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杜拉斯谈论杜拉斯时，她在谈论些什么？ 

《杜拉斯谈杜拉斯》一书是莉奥波迪娜·帕洛塔·德拉·托雷与杜拉斯之间展开的漫长对话，从她喃喃絮语的异乡童年，到她高声独白的创作生涯，从写作、爱情再到日常生活，晚年的杜拉斯谈论着自己一生的故事，却又留下无数悬而未决的想象。从西贡到巴黎，从女儿、妻子、母亲和情人的数重性别身份，再到写作、导演、编剧和戏剧之间的艺术跨界……杜拉斯自如游走于身份与疆域、真相与言说之间，她创造了张力，找到了让时间与万物在她的国度之中悬停的方式。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节选了《杜拉斯谈杜拉斯》的部分内容，或可让我们一窥，关于她在亚洲的童年与流浪，关于她对共产主义和法国政治的看法，关于她的写作激情与读者对《情人》的误解，杜拉斯到底是如何谈论杜拉斯的。

一、童年：我以动物般的依恋来对待生命

你出生于离西贡几公里的嘉定，随后跟着家人搬了好几次家，搬到永隆、沙沥。十八岁以前，你都住在当时还是法国殖民地的越南。你觉得你的童年很特别吗？

我有时候会想，我全部的书写就是于焉而生，源自水稻田、丛林、寂寞。那个瘦巴巴又神经兮兮的孩子的童年，白人女童过客，比起法国人来更像是个越南人，总是光着脚，没有时间概念，什么也不会，惯于观看河上的漫漫薄暮，整张脸被太阳照得燃烧了起来。

层层记忆与你的书写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的回忆如电光石火，如此强烈，强烈到非笔墨能形容。这样才更好，你不觉得吗？

印度支那的童年是你想象力不可或缺的参照。

童年的强度是永远也比不上的。司汤达说得对：“童年是无止境的。”

你在书中和电影里所重建的远东，是一个没落的、倾颓的远东。不知真实程度如何？

我在那生活的时候殖民主义方兴未艾，从我回法国以后，就再也没回去过。1何况，所谓写实主义的真实性与我无关。

你很小就习惯四处漂泊、搬家和城市迁徙。

因为我父亲是殖民地公务员的关系。我小时候从来都不会注意看房子，向来无须留心房子里面的东西或家具。何况，我全部都很熟，我可以闭着眼睛，跟动物一样在黑暗中来去自如。有些地方我还记得，我们受不了大人的时候就会到这些地方避难。从那时起，我就一直都在寻找一个地方，我永远都到不了那个我想去的地方。是的，我过着流浪的生活，你要这么说也行。

甚至可以说是流放，你永别故居都快五十个年头了。

我相信它会跟着我一辈子。就如同犹太人一般，颠沛流离。正是由于它离我如此遥远，它缺席了的这个事实，使得我所带走的一切都变得更加强烈。

在你看来，童年的特殊际遇以何种方式让你之所以为你？

某种野性的习气还留在我身上，至今依然，我以动物般的依恋来对待生命。

二、巴黎岁月：“我写作的时候，会忘了所有意识形态、所有文化记忆”

回头谈谈你刚到巴黎的前几年，谈谈“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正风光的那几年。当时左派大获全胜，莱昂·布鲁姆（法国政治家、作家，1936年当选人民阵线联合政府领袖）赢得这场选举，许多知识分子：纪德、贝尔纳诺斯、马乐侯、莫里亚克还夹杂在人群中，纷纷表态支持。

当时我并没有真的参与。政治对我来说极其遥远。我觉得自己正年轻，才管不了这么多。比方说，马乐侯的口才和表态——他很久以后才成为文化部长，可是我早就不经意地在电视上稍微有点注意到他了——那时候我已经觉得他口若悬河。

可是，你不参与政治活动的时间相当短，因为，你跟罗贝尔·昂泰尔姆结了婚，几年后他就出版了像《人性空间》这样的政治性书籍，而不久之后大战就爆发了，你还入了共产党。为什么？

我必须走出寂寞，走出我深陷其中的寂寞。我没有归属感，所以才进到某个团体，某种可以彼此分享的集体意识。我虽然知道古拉格、斯大林主义、西伯利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九三四年大屠杀，可是我登记入党，等于是放下自己的命运转而认同党的命运。同样的，我的不幸也会成为阶级不幸。

你在法国共产党行列中待了八年，有什么结论？

我到现在还是个共产党员，在共产主义中找不到自己的共产党员。一个人必须搞自闭、神经质、又聋又瞎，诸如此类的，才能加入某个政党。我在法国共产党那里担任区秘书，当了好多年，并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我没有发觉工人阶级是因为自己懦弱才成了受害者，无产阶级也一样，他们坐以待毙，不想办法突破自己环境的种种限制。

你是个知识分子，而且还写作。在党内，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

头几年，我偷偷写。同志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好几张文凭。他们遵奉极其严厉的生活教条，阅读和写书则不在强制规定和预定计划之内。读写有点像是理论性犯罪，对抑制人心的党的信条有损，会使其失去效用。总之，他们最后还是编派了一个罪名给我。我开拍《黄色太阳》（由杜拉斯编剧与导演的电影，于1971 年上映）的时候，他们指责我反共产党，阻止我继续拍摄，还试图强迫我过夫妻生活，过家庭生活。“跟所有其他党员一样。”他们说。后来有一份书面报告揭发我经常出入酒吧，造成轩然大波，还因为我跟两个男人同居：我的旧情人与新情人。

曾经加入法国共产党的经验，对你的作品有所制约吗？

要是如此的话，我就不是个货真价实的作家。我写作的时候，会忘了所有意识形态、所有文化记忆。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面可能带有某些政治方面的意涵：母亲独白时提到悲惨穷困，还有针对殖民地做的叙述；不过这些都还攸关一个绝望女人的内心辩证。我相信作家不是为了发出讯息给读者才写：作家写的时候眼里只有自己，只会想到如何打破之前的风格，每次都是再创新。

六八年五月让你学到最珍贵的一课是什么？

一九六八年五月、布拉格之春，它们是比任何政治胜利还更珍贵的政治失败，因为它们造成了意识形态的真空。

不知何去何从，我们在那几天里就是这样，只知道走上街头，只知道要行动，几乎可以说完全没考虑到后果、矛盾：我们学到的就是这些。可是我不禁扪心自问，身为作家，难道能够不冲撞矛盾吗？不能。好的叙述者更不能。很显然，提议完全废除意识形态，对像法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并不容易，自古以来，任何历史阶段，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抗命者”这个词的定义，因为打从孩提时期，就开始有人对我们的生命发号施令，驱离我们生命中不守秩序的一切。而权力正是扎根在这份对空的恐惧上，这种连最小的泛流危险都要筑坝阻拦的意愿上。

你对人类的未来和进步有什么看法？

机器人化、电信通信、信息化省去人类所有努力，最后也会削弱人类的创造力。其风险在于人类会被压扁，没有记忆。除此之外，还有斗争，斗争永无休止，日复一日，人类试图以发起斗争的方式来解决斗争本身的无法解决性；要不就老是因为得面对有没有上帝这个问题而斗争。

不过相比人类自己的问题，这一点就算不上什么了。

你信上帝吗？

唯有当我们被虚空围绕时，神才会住进我们心中，但这无济于事。不信上帝，只不过又是另一种信仰罢了。我怀疑真有可能什么都不信吗？什么都不信，就等于去除我们一生最爱的所有意义、一切永恒。一切都将成为它本身的一种目的，而丧失了结果。不过我们也不能排除兴许这正是——人类的未来。

依你之见，人类可以奢谈幸福吗？

幸福，是一个词，永远也不该说出来。我们赋予这个词的意义本身就害它误入歧途，它会面临一个超出自己意义之外的有效范围：无法达到，极其神秘。

三、写作历程：万万没想到大家会把《情人》当成一本通俗小说

促使你从事写作的原因？

我感受到需要在白纸上重建某样东西的急迫性，却没有力量完全做到。那个年代，我大量阅读，而且不可避免的，写作的急迫性是如此强烈，乃至于我意识不到自己究竟受到什么影响。作家得等到第二本书的时候，才会看清楚自己的写作方向，因为此时我们已经慢慢摆脱对自己从事文学这一念头的迷惑。

写《情人》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某种快乐。这本书走出晦暗——我将自己的童年流放进去了的晦暗，而且它毫无规则可言。一连串彼此没有关联的片断，我找到了也放弃了的片断，但我不曾在此停留，既没有宣告它们的到来，也没有帮它们作出结论。

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说出这段你自己都定义为不可告人的故事呢？

我摆脱了疾病、疲劳，这给了我渴望，让我想在这么长的时间后重新回头审视我自己。跟灵感无关，我比较会把它看成一种书写的感觉。《情人》是个野蛮的文本：而我身上这粗暴的一面，则是透过扬·安德烈亚的《M.D.》（玛格丽特·杜拉斯）一书，才发现的。

小说中的人物和场景符合实际情形吗？

这么些年，这么多往事，我八成撒过谎。当时母亲还活着，我不希望她发现某些事。然后，有一天，她过世了，剩我一个人，我就想：现在为什么不说出真相呢？《情人》里的每件事都是真的：服装、我母亲的愤怒、她让我们咽下去的淡而无味的食物、中国情人的豪华房车。

就连他给你钱也是真的？

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找个亿万富翁，把他送给我家。他送我礼物，我们搭车兜风，他还请我们全家上西贡最贵的餐厅。席间，没有人跟他讲半句话，殖民地的白人有点种族歧视，我家人说他们讨厌他。当然，只要涉及金钱，家人就视若无睹。好歹我们不用卖掉或典当家具来求温饱了。

《情人》一书光在法国就卖了一百五十万本，还被翻译成二十六国语言。这本书如此畅销，你怎么解释？

原本我的编辑热罗姆·兰东（法国午夜出版社前社长）才印了五千本！几天就销售一空。一个月内加印了两万本，于是我就不担心了。我把这本书搁在一边，没再打开过，我一直都这么做。有人对我说过：爱，是保证成功的主题。

可我写《情人》时想的并不是爱。我甚至还想用这些反正我已经处理过的主题来让读者感到无聊，激怒他们。我重拾这些故事，万万没想到大家竟然会把它当成一本通俗小说来看。

还有什么其他原因，令这本书大卖呢？

这本书，我认为，传递出了我每天因为写作十个钟头而享有的极大乐趣。通常法国文学都搞混了，误以为严肃认真的书就会很无聊。其实，读者之所以看不下去自己正在看的书，是因为这些书都自负得不得了，充斥着想反映出别样东西的愚蠢自负......

你知道你如今已誉满全球，因为这件事——有时候就光因为一件事——写了《情人》？

终于，大家再也不能说杜拉斯只会写些“理性的玩意儿”......

《情人》是一本满溢文学气息的书，悖论的是，它看起来离文学却差之远矣。读者看不到它有何文学之处，他们根本就不该看到技巧，就这样。

你相信心理分析吗？

我们可以这么说，弗洛伊德是一个伟大且易懂的作家。

至于弗洛伊德学说，则是一门散发着香气的学科，自己绕着自己在打转，跟惯例相比，它使用一种错误的语言，对外面的世界影响越来越少。总归一句，我对精神分析缺乏兴趣。我不认为我有需要，或许也因为我写作的关系才不需要。可是针对心理疾病，我不认为只需要意识到自己神经过敏，它就会痊愈，这是不够的。

自一九四三年到现在（1989年），你已经发行了十五本小说，还没算上电影剧本和戏剧。每次一本书快问世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

只要还没见天日，每本书都会对自己即将诞生、就快出来了感到害怕。仿佛我们身体里面带着一个人，这个人说他很累，说他要安静，他要寂寞，他要慢慢来。一旦出来了，

这一切皆消失，快如迅雷。

为了变成什么呢？

变成属于每个人的东西，属于所有将它捧在手中、将它占为己有的人。作家必须把书从书写的牢笼中释放出来，让它有生命，可以运行，可以让别人做梦。有人告诉我，有一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广岛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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