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边到处都架有煤气灯和电线杆，街道两旁种有树木，道路非常平坦，整体为欧洲风格。毕竟当时在我国连煤油灯都很少见，晚上依靠点蜡烛照明，所以在地里面埋上管子引导煤气来照明这种事，真是连做梦也想不到。至于利用电线传递消息，只让人以为是天主教传教士的妖术。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我本已为轮船的设备而惊叹，但还没踏上欧洲土地，在上海就巴亲眼目睹和体验到了西洋人的科技水平有多高超。这些让我深切地感到，需要学习的太多太多。

这是一个世纪前一位日本老人在回忆录里，对年轻时第一次踏足上海时的描述。回忆录的主人，就是在明治维新时代创办无数企业、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

当然，1867年初涩泽荣一航海来到上海时，他还是一位27岁的普通人，籍籍无名。那一年他受日本幕府的派遣，作为随员陪同幕府将军的弟弟到法国参加巴黎博览会。当时去欧洲的日本人一般都会在上海停留，上海的近代化气息也让这些头顶发髻、身穿和服的人们大开眼界。

1843年，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通进长江门户，开设行栈、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20多年后，上海已经不再是一个不起眼的海边县城，而是一个充满西洋风情的近代化都市，让年轻的涩泽荣一深受震撼。

涩泽荣一出身农民家庭，少年时受到幕府低级官员的羞辱，由此对幕府体制产生了质疑，后来走上了尊王攘夷的道路。他一度筹划要火烧横滨外国人居留地，并把见到的外国人一个不留地斩杀。计划没有付诸实施，因缘际会，涩泽荣一本人由于精明能干，被幕府招用，成为幕府的低级官员。通过接触电报机等近代文明产物，涩泽荣逐渐认识到了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1853年日本开国之后，横滨等地的外国人居留区也有很多西洋风情的建筑，但多是两层的木结构房屋，不像上海滩的西洋建筑这样雄伟壮观。在繁荣的上海租界，涩泽荣一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近代文明的巨大成果，清醒地意识到日本不能盲目排外，而是必须向西方学习。

在这个意义上，上海租界为日本提供了一面可以映照自己的镜子，懂得了必须走向近代文明的道理。令人深思的是，这面镜子的另外一面，同样警醒了日本。

在上海租界，涩泽荣一看到这样的场景——

此地虽有英法及其他国家的西洋人教会、学校等，促进教化，但西洋人持鞭呵斥、支使中国人的态度简直如同对待骡马。而这些中国人不仅对此毫无疑虑，甚至仿佛已经习以为常。我们在逛街的时候，常看到人群如同见了砂糖的蚂蚁一般聚集起来，为了不知什么事争吵叫骂，阻塞交通。当英法等国的巡逻兵驱赶他们的时候，人群会如同退潮般瞬时散去，但过了一会儿又会像之前那样聚集起来。让人不得不感到，这个业已衰退的东洋大国的国民，在文明程度上与欧洲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发出这种感慨的，并非只有涩泽荣一。五年前，另一位尊王攘夷派志士高杉晋作来到上海，就贸易问题与清政府进行交涉。他看到大气王朝的官员们因循苟且，空渡岁月，徒然提倡固陋之说。而黄浦江里外国商船穿梭竞逐，市街上外国商馆鳞次栉比，一队队水兵从军舰上下来执行任务，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只对外国人免费开放。高杉晋作认识到日本必须避免大清国的覆辙，奋起直追，向西方学习。他对朋友说，如果日本不谋求变革，那么“今日之清国乃明日之日本”。

涩泽荣一的的想法和高杉晋作不谋而合。在《航西日记》里，涩泽荣一这样写道：“清国历史悠久，幅员广阔，土地肥美，物产丰富，是欧亚诸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然而清国自恃大国地位，不肯与时俱进，无视文明开化之现状，妄想世界第一。它固步自封、冥顽不化的结果，就是国力日渐贫弱。这实在是令人深感遗憾。”

因此，当高杉晋作离开上海归国之时，在涩泽荣一起航奔赴欧洲之际，两个日后将在日本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改变了思想，从曾经的排外主义者变成了日本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

其实，自从1840年以后，日本一直把中国当作自己的一面镜子。大清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让日本意识到不能与西方列强为敌，因此在美国“黑船来航”后主动放弃闭关锁国政策，打开了国门。不过，在朴素的民族主义的驱使下，许多人走上了尊王攘夷道路，盲目排外。可是，那些头脑灵活、善于变通的俊彦之士，却能够不断地从中国的遭遇中反思日本的出路，辨识世界历史洪流的走向，最终引导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

1867年2月的一天，涩泽荣一乘坐的法国油轮告别上海，驶向辽阔的大洋。十多天前，15岁的明治天皇继位，悄然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历史帷幕，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运动在这个东亚岛国上演，涩泽荣一等人物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于大清王朝，依然酣睡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不肯醒来，满朝权贵不肯向西方学习，依旧视日本为“东夷蛮邦”。直到近30年后被甲午海战的炮声惊醒，它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日本远远抛在了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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