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

哥大教授马克·里拉:校园的身份政治正在摧毁自由派的事业

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哥大教授马克·里拉:校园的身份政治正在摧毁自由派的事业

特朗普当选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发表的批评身份政治的文章引起了广泛讨论,他也成为自由派内部批评政治正确和学院风气的标志性人物。在《高等教育纪事》的这篇采访中,他再次探讨了这些问题。

总统大选之后,马克·里拉(Mark Lilla)觉得必须直抒胸臆了。“我在亢奋中写作,”他说。那篇文章后来发布在《纽约时报》上,他认为“美国自由主义已经进入了关于种族、性别和性向认同的道德恐慌中,它歪曲了自由主义所传递的信息,使其无法形成凝聚力。”

里拉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人文学科教授,他把造成这种恐慌的部分责任归咎于学术界和他们对身份政治的偏执。“我们如何向普通选民解释,赋予大学生们权利去选择自己的性别代词是一件很紧迫的事情?”他问。“当看到一个密歇根大学的捣蛋分子自称‘陛下’(His Majesty)时,我们如何能不跟选民们一起发笑?”

这篇文章激起了雪崩式的回应与反驳。耶鲁大学政治科学讲师Jim Sleeper在《纽约时报》发文称:“不要把我们社会中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归咎于校园里关于肤色、性别的正义要求,它们是对危机的反应,而不是造成危机的原因。”而Rebecca Traister在《纽约杂志》中写道:“这种自以为高明的归罪是不合理的,它来自于最不受特朗普上台影响的人,却在责备那些为了打败特朗普而付出最大努力的人。”

哥伦比亚一所大学谴责马克·里拉助长和教唆了白人至上主义。这篇文章也在欧洲引起了共鸣,它不仅被刊登在《世界报》(Le Monde)的头版,还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各家报纸上掀起了热烈讨论。里拉在这一个月内不停接受采访,他正在考虑写一本关于身份政治的书。上周,他接受了《高等教育纪事》(The Chronicle)的采访,谈论了政治正确性、自己被比作大卫·杜克(David Duke、美国三K党前领袖)的事情以及为什么学者需要多看福克斯新闻。

马克·里拉

Q:高校是否太过痴迷于多样化?

马克·里拉:他们对身份太过痴迷了。两者间有细微的区别。多样化作为社会改革的目标是一件好事。但是,如今的身份政治不再是关于群体归属,而是关于个人身份。从70年代到90年代,身份政治关注的重点从群体身份转换成了个人身份,这种个人身份是不同身份的交汇。身份变得更加自恋,更少与更大的政治主题联系起来。对于很多学生来说,他们的政治兴趣和政治参与止于自我定义的边界。

他们将太多的时间和思考投入到确定自己究竟属于多种身份里的哪一种,而不是把大学时光看作忘掉或者克服这些东西的机会,以某种自律的方式成为真正的自己的机会。

Q:研究身份问题的科系和中心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吗?

马克·里拉:嗯,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关于女性历史和同性恋历史的研究,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如果大学里有一个仅仅关注特定身份或身份问题的专业和教师队伍,就会导致他们从大学的广泛活动里退缩。这些项目有小圈子的封闭倾向,项目里的人自说自话,互相鼓励;学生们会陷进去,选择研究女性、非裔美国人、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作为专业,我觉得这对于他们来说错失了机会。

Q:在您的文章中,您认为当涉及像性别、种族等充满争议的话题时,自由主义应当采取安静的、敏锐的处理方式,并且保持恰当的分寸感。在校园里也应该这样吗?

马克·里拉:是的,因为学生的要求越来越激进,而且丧失了分寸感,我们的校园不是阿勒颇。我们见证了这些议题上的怒气——不管是建筑物命名问题、变性人浴室问题还是代名词问题——我们是个福音派国家,我们试图改革自身的时候都倾向于狂热。不幸的是,在大学里这种自我招致的歇斯底里吸引了很多学生,他们本来应该更多地考虑自身之外的问题。对此,高校管理者和教授袖手旁观,没有进行有力的抵制。

它给自由派事业制造了一幅极具破坏力的景象——这里我是以自由派的身份说话。在我们自由派的政治生活里中有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所做所说的一切都会被保守派的媒体过滤。像身份政治闹剧那样持续地向这些野兽投喂新闻材料,只会在争取选民时伤害到自由派的事业。这是一件非常让人分神的事情,也会造成力量的巨大损失——这份力量本来可以导向外部现实世界中共同的政治目标上。然而,它现在却被导向自身内部,导向我们在校园里创造的乌托邦小圈子。

Q:那么,学术界是否也应为美国自由主义陷入关于身份的道德恐慌而负部分责任?

马克·里拉:是的,因为民主党已经变成了受过教育的精英的政党。那些思考和决定政治策略的人都受过大学教育。共和党的网页上就有“美国再启程的原则”,点击它,你就会看到对于共和党来说极其重要的11个问题,以宪法开头,以移民问题结尾。然而,民主党没有类似的链接。相反,你可以点击17个其他组织的链接。身份政治已经影响了政党内人们的想法。

我认为自由主义的两项基本原则就是法律面前的平等保护以及团结。我们已经失去了这样的叙述,我们没能以一种囊括所有人的方式阐述我们的核心原则。

Q:在政治正确上,自由派学者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马克·里拉:两件事。其一,校园里少有共和党员,对共和党员、保守派和福音派还存在不包容和敌视现象。因此,自由派学者不会和其他人产生摩擦。

其二,让我觉得很惊奇的是,他们不看福克斯新闻。我们处在一个泡泡里,正如福克斯新闻的那些人也处在泡泡里一样。你需要去看看你的对手是谁,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当然,有些幻想是很便利的,比如想象他们都是种族主义者,或者特朗普当选只是一种“白人反击”(whitelash)。自由派学者需要接触保守派的观点,让保守派的讲师和教授留在校园里,不断学习,搭建桥梁。

Q:您已经成了反政治正确的标杆人物。感觉怎么样?

马克·里拉: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Katherine Franke的文章。

Q:看过。她将您比作大卫·杜克。

马克·里拉:是的,她说我们俩只不过穿着不同的外衣,做的事情是一样的。这其实是一种诋毁,而不是论证。我的基本反应就是:我已陈述完毕,法官大人。

Q:您是白人,您是男性,您也是异性恋。那您是否是进行这项论证的最佳人选?

马克·里拉:论证就是论证,无需多言。

Q:美国有一段很长的反智主义历史,但是这次选举揭示了对专业知识,以及对大学等生产专业知识的机构的广泛不信任。人们对学者的信任已经降到最低点?

马克·里拉:肯定是这样的。一部分是因为大学的公众形象,学校里全都是被宠坏的、享有特权的教授和学生们,他们投入到一些疯狂的事件中。他们很势利,看不起其他人的工作、观点和宗教信仰。

塔克·卡尔逊的节目有一个叫“Campus Craziness”的栏目,节目中90%的例子都是非常疯狂的。它们印证了公众对学术和知识的想像。你甚至还可以把这种态度与对气候变化的怀疑联系起来。尼克·克里斯托夫(Nick Kristof)在他近期的专栏里面指出,现在人们使用“academic”时不是在指学术,而是在表达完全脱离现实的意思。

在当今社会,我们似乎不能恰当地在真实和虚构之间划一条线。

在这里大学是站在最前列的,教授们说服自己和学生们,所有的话语都是出自某个视角,没有不偏不倚的观点,某些人是不能针对某些事件发声的。在90年代的索卡尔事件中,我们才经历过这些。

这是个相当美国式的做法,我不仅仅要决定自己的生活——因为我是自由的——以及通过现代医疗和科技决定自己的身体状态,还要自己来辨别什么是真相。这才是终极自由。

Q:知识分子在特朗普时代能做些什么?他们似乎在被极度边缘化。

马克·里拉: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是——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也是一样——要有分寸感。鉴于面临挑战的不仅仅是我这样的党派自由人士,学术生活和对真理的追求也面临着挑战,我们必须将注意和精力放在真正的大问题上。我们的焦点必须放在大学围墙之外,放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我们应该鼓励学生们去接触更广阔的世界,而不仅仅是关注自己。

(翻译:汪云琪)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来源:高等教育纪事

原标题:Campus Identity Politics Is Dooming Liberal Causes, a Professor Charges

最新更新时间:12/25 13:38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评论

暂无评论哦,快来评价一下吧!

下载界面新闻

微信公众号

微博

哥大教授马克·里拉:校园的身份政治正在摧毁自由派的事业

特朗普当选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发表的批评身份政治的文章引起了广泛讨论,他也成为自由派内部批评政治正确和学院风气的标志性人物。在《高等教育纪事》的这篇采访中,他再次探讨了这些问题。

总统大选之后,马克·里拉(Mark Lilla)觉得必须直抒胸臆了。“我在亢奋中写作,”他说。那篇文章后来发布在《纽约时报》上,他认为“美国自由主义已经进入了关于种族、性别和性向认同的道德恐慌中,它歪曲了自由主义所传递的信息,使其无法形成凝聚力。”

里拉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人文学科教授,他把造成这种恐慌的部分责任归咎于学术界和他们对身份政治的偏执。“我们如何向普通选民解释,赋予大学生们权利去选择自己的性别代词是一件很紧迫的事情?”他问。“当看到一个密歇根大学的捣蛋分子自称‘陛下’(His Majesty)时,我们如何能不跟选民们一起发笑?”

这篇文章激起了雪崩式的回应与反驳。耶鲁大学政治科学讲师Jim Sleeper在《纽约时报》发文称:“不要把我们社会中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归咎于校园里关于肤色、性别的正义要求,它们是对危机的反应,而不是造成危机的原因。”而Rebecca Traister在《纽约杂志》中写道:“这种自以为高明的归罪是不合理的,它来自于最不受特朗普上台影响的人,却在责备那些为了打败特朗普而付出最大努力的人。”

哥伦比亚一所大学谴责马克·里拉助长和教唆了白人至上主义。这篇文章也在欧洲引起了共鸣,它不仅被刊登在《世界报》(Le Monde)的头版,还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各家报纸上掀起了热烈讨论。里拉在这一个月内不停接受采访,他正在考虑写一本关于身份政治的书。上周,他接受了《高等教育纪事》(The Chronicle)的采访,谈论了政治正确性、自己被比作大卫·杜克(David Duke、美国三K党前领袖)的事情以及为什么学者需要多看福克斯新闻。

马克·里拉

Q:高校是否太过痴迷于多样化?

马克·里拉:他们对身份太过痴迷了。两者间有细微的区别。多样化作为社会改革的目标是一件好事。但是,如今的身份政治不再是关于群体归属,而是关于个人身份。从70年代到90年代,身份政治关注的重点从群体身份转换成了个人身份,这种个人身份是不同身份的交汇。身份变得更加自恋,更少与更大的政治主题联系起来。对于很多学生来说,他们的政治兴趣和政治参与止于自我定义的边界。

他们将太多的时间和思考投入到确定自己究竟属于多种身份里的哪一种,而不是把大学时光看作忘掉或者克服这些东西的机会,以某种自律的方式成为真正的自己的机会。

Q:研究身份问题的科系和中心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吗?

马克·里拉:嗯,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关于女性历史和同性恋历史的研究,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如果大学里有一个仅仅关注特定身份或身份问题的专业和教师队伍,就会导致他们从大学的广泛活动里退缩。这些项目有小圈子的封闭倾向,项目里的人自说自话,互相鼓励;学生们会陷进去,选择研究女性、非裔美国人、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作为专业,我觉得这对于他们来说错失了机会。

Q:在您的文章中,您认为当涉及像性别、种族等充满争议的话题时,自由主义应当采取安静的、敏锐的处理方式,并且保持恰当的分寸感。在校园里也应该这样吗?

马克·里拉:是的,因为学生的要求越来越激进,而且丧失了分寸感,我们的校园不是阿勒颇。我们见证了这些议题上的怒气——不管是建筑物命名问题、变性人浴室问题还是代名词问题——我们是个福音派国家,我们试图改革自身的时候都倾向于狂热。不幸的是,在大学里这种自我招致的歇斯底里吸引了很多学生,他们本来应该更多地考虑自身之外的问题。对此,高校管理者和教授袖手旁观,没有进行有力的抵制。

它给自由派事业制造了一幅极具破坏力的景象——这里我是以自由派的身份说话。在我们自由派的政治生活里中有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所做所说的一切都会被保守派的媒体过滤。像身份政治闹剧那样持续地向这些野兽投喂新闻材料,只会在争取选民时伤害到自由派的事业。这是一件非常让人分神的事情,也会造成力量的巨大损失——这份力量本来可以导向外部现实世界中共同的政治目标上。然而,它现在却被导向自身内部,导向我们在校园里创造的乌托邦小圈子。

Q:那么,学术界是否也应为美国自由主义陷入关于身份的道德恐慌而负部分责任?

马克·里拉:是的,因为民主党已经变成了受过教育的精英的政党。那些思考和决定政治策略的人都受过大学教育。共和党的网页上就有“美国再启程的原则”,点击它,你就会看到对于共和党来说极其重要的11个问题,以宪法开头,以移民问题结尾。然而,民主党没有类似的链接。相反,你可以点击17个其他组织的链接。身份政治已经影响了政党内人们的想法。

我认为自由主义的两项基本原则就是法律面前的平等保护以及团结。我们已经失去了这样的叙述,我们没能以一种囊括所有人的方式阐述我们的核心原则。

Q:在政治正确上,自由派学者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马克·里拉:两件事。其一,校园里少有共和党员,对共和党员、保守派和福音派还存在不包容和敌视现象。因此,自由派学者不会和其他人产生摩擦。

其二,让我觉得很惊奇的是,他们不看福克斯新闻。我们处在一个泡泡里,正如福克斯新闻的那些人也处在泡泡里一样。你需要去看看你的对手是谁,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当然,有些幻想是很便利的,比如想象他们都是种族主义者,或者特朗普当选只是一种“白人反击”(whitelash)。自由派学者需要接触保守派的观点,让保守派的讲师和教授留在校园里,不断学习,搭建桥梁。

Q:您已经成了反政治正确的标杆人物。感觉怎么样?

马克·里拉: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Katherine Franke的文章。

Q:看过。她将您比作大卫·杜克。

马克·里拉:是的,她说我们俩只不过穿着不同的外衣,做的事情是一样的。这其实是一种诋毁,而不是论证。我的基本反应就是:我已陈述完毕,法官大人。

Q:您是白人,您是男性,您也是异性恋。那您是否是进行这项论证的最佳人选?

马克·里拉:论证就是论证,无需多言。

Q:美国有一段很长的反智主义历史,但是这次选举揭示了对专业知识,以及对大学等生产专业知识的机构的广泛不信任。人们对学者的信任已经降到最低点?

马克·里拉:肯定是这样的。一部分是因为大学的公众形象,学校里全都是被宠坏的、享有特权的教授和学生们,他们投入到一些疯狂的事件中。他们很势利,看不起其他人的工作、观点和宗教信仰。

塔克·卡尔逊的节目有一个叫“Campus Craziness”的栏目,节目中90%的例子都是非常疯狂的。它们印证了公众对学术和知识的想像。你甚至还可以把这种态度与对气候变化的怀疑联系起来。尼克·克里斯托夫(Nick Kristof)在他近期的专栏里面指出,现在人们使用“academic”时不是在指学术,而是在表达完全脱离现实的意思。

在当今社会,我们似乎不能恰当地在真实和虚构之间划一条线。

在这里大学是站在最前列的,教授们说服自己和学生们,所有的话语都是出自某个视角,没有不偏不倚的观点,某些人是不能针对某些事件发声的。在90年代的索卡尔事件中,我们才经历过这些。

这是个相当美国式的做法,我不仅仅要决定自己的生活——因为我是自由的——以及通过现代医疗和科技决定自己的身体状态,还要自己来辨别什么是真相。这才是终极自由。

Q:知识分子在特朗普时代能做些什么?他们似乎在被极度边缘化。

马克·里拉: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是——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也是一样——要有分寸感。鉴于面临挑战的不仅仅是我这样的党派自由人士,学术生活和对真理的追求也面临着挑战,我们必须将注意和精力放在真正的大问题上。我们的焦点必须放在大学围墙之外,放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我们应该鼓励学生们去接触更广阔的世界,而不仅仅是关注自己。

(翻译:汪云琪)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来源:高等教育纪事

原标题:Campus Identity Politics Is Dooming Liberal Causes, a Professor Charges

最新更新时间:12/25 13:38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