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青青提到，一种对历史的想象认为，在法国大革命发生当天，所有人陡然一变。实际上，很多历史时间的坐标意义都是被后天赋予的，身处其中的人们可能感觉不到。

回顾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接受史，我们不难看到经济学家在理解人类社会复杂性上表现出的傲慢，以及未经论证的理论被盲目应用到社会政策中时可能导致的灾难性结果。

无论从制宪决断进程遭遇的种种质疑，还是从社会生活世界中深藏的世态民情看，作为革命与战败后复杂政治斗争产物的魏玛共和国，从它诞生开始就没有获得真正的“权威”，它更像是一项重大功利算计。

我们是否可以按今天的标准，将十六、十七世纪视为一个不讲卫生、肮脏不堪的时代？

中世纪风音乐把我们喜爱的歌曲放在了一个远比当下更恐怖绝望的时代背景下，提醒我们人类曾经历过更糟糕的时光。

布鲁玛认为，当死亡与媚俗成为新的伪宗教，民族主义正借用集中营前的凭吊还魂。

如何书写一座世界城市的过去和今天？尤其是在它的居民们又厌倦帝国又怀念帝国的时刻？

我们可以在今日美国的动荡和1381年英国农民大起义发现哪些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收入不平等令人震惊，其背后的压迫来缘已久。

内阁办公厅在一战时应运而生，本身并不是出自某个精深的政治理论，而纯粹是为了提高战时内阁行政效率的现实需要，这其实也符合英国渐进式改革的保守主义政治特色，折射出一种重视实际而反对抽象的思维方式。

同一个时代里不同的人的生命轨迹及彼此的交汇，那条发光的历史长河照亮了我们的头顶，仰望星空再面对未来似乎也更多了一份笃定从容——或许这就是历史对普通人来说最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