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是欺骗吗？说谎者相信自己撒的谎吗？他们能够识别虚假吗？

也许，炼狱观念和制度所代表的中世纪人文主义，以及中世纪人文主义对善恶二元论及其极端主义倾向的抵制，是我们需要寻找的答案的一个组成部分。

启蒙思想借助畅销书籍深入人心，只是其主调还是温情和美德，并没有直接播散火种，但它召唤出了改变不堪现状的思想。

沙青青提到，一种对历史的想象认为，在法国大革命发生当天，所有人陡然一变。实际上，很多历史时间的坐标意义都是被后天赋予的，身处其中的人们可能感觉不到。

回顾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接受史，我们不难看到经济学家在理解人类社会复杂性上表现出的傲慢，以及未经论证的理论被盲目应用到社会政策中时可能导致的灾难性结果。

无论从制宪决断进程遭遇的种种质疑，还是从社会生活世界中深藏的世态民情看，作为革命与战败后复杂政治斗争产物的魏玛共和国，从它诞生开始就没有获得真正的“权威”，它更像是一项重大功利算计。

我们是否可以按今天的标准，将十六、十七世纪视为一个不讲卫生、肮脏不堪的时代？

中世纪风音乐把我们喜爱的歌曲放在了一个远比当下更恐怖绝望的时代背景下，提醒我们人类曾经历过更糟糕的时光。

布鲁玛认为，当死亡与媚俗成为新的伪宗教，民族主义正借用集中营前的凭吊还魂。

如何书写一座世界城市的过去和今天？尤其是在它的居民们又厌倦帝国又怀念帝国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