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理想的可能性就像阳光下的雪一样消融掉了。我们分道扬镳，在各自选定的路上走下去。既然如此，那么是否从一开始就不该有什么梦想？答案是，不。

围绕《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一书，两位历史学者就民族主义史学展开探讨。

父亲是如何做到在德国找到他弟弟住址的？他怎么可能在前苏联首都庞大的蜂窝房系统中精确定位到一扇具体的家门？为什么我从来不知道这扇门的存在？

在《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一书中，普通人的回忆为我们展现了私人生活如何同邪恶体制共谋，又如何最终被其反噬与倾轧的。在对作者康拉德·H·雅劳施的专访中，他也分析了个人遭遇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

要解开关于《贝尔法斯特》的困惑，我们必须回到上个世纪60年代，深入了解爱尔兰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经济困境、宗教冲突、移民潮……

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是欺骗吗？说谎者相信自己撒的谎吗？他们能够识别虚假吗？

也许，炼狱观念和制度所代表的中世纪人文主义，以及中世纪人文主义对善恶二元论及其极端主义倾向的抵制，是我们需要寻找的答案的一个组成部分。

启蒙思想借助畅销书籍深入人心，只是其主调还是温情和美德，并没有直接播散火种，但它召唤出了改变不堪现状的思想。

沙青青提到，一种对历史的想象认为，在法国大革命发生当天，所有人陡然一变。实际上，很多历史时间的坐标意义都是被后天赋予的，身处其中的人们可能感觉不到。

回顾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接受史，我们不难看到经济学家在理解人类社会复杂性上表现出的傲慢，以及未经论证的理论被盲目应用到社会政策中时可能导致的灾难性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