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思想界』，我们关注被刷屏的龙应台港大演讲。

在龙应台的港大演讲现场，一首齐声合唱的《我的祖国》勾起了二战后全球左翼思潮和左翼运动史在几代人内心的记忆和共鸣，然而演讲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两岸三地的不同反应，则揭示了内战、冷战以及后冷战时期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香港与内地，以及今天的香港人和自己的历史之间刻下的巨大鸿沟，如何重述历史，寻求弥合之道，建立新的共识，是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

过去一周，台湾作家、前文化部长龙应台今年10月在香港大学的一场演讲视频在网络上持续“刷屏”，在两岸三地的网民中间引发或骄傲感动、或困惑不解、或戏谑嘲讽的种种情绪。在这场名为《一首歌，一个时代》的演讲中，龙应台询问现场观众“你的启蒙歌曲是什么”，坐在第一排的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周立伟回答，是他上大学时师兄教唱的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并没有听过这首歌的龙应台随即追问“这首歌怎么唱”，周立伟便和现场许多观众一起合唱了起来。在一片“台湾前文化部长被红歌打脸”的声音中，龙应台亲自撰文回应，称“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罢了”。这一去政治化的解读立刻引起了更大的争议。

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研究学院博士后王洁莹在《大河不是大河，是唱“红歌”的70年代香港》一文中梳理了上世纪70年代香港学生运动的历史，指出大河并不只是大河，它的背后是一段被淹没的香港历史，是一代殖民地爱国知识精英的集体记忆。

香港的“红歌记忆”源于“后六七”时代的香港学生运动。“六七抗议运动”是香港爱国左翼呼应内地文革发动的激进的暴力抵抗运动，也是二战后内地统战工作和全球左翼思潮联合作用的结果。“六七”之后的七十年代，香港先后受到股灾、石油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贪腐、犯罪和街头暴力愈演愈烈，导致市民对港英政府失去信任，香港的年轻人开始对红色的内地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开启了香港殖民历史上的一个学运高潮，其中以1968年至1970年争取将中文列为官方语言的“中文运动”和1971年反对美国将钓鱼岛划归日本的“保钓运动”最为著名。而在“保钓运动”中提出的“跨越党派的统一战线”，也标志着香港的学生运动向“认识中国，关心社会”的更广泛议题转向。

保钓运动之后，香港大学学生会组织了首次“回国观光团”，从广州到北京，观光团的20多名成员受到了各地官员的亲切接待，对文革中的中国产生了很好的观感。观光团回港之后，举办了汇报会和“中国周”活动，在学生中间引发强烈反响，1974年的学联大会顺应潮流，确立了“放眼世界、认识中国，改革社会”的学运方针，并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反对台独港独，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而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学运内部也存在分歧：“国粹派”强调配合中共政策，以中国利益为大前提，维持香港现状，并认同内地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社会派”则侧重改革香港社会，同时对当时中国是否在实行社会主义持怀疑态度。但双方均信奉社会主义理想，认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必然回国祖国。

毛泽东逝世之后，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复出，使国粹派士气大挫，随后几年的学运派系对垒已不复存在，但对中国依然关注。1979年又发起了第二次中文运动，督促政府进一步提高中文地位，推进母语教学。浸会大学副校长周立伟1979年进入港大学习，很可能是第二次中文运动的参与者。

而在香港文化研究学者刘昕亭看来，曾经波澜壮阔的爱国左翼斗争历史，曾经反殖民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历史，已经无法整合进今日有效的香港表述之中，也不足以让我们应对和认识今日的香港社会。今天的香港，已经成为一罐奶粉都能引爆危机的“超政治化”城市。香港本土经济一蹶不振，来自内地的压力却与日俱增，从日常生活摩擦到生存资源竞争，从一罐奶粉到一张选票，香港与内地之间日益脆弱的连接纽带时常一触即发。

刘昕亭认为，香港和台湾问题作为现代中国革命“遗留”问题，既是一个中国内部的核心关切，又无法脱离冷战与后冷战情境，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调整与变迁过程。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重挫，使得全球左翼逐渐放弃了在传统阶级议题上的斗争，转而投身身份政治和文化差异的战场。在几乎不可逆转的“流动的现代性”和金融资本“去辖域化”的历史进程中，本土保护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几乎成为普通民众唯一可以倚重的政治信念。

回归后的香港青年需要面对的，是如何重新想象自己的文化身份，如何再度讲述自己的历史渊源，如何在“香港人”之外再度成为一个“中国香港人”的心理调试。因此，在翻检曾经共同的文化记忆、寻找新的统识表述的意义上，《我的祖国》或许正是“探索21世纪国际主义的可能性”的开始。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在23日接受凤凰网采访时，也就龙应台事件发表了看法。汪晖表示，一方面，在香港，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年龄层的人都会唱《我的祖国》这首歌，说明20世纪中国的历史记忆凝聚在这几代人心里；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内战和冷战所造成的两岸分割局面，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的结果，也体现在历史记忆的分割上，事实上，龙应台本人的历史记忆也是被她所写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分割开的。汪晖认为，一个值得提出并探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重塑历史记忆，如何克服这种分割感，他从《我的祖国》的歌声里听到了一种超越的可能性。

而对于龙应台2009年的著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清史学家杨念群曾经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提出过批判。杨念群认为，这种将失败者和胜利者并置，用“人道”的眼泪粘合剂把他们强行黏在一起的做法，恰恰是将这些战争中的普通人抛回到了生存的虚无中，遮蔽了历史发生的线索和真实原因，甚至可能给战争的发动者以开脱的理由。杨念群认为，对牺牲价值高低的判断永远都是见仁见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简单粗暴地认为，所有民众在战争中的付出都是等值的，为解放军打仗和为日寇监工，都是炮灰、可怜虫。对于历史书写而言，我们要避免遁回“正义论”的老框架中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采用这种“炮灰论”，就可以不去厘清牺牲付出的缘由，不去区分信仰不同的价值的人所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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