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边缘化的动物们，不得其所的命运若要有所改变，还有待更多人愿意了解，”在《它乡何处》一书中，黄宗洁将城市空间视为思考动物议题的开端。

将妇女本身的处境重新置于这一论争的核心位置，超越一切基于意识形态的论辩与博弈，真正走进个体的经验领域，是人们理解堕胎这一文化问题的重要一步。

在《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一书中，普通人的回忆为我们展现了私人生活如何同邪恶体制共谋，又如何最终被其反噬与倾轧的。在对作者康拉德·H·雅劳施的专访中，他也分析了个人遭遇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

用户和互联网APP之间的关系，正如赌徒和赌博业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严重的“不对称合谋”，赌徒和用户追求忘却烦恼的“迷境”，赌博业和互联网追求的是最大化金钱和使用时间收益。

可乐成为以物易物的硬通货，“非必需品”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回心理平衡。可乐之外，人们还需要囤更多的东西维系习以为常的现代生活。

德国学者在一百年前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认为亚当·斯密两部著作的基本观点是不兼容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由此否定英美主流经济学对于斯密经济学的认知和推崇。

竹内好曾经慨叹过，日本的社会科学与文学没有找到共同语言，这影响了思想运动的涵盖面，削弱了思想立足于国民生活的可能性。他一生正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不断推进着这种促使社会科学与文学结合的“共同语言”的形成。

要解开关于《贝尔法斯特》的困惑，我们必须回到上个世纪60年代，深入了解爱尔兰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经济困境、宗教冲突、移民潮……

在谈及哈佛女孩刘亦婷和谷爱凌等事例时，桑德尔认为崇拜个人成功故事的危险在于，它们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不再关注如何为更广泛的社会公正创造条件。

缺乏预期或者陷入重复让我们感觉虚无，而在认清虚无之后，仍要好好建设人生，回到具体的行动之中，以工作与爱与之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