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者藤井省三认为，鲁迅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批判同样可以视为对日本人国民性的批判，他的绝望与希望的哲学引起了日本人的深刻共鸣；他既是中国的modern classic，也是日本和东亚的modern classic。

从冲绳开始，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我们是谁。

“我希望建立起一种中日之间你来我往、相互促动、彼此引发的思想文学关系链。”

明治时代之后，尤其二战结束以后，岛国政治家对汉学的学习与掌握水平已经大不比其先贤。

天平胜宝六年（754）四月五日，鉴真在东大寺立坛授戒，掀开了日本佛教史崭新的一页。这激动人心的时刻，连同鉴真带到日本的许多国宝，被光明皇后记录保存下来，就珍藏在正仓院里。

作者认为这部作品超出了御用文学的范畴，带进了太宰治对东亚文化、文学、宗教的思考，尤其是对鲁迅弃医从文、鲁迅与基督教的关系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就东亚整体秩序而言，倭寇不仅构成了元末及明代中原政权与日本进行正常经贸交往的破坏因素，也成为朝鲜民众至今难以平复的历史痛点。

虽然古代东亚的秩序非常明晰，但是近代以后，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关系更加纠缠不清。

大江健三郎为什么要在冲绳寻找“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的答案？50年后，孙歌怎样将冲绳、金门与韩国联系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