲前瞻的能力印象深刻。
贝礼中在哈佛大学学习设计，当香山饭店的设计重任落在父亲肩上时，他刚刚在贝聿铭建筑事务所工作了两年。贝聿铭的建筑理念深刻影响了所有的儿子，1992年，贝礼中与哥哥贝建中一起，独立创办了新的贝氏建筑事务所，开始自己的事业。
如果说贝礼中通过香山饭店体认到了建筑与城市的微妙关联，曹慰祖的香山经验则体现了不同意趣，在1981年考察香山饭店项目的闲暇，这位毕业两年的建筑师拿着相机奔波在北京郊区的乡村和工地上，乡村公路上通勤的骡车、躺在谷堆上睡觉的妇女，都成为他胶卷里的素材。通过这种方式，他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也更细致地观察着中国社会。
“我们总把现代主义和现代化思维混淆起来。其实现代主义更多在乎的是自由的态度，要按照最人性化的方式解决面临的问题。这是我在这个香山饭店项目中所学到的。”
那段时期成为曹慰祖建筑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在香山饭店的设计过程中，曹慰祖不仅目睹了贝聿铭在与一个刚刚开放的市场打交道时的处理之道，也开始思考建筑师在面对复杂项目时应有的态度。
“我开始抑制住想要参与其中的欲望。”这出于一种复杂的感情，“我当时感到惧怕从中接手极具潜质的项目。”
曹慰祖在1985年成立了自己的建筑设计品牌，贝聿铭曾向他提出忠告：不要选好项目，而要选好客户。曹慰祖当时的反应是，“那我就去当自己的客户就好了。”于是他与合伙人在中国成立了一家新公司，用以对接国内的建筑项目，“我们希望能够在中国这边做更好的项目。当时是希望能够就反消费主义、现代主义这样的一些主题，来做一些项目。”
在新加坡，曹慰祖承接了被誉为“新加坡的洛克菲勒中心”的新达城（Suntec City）项目，前后花费了10年时间为其进行建筑设计。在香港，他花费了12年时间，将与设计师Joyce Ma合作的精品店从一家扩张到五家。审慎的建筑观和慢条斯理的设计节奏开始成为曹慰祖的标志。
在贝聿铭的黄金时代，现代主义的建筑设计理念风靡全球，稿纸和铅笔是建筑设计师们的傍身利器。“少即是多”（less is more）的原则影响着当时的经典建筑，它们简洁、明确。但到了贝礼中自立门户的时代，电脑绘图和其他辅助技术的进步使得设计师可以尝试过去无法做到的复杂建筑。
“与过去相比，很多概念都发生了变化，有一些传统建筑，并没有很好的考虑环保因素。”贝礼中向听众提起纽约帝国大厦改造的例子。
“帝国大厦在1933年的时候建成，在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全球十大建筑之一，但在2009年，整座大厦更换了60%的窗户。虽然花了几百万美元，但是它换成了新的玻璃的材料，目的是减少能耗，减少碳排放。”
实际上，这个项目计划的真实花费远大于贝礼中的预估，帝国大厦的改建计划花费了2000万美元，将整座大厦6500片窗户玻璃加入隔热层，并重新设计连接所有空调、风扇、照明设施的能源系统和温度调节系统。这种节能投入并非没有意义，设计者称，帝国大厦改造后每年将节约440万美元的能源成本。
相比单一建筑，贝礼中相信综合规划才是低碳建筑的未来。一个重要的例子在纽约曼哈顿中城，世界上最繁忙的商务区。
曼哈顿的可开发区域只有28英亩，但由于地面上包含了75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以及多数餐厅、公寓、学校、公众艺术中心等，这一项目的实际开发面积达到68英亩。
“它是高度发达、可持续性的、密度很高的互联互通的区域，包括了休闲、文化和交通运输的功能。”贝礼中认为，类似的综合体开发目前还很难中国出现，原因不难理解，“它能够为居住其中的人提供非常清洁的开放空间。”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邀请知名的建筑事务所们为自己规划范围更大的产业开发区。与之相应的，贝礼中、曹慰祖的设计兴趣更多转向建筑规划，他们在中国代表的项目包括北京的“星德宝”项目、青岛的The Agora项目，以及四川的西区城市规划项目（Xiqu Urban Development Masterplan）等。
贝礼中最近的一个综合体项目在江苏无锡，拥有147英亩的规模。“我们不是在建立所谓隔离的景观，而是一个完全一体化的文化区，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他停顿片刻，“我的事务所在中国拿下了不少开发区的设计方案，我希望我们可以去实现可持续和低碳的目标。”
对于高层建筑，两位建筑师均表示并无特别的兴致。“摩天大楼和自然是脱钩的，如果我们必须将大量人口放在高层大楼里面，那我们应该找到新的方式。”曹慰祖则颇带俏皮的解释：“在1978年，贝聿铭先生已经拒绝这种构建北京高层建筑的想法。”
而被当现场观众问及当代的逆城市化潮流时，以审慎闻名的曹慰祖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在纽约出生，在那里也有人提倡离开城市去种田，这是一种社会变革的口号，也许是未来的趋势。但我想总体上，人们还是向往城市生活的。”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