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前夕，国民党元老、蒋介石的智囊戴季陶写了一本书《日本论》，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至今仍然是研究日本的重要参考书。在这本书里，作者为一位人物独辟一章，并高度评价他是“近代日本的第一个恩人”。

他就是明治维新的功臣之一、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先行者板垣退助。

一

幕末风云时期，腰插双刀的日本武士中涌现出一批豪杰，板垣退助是其中气质独特的一位。

板垣1837年生于地处边陲的土佐藩，自幼便不相信鬼神。他曾经把村里稻荷神社的护身符弃于茅坑，以试验有无神罚。当时日本人有食物禁忌的迷信，但他招集众人一同试吃，证明无害。

23岁时，板垣参加藩政，主管军事。后来，他被派驻江户，开始广结天下英杰，视野大开。当时的尊王攘夷运动风起云涌，各个藩国都面临抉择。土佐藩的掌权者主张“公武合体”，对藩内尊王攘夷派进行残酷镇压。板垣不满此举，毅然辞职，到京都学习军事。学成后又返回土佐藩，专事军事改革,等待时机。

1868年，维新派与幕府之间的决战爆发。在板垣等人的推动下,土佐藩举兵加入讨幕派。板垣本人被任命为总督府参谋,率兵转战各地，建树战功。在攻打德川家族老家日光市时，板垣说服幕军与政府军，避免在德川氏家庙日光东照宫交战。后来日光东照宫中专门设立了板垣退助的铜像，以表彰他为保护贵重文物所做出的贡献。

天下板荡之际，板垣和许多武士一样，希望建功沙场，博取功名。一场战役却对这位军人产生了关键性影响，最终推动他走向了与其他维新领袖不同的人生道路。

若松城是日本强藩会津藩的据点，1869年被维新政府军围困。若松城城高池深，并有会津藩强兵把守。板垣指挥的土佐藩兵是攻城的主力，他以为会遭遇一场恶战，决心葬身若松城下。出乎意料的是，敌方并没有顽固抵抗，城池最终被攻陷，会津藩主投降。

 “会津乃天下首屈一指之强藩，政善民富，若上下一心杀敌报国，我不满5000之官军岂能轻易降之”，后来板垣回忆说，“怎料一般人民偕妻子带家财，四散逃生，无一人与我为敌，且纷纷来投……我深感奇观，至今难以忘怀。”

板垣由此认识到，不以人民为基础的政府和国家是怎样的脆弱。万民不能共享乐，国家就会灭亡，因而必须实现“四民平等”。

战争结束了，明治政府的权威得以确立。作为一员武将，板垣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排名仅在西乡隆盛之后的军事英雄。他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隈重信等一同被任命为参议，参与大政，成为明治政府的中心势力。

这些三四十岁的武士们个个心雄万夫，踌躇满志，开始引导这个国家走向新的道路。遗憾的是，仅仅几年之后，这些新政治家们就因为国家发展战略而分道扬镳。

二

革命成功之后，为革命而卖命的并不一定成为胜利的受益者。日本武士为推翻幕府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们很快发现，自己不但没有获得犒赏，反而成为了改革的对象。明治政府废藩置县、征兵制度、剥夺士族特权等各项改革措施，动摇了日本数百年的封建制度，也摧毁了武士的精英地位，许多武士甚至生计困难。因此，武士阶层的沮丧和愤恨日益增长。

于是，板垣退助和西乡隆盛等政治家主张，以征服朝鲜的军事行动来安抚武士们的不满。但是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通过访问欧美国家认识到，日本应该首先解“内治之急”，进行国内改革，因而坚决反对对外开战。

这场论战后来扩大到对整个国家目标的评估，最终以反对派获胜而告终。维新政府发生了分裂，西乡隆盛、板桓退助、江藤新平等多位维新功臣离开中央政府，联袂下野。明治政府演变为寡头政治，开始以铁腕推动日本的近代化。

和回到家乡隐居不出的西乡隆盛不同，板垣仍然关注政治。这时西方人文思想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尤其是鼓吹万民平等、独立自主的学说，对精英人士影响很大。板垣以欧美的自由民权思想为工具，积极介入日本政治运动。

1874年，板垣退助和参议副岛种臣、后藤象次郎、江藤新平等8人组织“爱国公党”，开启了日本自由民权运动。这是日本最初的政治结社，之所以称为"公党"，主要是为了和一直以来的私党或朋党区别开来，表明以天下政治为使命。

爱国公党向政府提出《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提出国家振救之道，“唯在张天下之公议。张天下之公议，唯立民选议院耳”。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学且智，而速进于开明之域之道”。它驳斥了那些认为民智未开、时机不成熟等理论，直言不讳地说：“夫人民对政府有纳税义务者，则对其政府之事有与知可否之权。”

《建白书》第一次正面向寡头统治提出挑战，标志着一场宏大的社会运动的开端。但是，它的要求并没有被政府接受。因为大久保利通等政治寡头不愿意与人民分享权利。他们的理由是，日本要在列强环伺的世界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掌握改革的方向和速度，通过实行一定程度的专制主义推进工业化。

板垣则认为，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也是日本实现社会、政治变革的大好机会，民众不应该被摒弃在外，否则民众的权利和利益得不到保障。板垣回到故乡后，组织成立“立志社”，研究和普及西洋思想。立志社的章程宣称，所有日本人都被平等地赋予生存权、自主权、财产权、营生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权利“没有任何人能够剥夺”。此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被介绍进来，在一部分精英中流传。卢梭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板垣，也为他所推动的自由民权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

卢梭的思想引发了法国大革命，也让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人士深受鼓舞。特别是1877年，西乡隆盛在鹿儿岛率领士族起事反对明治政府，得到许多立志社成员响应。他们图谋武装起义颠覆政府，实行立宪政治。让他们失望的是，半年后西乡隆盛兵败自杀。在此3年前，和板垣一起发起“爱国公会”、共同起草《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的江藤新平也在家乡起兵叛乱，结果不到3个月就失败被捕，枭首示众。

虽然同情江藤新平和西乡隆盛，但是板垣并不赞成他们的举动，也阻止自己的弟子参与武力反对政府。据说，听到江藤新平的死讯后，板垣说：“这样没有耐性的孺子，万万干不了大事！”板垣从来没有谋求武力推翻政府，而是把主要精力转向言论和宣传，谋求体制内改革。

1877年，立志社向政府发出了建议书，“为培植国民独立之根本及人民之安宁计，唯有设立民选议会，确立立宪政体之基础”。但是寡头政治的执政者不想与人民分享权力，傲然地声称人民“愚昧无知、胸无点墨”，即使人民代表也需要教育。不过，这份建议书被大量印刷，流传到了全国。

三

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传播，板垣退助的家乡俨然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圣地。板垣本人也被奉为自由民权论的先觉，农民中一度流传“板垣公救世”的神话。日本出现了无数政治社团，报纸也进入言论集会的黄金时代，竞相呼吁自由民权运动，叫喊自由民权的声浪逐渐弥漫岛国。

1879年下半年，各种力量汇成一股洪流，演变成如火如荼的国会开设请愿运动。许多国民主动起草宪法，当时由集体或个人起草的日本宪法草案达数十种。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由被统治者自由讨论“国家的理想状态”，并为实现这一理想状态而开展行动，故使当政者惊慌不已。

陆军参谋本部首脑山县有朋担心，民权运动领导人在时机到来时会推翻政府。他对伊藤博文说：“我们耽搁一天，邪恶的污染就会扩散到更多地方，渗入年轻人的心灵，必然产生无法估量的罪恶。”但伊藤博文认为，立宪思想为世界大趋势，“一乡之心易制，一国之情难治；一国之形势易转，宇内之风气难回。现今之世界乃宇内大势之所推致，而非一国一州之事端也” 。

虽然当政者中也有不同意见，但是寡头统治集团总是试图限制舆论的自由表达和公民的结社权利，而且毫不犹豫地使用警察和法庭来扰乱和恐吓反对者。政府先后发布了《新闻报纸条例》和《谗谤律》，用来压制持不同政见者和新闻记者。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加快，被捕的新闻记者人数也在增加。

1880年4月，汇集了几乎所有自由民权派的“国会期成同盟”召开大会。同一天，政府发布了《公众集会条例》，给予警察相当大的权力去调査和管制政治团体的活动。所有的协会组织都被要求提交成员名单和组织章程，并被要求在召集公共集会之前获得官府批准。身着制服的警察会参加所有的集会和演讲，如果演讲者偏离了经过核准的题目或。演讲内容不利于公共安全，警察就会进行干预。该项法令也否决了士兵、警察、教师，乃至学生出席政治集会的权利。

由于警察拒绝批准，许多政治集会根本无法举行。此外，编辑和记者批评政府也会遭到罚款或监禁，有时连表面上看来羞羞答答的建议书也会遭受处罚。东京报纸《吾妻》的编辑被送进监狱关押两年，并罚款200日元，只是因为他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天皇与其他政府官员一样，都是民众的公仆。

然而潮流浩荡，政府的强权阻止不了如火如荼的自由民权运动。1880年11月，“国会期成同盟”在东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大会，公开宣称，除非达成开设国会的目的，不论经多少岁月，决不解散此一同盟。同盟代表向政府提交9万多人所签名的国会开设请愿书。43岁的板垣还亲自到各地方游说，推动全国国民运动。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明治政府最终同意，9年后，也就是在1890年开设民选议院、制定宪法，同时威胁说：“如仍有故意逞躁急煽事变，为害治安者，将绳以国法。”

四

1882年春天，板垣遇刺的消息震惊了日本。

政府承诺开国会、立宪法之后不久，板垣就在“国会期成同盟”的基础上成立了日本第一个政党——自由党，并众望所归地被选举为自由党总理。自由党章程第一条就明确提出“主张扩充我日本人民之自由，伸张及保全其权利”。几个新成立的政党都为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竞相在全国进行演说活动。 板垣为了宣传自由党的主张，也在各地进行演讲，南船北马地奔波。

1882年4月6日，板垣来到位于日本中部的岐阜市。当天晚上，他面对300多名听众，进行了两个小时演讲。演讲完毕退场时，一个壮汉手持白刃直刺板垣胸部，板垣翻身与之格斗，虽浑身鲜血，仍睥睨刺客，高声喝道：“板垣虽死，自由不死。”

当时，板垣在日本毁誉参半。有人视其为自由民权的圣人，有人认为他是破坏国体的国贼。时人怀疑凶手是政府指使，其实凶手就是一位误认板垣为“国贼”的小学教师。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北海道强制劳改，7年后宪法颁布时得到大赦出狱。他立即赶到东京，向板垣道歉。板垣原谅说：“你的行为是爱国，我不责备你。但在行动前仔细观察我的行动，就明白我不是国贼。今后如果发现我有害国家，可以再刺杀我。”

“板垣遇刺”的新闻被各报争相报道，由此改编的戏剧也搬上舞台，经常上演。板垣成为人们崇拜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偶像。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岐阜市仍然树立着一尊板垣的铜像，基座上就镌刻着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史的那句名言“板垣虽死，自由不死”。

在日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宪政体制问题上，有几种不同意见。有人主张学习法国宪法，议院采取一院制，实行普选制。另有政治家主张英国式宪法，实行限制选举的上下两院制，内阁必须以政党为基础。庙堂里的官员则倾向于普鲁士宪法，不承认政党内阁，主张上下两院的限制选举而参议国政。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欧美宪法，板垣远赴欧洲，考察西方先进国家的立宪政体。他与当时在欧洲考察宪政的伊藤博文等交换草拟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意见，还在法国会见了《悲惨世界》的作者雨果。

回国后板垣发现，自由党已经超出了和平的政治斗争，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党员在试图引向暴力斗争。他们主张普选制，全国人民都有参政权，为此不惜鼓动反政府运动。少数激进分子甚至组织了谋杀政府官员的“加波山事件”，还有人发动民众起义。在政府的强力镇压下，这些暴力斗争都以失败告终。政府更颁布《保安条例》，民权运动家被迫离开东京，拒不撤离者遭到拘捕。

作为体制内的改革派，板垣恐惧民粹主义，反对自由党被引向革命的社会主义。1884年，他解散了自由党。在其解党演说上，板垣引用汉朝老将军马援的故事说，自己将不屈不饶地为民权运动奉献生命："死生无常，旦夕不可测，强健如余者，又何足为赖？人云死而后已，若余不幸而死，乞诸位将我坟墓，湮没于秋草茫茫里。”

五

如果说1868年明治维新伊始是日本寻求建立新制度的起点，那么这个过程几乎耗费了整整一代人的努力。1889年2月11日，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并于1890年11月29日施行。

日本宪法虽然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但是明确规定了民众“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监禁、审讯及处罚”、“书信秘密不受侵犯”、“有言论、著作、印行、集会及结社之自由”等权利。能够把这些内容写入宪法，显然有板垣等民权活动家的功劳。很少有既得利益者愿意让渡权力，假如没有板垣退助，日本民众恐怕很难获得这些权利——尽管这些权利很有限，但是放眼当年皇权专制禁锢下的东亚，这是难能可贵的第一部民权宪法。

诚如戴季陶所说，“他（板垣）拿起当时刚译起的半部《民约论》，猛烈地主张自由民权。这一个运动，的确是日本一切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最大动力⋯⋯这一个民权运动，一方面使下层民众多少得到了一些自由，一方面也造成了现代产业文化的基础。至于日本的立宪制度，不用说是他直接的功劳，所以不但日本的农夫工人，应该感激他，就是那些阔老官，也没有不受他的恩惠的，更应该要感激他。”

宪法颁布、国会设立后，板垣组织成立“自由党”，成为日本国会的三大政党之一。自由党主张减轻地税、修改有关言论集会结社法律、修改选举法、修改国会法。板垣被选举为总理，开始了在宪法范围内的政党政治斗争。

1891年，板垣在东京神田演讲时再次遭袭。当时一个凶汉蹿上讲坛将板垣扑倒在地，但很快被制服。54岁的板垣慨然说道：“我与国家一样到达死的年龄，国家也有新陈代谢的必要。尽管如此，看起来还有些价值。”这番话获得了听众的喝彩。

1896年4月，板垣脱离自由党，就任伊藤内阁内务大臣的职位。因为当时日本尚没有政党内阁的先例，板垣身为政党的一员而加入内阁，必然引起官僚保守派的反对。所以板垣任职前，宣布脱离自由党，以示其不偏不党以尽职责。但是因为政见不合，板垣不久便辞职。

两年后，板垣领导的自由党和大隈重信领导的进步党合并，组织成立“宪政党”，其联合决议书说:“为期宪政之完成，有同一希望之党派相结合，组织一大政党，进一步努力以达其目的。”随后，板垣和大隈二人组织宪政党内阁。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政党内阁，由大隈任总理大臣兼任外务大臣，板垣任内务大臣，史称“隈板内阁”。不过，由于内讧，宪政党很快分裂，各组新党，日本最初的政党内阁仅四个月就解散了。

年过花甲的板垣自此从政界引退，但仍然从事为民众谋自由的社会运动，至死不休。甲午战争后，战败的大清政府把台湾割给日本。日本政府对台湾实施高压政策，台湾民众遭受不平等待遇，年过8旬的板垣在台湾看到这些情况非常痛苦，认为这是人道主义所不许的，于是发起“台湾同化会”，要求日本撤废统治台湾的特殊法律，给台湾人民一样的宪法权利。可惜，板垣一离开，“台湾同化会”就被日本的台湾总督查封了。

1919年，83岁板垣去世，而自由民权运动继续发展。当时明治天皇已经驾崩，日本进入了政党政治互动、以民意所趋为主的大正民主时期，社会上自由民主气息浓厚。

六

戴季陶曾在日本留学4年，后来又多次访问日本。每一次到日本，他都去拜望板垣退助。戴季陶看到，这位当年的讨幕健将、维新元勋和自由民权运动的老英雄门前冷落，生活穷苦，甚至每月总有一两回连米钱房钱都付不出。

这种窘困的景象让戴季陶大为感伤，他认为，如果没有板垣的奋斗，20世纪初的日本就不可能那么发达文明。这个“近代日本的第一恩人”晚年生活如此落魄，实在不应该。但是板垣本人安之若素，因为他从不希望升官发财。

1887年，日本政府决定实行“华族制”，维新功臣都被授予各种勋位，板垣名列伯爵之位。因为贵族制度和主张平民主义的自由民权精神相违背，板垣拒绝接受爵位。天皇再度传旨，谕其接受伯爵作为其维新勋劳的赏赐，板垣再辞。直到第三次，才不得不接受。根据规定，这些爵位是可以世袭的。但是板垣接受爵位后不久，就提倡“一代华族论”，并在其遗书上写道:“为了贯彻生前的主张，决不申请袭爵。”板垣死后，家人把伯爵之位还给了天皇。

1938年，也就是在板垣去世19年后，为了纪念日本宪法颁布50周年，雄伟壮观的日本国会议事堂中央大厅，树立起三位“宪法功劳者”的铜像，分别是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伊藤和大隈都活跃在朝堂之上，曾数度担任内阁总理，致力于自上而下地改革日本政治，而板垣则主要活跃于民间，自下而上地推动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殊为不易。

二战后，日本政府曾发行100日元和50元纸币，上面都绘有板垣的肖像。至今日本不少地方还树立着板垣的铜像，长须飘飘，凛凛如生。每天都有游客徘徊在铜像前，仰望着这位民权运动家的身影，向他献上敬意。