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消费者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为我们解读“雪糕刺客”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文明与帝国的思想画廊里，詹尼弗·皮茨的《转向帝国》重新发现了斯密——一个伟大却又受到长久忽视的文明帝国构想者，一位用心思索文明变迁，乃至文明之本源与普遍秩序的政治哲人。

“如果我们认真想想自己因何愤怒，想想什么需要改变，就有可能带来怎样的改变。”

“被边缘化的动物们，不得其所的命运若要有所改变，还有待更多人愿意了解，”在《它乡何处》一书中，黄宗洁将城市空间视为思考动物议题的开端。

将妇女本身的处境重新置于这一论争的核心位置，超越一切基于意识形态的论辩与博弈，真正走进个体的经验领域，是人们理解堕胎这一文化问题的重要一步。

在《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一书中，普通人的回忆为我们展现了私人生活如何同邪恶体制共谋，又如何最终被其反噬与倾轧的。在对作者康拉德·H·雅劳施的专访中，他也分析了个人遭遇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

用户和互联网APP之间的关系，正如赌徒和赌博业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严重的“不对称合谋”，赌徒和用户追求忘却烦恼的“迷境”，赌博业和互联网追求的是最大化金钱和使用时间收益。

可乐成为以物易物的硬通货，“非必需品”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回心理平衡。可乐之外，人们还需要囤更多的东西维系习以为常的现代生活。

德国学者在一百年前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认为亚当·斯密两部著作的基本观点是不兼容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由此否定英美主流经济学对于斯密经济学的认知和推崇。

竹内好曾经慨叹过，日本的社会科学与文学没有找到共同语言，这影响了思想运动的涵盖面，削弱了思想立足于国民生活的可能性。他一生正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不断推进着这种促使社会科学与文学结合的“共同语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