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界诱惑和压迫无法忽视的时刻，如何保持个人的人格？在人生遭遇忧患痛苦之时，如何才能获取精神的安慰？在学问和事业遭遇挫折时，如何才能继续向前？

“复杂性”几乎是一个旧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在KOL时代所能带给我们最有益的启迪之一。

陈寅恪史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看历史的聚焦点始终都是在“人”的身上，他的历史世界的主角，是中古士大夫，是活生生的人物、人格，而非事件、制度、结构。

“宠妻”这个概念在原来言情剧中不常见，而现在的甜宠剧最终都是要结婚的，女主都会成为妻子。这也说明，结婚是大部分异性恋女性观众对两性关系最终归宿的美好想象。

地图指引着地利之便，人类则用行走中获得的新知识与视角修改地图，地表上没有什么亘古不变。

变人/替代人一方面动摇了人类对自己不可取代的信仰，而另一方面预示着“更健全、更精密、更升级一步”的要求的后果：制造出新的奴隶和怪物。

斯密真正强调的是贸易和商业在创造财富和提升个人自由方面的重要性，以及这一过程中所需的慷慨、互惠和外部机构的规范性作用——经济活动不能从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中分割开来。

一方面，人人生而平等、社会民主的观念不容许少数人凭借知识凌驾于众人之上，进而引发反智思潮。另一方面，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又采取由上而下的反智措施来打压民众的反叛。

本周『思想界』，我们关注成人试穿优衣库童装引发的争议以及政协委员建议取消中小学阶段英语主课地位。

将陈映真的小说与格雷伯和韦伯结合来看，它们似乎指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当就业环境不再如人所愿，当“天职观”信仰无处不在，身处其中的人们是否将被工作湮没——而即使是狗屁工作，人也难以动弹更遑论逃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