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格夫人生育节制思想的被接受或被排斥，都说明了，一种思想的命运，确实常由思想之外的事物来决定。

我们理想的可能性就像阳光下的雪一样消融掉了。我们分道扬镳，在各自选定的路上走下去。既然如此，那么是否从一开始就不该有什么梦想？答案是，不。

用监控手段敦促员工努力工作看似对雇主有利，但种种研究揭示了，毫无意义的工作和日益严苛的监管手段会给雇主和员工带来双输的局面。

在足球与极限飞盘场地之争背后，我们也能以管窥豹，看到欧洲足球与美国体育观念上的差异、商品美学之下的主流与反叛话语，以及飞盘所反映出白领的自我身份塑造与认同。

了解消费者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为我们解读“雪糕刺客”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文明与帝国的思想画廊里，詹尼弗·皮茨的《转向帝国》重新发现了斯密——一个伟大却又受到长久忽视的文明帝国构想者，一位用心思索文明变迁，乃至文明之本源与普遍秩序的政治哲人。

“如果我们认真想想自己因何愤怒，想想什么需要改变，就有可能带来怎样的改变。”

“被边缘化的动物们，不得其所的命运若要有所改变，还有待更多人愿意了解，”在《它乡何处》一书中，黄宗洁将城市空间视为思考动物议题的开端。

将妇女本身的处境重新置于这一论争的核心位置，超越一切基于意识形态的论辩与博弈，真正走进个体的经验领域，是人们理解堕胎这一文化问题的重要一步。

在《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一书中，普通人的回忆为我们展现了私人生活如何同邪恶体制共谋，又如何最终被其反噬与倾轧的。在对作者康拉德·H·雅劳施的专访中，他也分析了个人遭遇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